第六節 苛政猛於虎

假如一個城市與鄰近地方的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出現了重大的歧異,財富必然向較先進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地區傾斜,致使這地方出現了繁榮,這是因政治原因而造成了經濟形態的轉變,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非常明顯的例子。但我並不準備引用中國近代史來說明,在稍後直接討論香港的興旺史時,才作出詳細的分析。

近代西方亦有例子,如東、西柏林。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盟軍分割成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其首都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同樣被四國瓜分。一九四八年六月,西方三國建議將其佔領區合併,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立即封閉由其佔領區往柏林的公路及鐵路,藉此打消西方統一德國的計劃,或迫使西方退出柏林。

柏林是一個孤城,不能自給自足地獨立生存,美國既無法越過蘇聯佔領區,也無法對柏林提供日常的補給品,更不能用武力打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否則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軍於是採用空軍投擲日用品,補給支援柏林市內的二百萬居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蘇聯才取消封鎖。

東、西柏林並非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分裂為兩部分,一個由共產黨統治,另一個由民主政府統治。在兩套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之下,結果是,共產的東柏林的人民不斷逃往自由的西柏林,東柏林日益衰落,西柏林卻越來越繁榮。於是,東德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柏林圍牆,下令將越過圍牆的人全部槍殺。初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建築,後來終於演變成永久的「鐵幕」。結果,給圍在中間的西柏林變成了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東柏林卻一直衰落破敗下去。直至在一九九0年,柏林圍牆被東柏林的市民所推倒,東西德統一,才出現了轉機。

第二個例子是巴拿馬運河區。一九零三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並與剛成立的巴拿馬政府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使美國享有運河的開鑿權、永久使用權和控制權。在美軍佔領下,運河區非常繁榮,而運河區以外的地方,則混亂不堪。這局面與香港的情形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上,邊疆地區例如苗疆、蒙自一帶,常常與內地施行兩套不同的政制。中國是中央集權,而苗疆、蒙自地區則是「一國兩制」,實行「民族自治」土司制度,前者是比較自由的制度,後者則是封建的奴隸制度。在邊境民族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即不同政權、不同制度的交接地,會特別的繁榮,這是由於人口和物資流向較先進、政治和經濟較自由的地方,而作為交易中心的接壤地帶,則蒙受其利。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同類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蘇東坡」:在中蘇的邊界,由於中國的經濟較蘇聯蓬勃,許多蘇聯人便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售賣貨品。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方國家。因為加拿大的銷售稅率比美國高,溫哥華的居民經常開車一個半小時,往美國的伯明翰購物,甚至要加滿汽油,才啟程回加。伯明翰雖是小城市,商店卻其門若市,溫哥華比伯明翰大得多,商店就門庭冷清。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優勢,促進了某一地區的繁榮。

政治制度的優勢,亦必然促進一個地區的繁榮。墨西哥是由制度革命黨統治下的一黨威權,鄰近的美國則是民主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墨西哥人渴望自由,更加羨慕美國的富裕,大量偷渡到美國,而美墨交界的地方,亦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而中國傳統的「仁政」,亦是這個意思。儒家學派對「仁政」下了這樣的定義:減輕刑罰和賦稅,不打擾農務,壯丁便有閑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在家則事奉父兄長輩,在國家則事奉上級。(註十四)

「仁政」的最經典例子,是在夏朝的末期,其末代國王桀施行苛政、殘害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商國國王湯則施行仁政,他攻打東面,西夷的人民怨怒他;他攻打南面,北狄的人民怨怒他,埋怨:「為甚麼這麼晚還末攻打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接受湯的統治,盡早脫離桀的苛政。(註十五)推行仁政的結果是天下人民歸心,如百川匯海一樣,向仁政施行地集中,當然這就會促成當地的繁榮。

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苛政猛於虎」: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經過一處樹林,看到一位婦人在哭泣。孔子的一個弟子子路問她:「為甚麼妳哭的這麼傷心呢?」婦人說:「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兒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傷心。」子路很奇怪的間:「明知這裏有老虎,為甚麼不早搬走呢?」婦人哭得更傷心了..「因為這裏沒苛政!」(註十六)。這是從相反角度看同一問題,苛政把人民趕走,做成了當地的蕭條。

「苛政對人民的威脅,更超過了老虎。正如越南、柬蒲寨這些地區,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怎會是理想的居所呢?

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法治、民主、保障私有產權。哪一個政制適應時代潮流,適應人民的需要,財富及民心就會歸向它。

下一節我們會直接討論香港歷史,而早期香港的繁榮就是租界繁榮,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直接導致孤島式繁榮的因素,這個對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註十四:《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十五:《孟子.梁惠王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後,後來其蘇。』」

註十六:《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第五節 亂世佳人

人類(homo sapiens)這一物種,大概有十萬年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經濟形態。

在最初的九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來生活,在一萬年前,緊接著冰河時期之後,經濟形態分成了兩支,一支是畜牧,另一支是農耕,一直到了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汽機後,開始了工業時期,無論畜牧還是農耕,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工業化。二十世紀的後半段,是後工業時期,工業產品從匱乏變成了過剩,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產量最大的部門。現在則是資訊時期,資訊變成了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每段時期的經濟形態,都有不同的傾向。經濟形態的不同傾向,對大城市有什麼影響呢?

埃及文明始自尼羅河流域,昔年肥沃一片的田地,埃及古都(Thebes),現在是一片莽莽黃沙。這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原來的經濟形態不能夠存在,原來倚養農業經濟生存的大城市,不能不隨之衰落,這可算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亦有相同的例子,地方就是陝西。大家有沒有看過《黃土地》?看過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裏漫天遍地都是黃土,所以有「黃土高原」之稱,人們都是住在山洞,地理環境惡劣、生產困難,在民初時候,陝西市容尚存舊日的風貌,酒館妓寮到處都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十居七八沒有褲子,有幾戶人家,全家上下只有一條褲子,誰要外出,誰就穿上那條褲子,在家裏的人都是光著屁股。陝西正是貧窮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地步。

誰會知道,在二千年前,陝西曾經是全中國最繁榮的政治經濟中心?杜甫詩云:「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經是西周、秦、西漢、新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隋、唐等十三個王朝的首都,斷斷續續的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年之久,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比它作得更多、作得時間更長的「帝王州」。

西安現時的人口足足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口雖多,但經濟條件遠遠比不上沿海城市。早在秦朝,咸陽居住了百萬人,以當時的標準,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會,只有羅馬可相比擬。此地不但是交通中心,而且,方圓一千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為「膏腴沃野千里」,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因為霸佔了陝西這塊大糧倉,軍糧源源不絕,已構成了他戰勝項羽的必要條件。

陝西一帶之所之衰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八世紀時,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率領吐蕃與漢人混合兵團造反,政府則借回紇軍隊來反擊,大混戰之後,道路、溝渠和灌溉系統遭受全面的破壞,土地荒廢,無法再耕種。杜甫詩有云:「潼關百萬卒,往者散何速,遂令半秦民,狼藉為異物。」意思是,守住潼關的百萬軍隊,為何潰敗得這樣迅速?令到陝西一半人民,因此變成冤魂。大家大可想像當時殺傷和破壞的慘烈。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令到上游地區的沙漠化,下游則長期乾旱,無法種植農作物。因此,農田的面積日漸縮小,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其經濟力量日益萎縮,陝西遂從此失去了當政治重心的條件。

第二種經濟形態的變化,是經濟學術語所謂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由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意思是:某地方或某企業,從事某一特定經濟活動時,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或企業,有其天然優勝地方。舉例說,經營勞工密集的工業,在國內比香港有相對優勢,因為國內的土地價格和人工,遠遠比香港廉宜得多。從另一方面看,非洲的土地價格和人工,比中國更廉宜,是否就比中國更有相對優勢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工業除了講求廉價的土地和人工之外,還有種種的配套,例如交通、資訊、工人質素、集資便利、外匯進出方便、政府文件手續簡單......等等等等。非洲在這些方面太落後,故此在整體上,非洲工業相對中國工業,並無相對優勢。一個倚仗自然經濟形成的大城市,必然是因為該大城市在某經濟領域有相對優勢。但當經濟轉型後,該大城市未必能在新經濟領域中擁有相對優勢,因此不能保持繁榮。

我想舉的例子是英國。

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在一七八五年在曼徹斯特首先發明了動力織機,減低了生產成本,也解決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一八三零年,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連的鐵路開通了,這兩個城市同時變成了工業重鎮,由於紡織工業投資少、周轉快、利潤大,這兩個城市亦變得非常繁榮。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後工業時期,紡織這種早期的工業紛紛遷往亞洲的新興國家,情形就如近二十年,香港的製衣紡織業遷往大陸設廠生產,因為新興國家比英國更有相對優勢。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只有轉型的份兒,前者變成了一個金融城市,後者則是一個重要的港口。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片《亂世佳人》?戲中的城市阿特蘭大,是美國南部的著名城市,還有一個有名的城市,叫新奧爾良,這些南部的經濟重鎮,主要靠出產棉花和煙草而「發達」。直至南北戰爭時期,這兩大城市的繁榮已不復再,因為經濟形態已改變,北部的新興工業城市開始崛起,例如紐約和芝加哥,規模均遠較南方的農業城市為大。阿特蘭大和新奧爾良只有轉型,前者現在是東南部的批發和零售中心,可口可樂公司即以此地為總部,後者則改以海運與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

隨著北部工業的崛起,南北部的生產力亦漸漸拉遠。我們看到這些農作物的出口,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南北戰爭時,農作物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六至七成,但到了現在,只剩下百分之二而已。

農作物的價格在近年來升幅不大。記得小時候,到米舖買米,上等靚米一元八角-斤,今天則大約十元一公斤,過了四十多年,才漲了幾倍。農作物的的售價既低,利潤也不高,農人只有不停遷移到新興的廉價土地,或是使用大型機器輔助耕種,以減低生產成本。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繁榮重返南方,但已不再是靠農業產品,而是靠開採石油,經濟的中心不復是阿特蘭大或新奧爾良,而是達拉斯、侯斯頓這些新興的石油城市,石油城市的興旺,從肥皂劇的鼻袒《豪門恩怨》可見一斑,該劇的名字正是達拉斯(Dallas)。

但達拉斯和侯斯頓的繁榮,因為石油工業的「空洞化」----轉向開採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採成本較低的油田----到了現代,美國的經濟形態轉入了後資訊時代,波士頓和矽谷就分領東西岸的風騷。就是在同一經濟的層面內亦會有輕重的變化,比如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底特律因製做汽車而雄峙一代,到今時今日,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仍然經常是美國最大公司,但汽車行業在美國整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底特律的風頭早就被西雅圖、羅省等地方追過。

這一節,我們探討了因為經濟形態的轉變,造成不同城市的興起。在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對城市的影響。

第四節 風水

一個大城市要興起,並不需要有任何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只要擁有一項「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便足夠勝出了。正如一間企業要成功,可以搞地產,可以做金融,可以從事高科技,只要有一項專長,條條大路可通羅馬。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

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一些國家或部落,憑藉武力建立了帝國,它原來的首都很自然的,也會變成了大城市。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第二節 文明之光

在上一節,我講述了中國歷代興衰兩大根本原因: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這一節,我將用更宏觀的眼光,從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大型人類社群興亡的原則。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當時的商統治區周圍,存在著許多叫做「方」的部落,北方的土方和淮河流域的夷方,更是商的強大敵人,每每乘機侵擾。」
「方」在古代,是「國家」的意思。「土方」就讀是「土國」,「夷方」就是「夷國」,而鼎鼎大名的「鬼方」,便是周朝的玁狁,後世的匈奴。連這樣基本的歷史知識也不懂得,也來撰寫中史教科書,真是「教壞細路」,墮落至極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在這情形下,既不變換居地、又不變更生活方式的人,便因不能對乾旱的「挑戰」作出「回應」,只有滅亡一途。不願變更居地,而變換了生活方式的人,即自狩獵者轉變為畜牧者的人,便成為亞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本書後面還會談到他們的成就與命運。至於選擇了變更居地,而不變換生活方式的人,又分為兩群,其中一群沿著旋風帶北移,以躲避乾旱,不料又遭到一項新的挑戰----北方季節性嚴寒的挑戰,這挑戰引起了一項新的創造性回應,故而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另一群人向南沿著季風帶走,以躲避乾旱,則由於受到熱帶氣候單調沉悶的影響,而變得昏昏欲睡。第五種人,也就是最後一種人,為了回應乾旱的挑戰,既遷移居地,又變換了生活方式,這種罕見的雙重反應,便是創造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的動態行為,它使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自行將消失的亞非草原一些原始社會中,脫穎而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歷程。」

「這些創造性的社群,其生活方式之改變,即是徹底放棄了採食和狩獵,而轉變為農耕的生涯。他們居地的變換,以距離而言,其實不遠,但若以性質而言,則差別實有若南轅北轍,因為他們放棄了草地,而進入新的自然環境,從事新的生活。」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在文明單中,計收大小文明三十七個之多,惟因部份過於支離瑣碎,部份尚在存疑階段,故我們以二十一個文明為主,而未及其他。即:
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以上二者合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希臘文明、敘利亞文明、天竺文明、華夏文明、米諾文明、蘇美文明、希太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安棣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與馬雅文明、此為十九個。然而巴比倫文明是否可與蘇美文明分開,尚有可疑之處。又東正教文明,可分為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東正教俄羅斯文明,而遠東文明,又分為中國文明與日韓文明,故共為二十一個文明。」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自有記載以來,希臘歷史的最早階段中,即有一種尖銳的對比存在,那就是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的統一、與其政治上的分立。我們發現,希臘世界在政治上分裂為一些主權獨立的城邦,城邦中的公民承認他們是一個共同文化的分享者,可是這並不能抑止他們彼此發生戰爭。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城邦之間的鬩牆之戰,變得極具破壞性,終使文明陷入悲慘的命運。而當希臘世界正要分崩離析時,卻因為羅馬帝國遲來的政治統一,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這種政治統一雖帶來了短暫的和平與秩序;可是在它來臨之前,卻是先有一連串「致命打擊」,結果所有的政治強權全部傾覆,只剩下一個勝利者--羅馬帝國。而當羅馬建立起希臘的「大一統國家」(Universal State)時,希臘世界卻早已精疲力盡,墮落不堪,無法將它的大一統帝國垂諸久遠了;故而羅馬帝國的崩潰,也就表示了希臘文明的解體。」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第一節 千古興亡

我們意圖推斷香港的命運之前,必定要明白,香港是一個大城市,香港興亡亦不能逃脫大城市興亡的軌跡。大城市是大型人類社群的聚居地,我們在本章,將會檢視大型人類社群興衰的基本原理,然後再在下一章,試圖將這些原則應用在本港歷史之上。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一一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的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發生瓶頸危機,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開始,人民還沒有形成效忠的心理慣性作用。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負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鬨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符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慾望。貪污腐敗則完全背叛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鬨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我將不以傳統或贊同為根據的權力稱之為「赤裸的」權力。它的特徵和傳統權力的特徵大不相同。傳統權力保存著的地方,這種政體幾乎無限制地依靠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赤裸的權力通常是軍事的,它可能採取內部專制或外來征服的形式。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後一種形式的重要性,確實是很突出的——我認為,比許多現代「科學的」歷史學家所願意承認的要突出得多。亞力山大大帝和凱撒通過戰爭改變了歷史的整個進程。如果沒有前者,《福音書》就不會用希臘文寫成,基督教也不會盛行於整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後者,法國人就不會說這種從拉丁語派生的語言,天主教教會也將很難存在。白人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軍事優勢,更是無法否認的武力之權。武力的征服較之任何其他單一的力量都更有助於文明的傳播,然而,軍事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要依靠他種形式的權力,如財富、技術知識和狂熱。我並不是說情況永遠如此;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馬爾巴羅的天才對於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應當視為一般規則中的例外現象。」

「傳統的、和赤裸的權力的區別是心理上的。我稱權力為傳統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老的形式:它還須得到部分是源於風俗的尊敬。當這種尊敬減弱時,傳統的權力就逐漸轉化為赤裸的權力。這一過程在俄國逐漸發展為革命運動,終至一九一七年的勝利。」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第2章 廢墟中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