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晚上八時。天不做美，當晚有雨，我坐在中怡大廈九樓，隔著玻璃幕牆，越過青蔥的灣仔運動場，望著壯麗的維港上空，那奇幻不可方物的絢爛煙花。為了不要「浪費」這爿「無敵海景」，
每年的農曆新年，我都會跟同事們一起欣賞煙花匯演。
這一次見證歷史的「香港九七萬丈光芒回歸煙花匯演及海上嘉年華」，我當然不會錯過。
我和百多名同事凝視著亮晶晶的維多利亞港:
四十盞、每盞火力七千瓦特的探射燈把維港照亮得如同白晝，三十一艘用中國傳統色彩裝飾的花艇在海中心緩緩駛過，海中心建起一座十層的高台，內置一枚直徑一百米的圓球，象徵「東方之珠」。剎那間「轟隆」一聲，震破長空，三、四團火球緩緩升起，劈啪劈啪劈啪聲中爆發出百十種顏色千萬般光芒的煙花，每叢煙花又變幻成數不清的星火，包圍著「東方之珠」。以《快樂頌》嘹亮雄壯的音樂作背景，爆炸聲起落有致地打著拍子，火球接二連三躍出，十分鐘之內，一萬七千顆煙花連珠炮發，把整個天空照得光燦燦。
這也許是我畢生見過最美麗的人造景觀。
歷時短短十分鐘的的煙花匯演，動用了逾一億港元，全部由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自願捐獻」，強調不用政府花一毛錢，相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短暫、也最浪費的一次燒錢行為。我凝望著眼前璀璨閃亮的花火，情不自己地，感到一絲寂寥。
這煙花，令我想到羅馬帝國的著名暴君尼祿時期火焚大半個羅馬城的絢爛情景(尼祿一直被認為是「暴君焚城錄」的主使人，但現代的史學家對此有所保留)，無論如何，香港再繁榮也遠遠比不上當年的羅馬帝國。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國大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是這樣描述全盛時期羅馬帝國的強大和富裕的﹕
「在基督紀元的第二百年，羅馬帝國被公認為地球最美麗的地方，並且是人類最高文明的範圍。在這君主政體統治下遼闊領土的最前線，由素有聲望和嚴守紀律的壯士所守衛。合理、而有強大約束力的法律和習俗，逐漸將各省黏合團結起來。守法的人民享受著、揮霍著大量的財富與奢侈品。」
香港以煙花來慶祝大日子，是從暴動之後開始，目的是粉飾太平。但以前，農曆年放一次煙花，所花的不過是三數百萬元。甚麼時候，香港可以奢侈到花上超過一億元，一燒而光，只為了平添十數十分鐘的歌舞昇平？
《易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中國傳統智慧，認為事物走到盡頭，就會向相反方向發展，比如陰極則陽生，分久則必合，同樣，盛極則衰，那漫天眩目煙花，是否正宣示著香港已踏上此命途？
半夜後，我坐車回半山的家，看著山下熟悉的摩天大樓高高低低地矗立、爭妍麗、鬥雄奇、競相比天高，維多利亞港大大小小的船舶或徐或疾地往來巡梭，好一片繁榮盛世！
山頂上，卻是一片終年常綠的長青樹叢。
以前我不明白，現在多看了Discovery Channel，知道香港位處雨林地帶，雨林的樹通常超過一百呎，大概早就給人砍光了、燒光了，換成了這些經濟價值少得多的常青樹。當年慈禧太后譏之為「蕞爾小島」，毫不憐惜地把它割讓了給英夷，當時大英帝國首相帕默斯頓(Lord Palmerston)看不起這個只住了七千四百五十人的孤懸荒島，稱它為「光禿石山」(barren rock)，也當然是刻薄之辭。但事實上，港島九龍從海中直拔而起，地無三里平，在農耕社會，經濟價值其少，北面被獅子山和大帽山隔絕，對不慣水道的中國人來說，交通困難，難怪在一八四0年以前，除了在海盜界薄有聲名外，在歷史上寂寂無聞，當時又怎能料到今日成為雄峙世界的大都會？
「那時是在羅馬，時維一七六四年十月的第十五日，我坐在羅馬古城的廢墟沉思，赤腳的修士在宙斯神廟唱著晚禱曲，我開始想到寫一本關於這城市的衰亡歷史。」經過了兩年的潛心思索，吉朋寫下了一部涵蓋一千三百年的大歷史，他自己，也因這部大書而列名青史。
宋朝時，蘇東坡愛妾朝雲曾經指著蘇東坡的大肚皮問他﹕「此中何所有？」蘇東坡感慨地答道：「滿肚子的不合時宜。」
我正是懷著同樣的不合時宜看著交接儀式的進行。
在香港回歸的當晚，我心裡的不舒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大會上的講話：「我們將以堅定的信念，踏實的步伐，和旺盛的鬥志，朝著高遠的理想前進………」這種充滿革命激情的遣句用詞，鑽進我這個香港人耳中，份外覺得刺耳，畢竟三十年來，香港政府的最高理想，不外是「清潔香港」。
行政長官又信誓旦旦地說﹕
「我們將大量興建居屋，積極落實出售公屋的計劃並照顧夾心階層的需要；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之內，全港百分之七十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當晚，我在床上輾轉反側，多思無眠。但我希望，這純粹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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