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銀行同業拆息飆升至300厘，恆指急跌一千二百一十點，挫至一萬零四百二十六點才喘定。四天之內，港股跌掉了三千一百七十點，總市值蒸發了八千億，史稱「黑色星期四」。
銅鑼灣水車屋。
對著滿桌的魚生，所有人都食不下嚥，我因為閱歷較深，在舉目盡皆惶然不安中，仍能保仍沉著，我當時和所有人說﹕「這絕對是股災，要把所有股票賣掉，一股不留！」
巨風起於萍末，當警號隱隱傳來時，有多人能從夢中驚醒？其實回歸後第二日，泰幣已經棄守，泰銖改為浮動匯率，之後的幾個月，泰銖跌去了一半。亞洲金融風暴，簡而言之，就是東亞貨幣骨牌式倒下，大幅度貶值。
但當時所有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老定地認為這場風暴不會牽連上香港。泰國、南韓、印尼這些發展中國家，早已負債纍纍，香港則全無外債，外匯儲備對貨幣比率居世界之首，政府財政穩健，甚至慷慨地借出十億美元，給泰國救災，這場區區的風波，又怎會牽連到香港？甚至不排除外資把香港當作避難所，把資金從東亞搬過來，反令香港得益呢？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最後對沖基金看準了香港聯繫匯率的弱點，先拋空港股，再拋空港元，港府為保護聯繫匯率，抽緊錢根，把利息挾到天文數字，股市自必應聲頹倒，而對沖基金就可以從拋空港股中，得到龐大利益，而高息的副作用，就是地產和經濟面臨崩潰。
關於金融風暴的成因，有兩套理論去詮釋，一套由克魯明提出，另一套由長谷川慶太郎提出。
早在一九九四年，麻省理工大學的克魯明教授(Paul Krugma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過一篇文章《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把亞洲的興旺經濟與六十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註1)改革相比，懷疑亞洲的高速增長與產力如何持續，間接預言了金融風暴。他認為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並非緣於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在於太多的投入﹕投入資本、投入人力。
投入的方式，是靠大舉外債和增加就業人口，但人口有時而窮之慮，外債有終要償還的一天，這樣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
東亞諸國貪污腐化的情況嚴重，統治者的親戚朋友莫不擇肥而噬，壟斷了經濟，控制著所有的大公司，這現象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借回來的外債，以有利皇親國戚為大前提，投資在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於是只能不停以新債養舊債，十個瓶九個蓋，終於有穿「崩」一日，債主擠提，外匯不足，貨幣一瀉千里。
但是，「朋黨資本主義」並非行之已久，為甚麼早不發生遲不發生，偏偏在一九九七年發生？東亞各國的國情亦明顯有別，為甚麼同時碰上了危機？
日本的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的見解是這樣的﹕
東亞各國一直採用低工資政策，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的消費品，主要的買家是美國。
但是，自從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放以來，生產力急速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產品質素已經不輸於東亞諸國，但其工資卻低得多。中國人口十二億，美國的人口卻只得二億多，單中國一國已經可以「餵飽」整個美國的入口需求，中國逐步積存的巨額外匯存底，恰恰便是其他東亞國家所失去的。
到了九七年，東亞各國的國家貿易已經長年處於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只能靠金融市場引入資金作為法碼，努力平衡貿易天秤上低重的一方。為著減輕借貸成本，大量以相對低息之美元舉債，幣值由是維持在不平常的高水平，這種情況被對沖基金發覺。
當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減少到某一地步，對沖基金便對準弱點狠狠狙擊之，大手沽出該國貨幣，該國沒有本錢(外匯)抵抗，只得眼白白看著貨幣貶值，泰銖、南韓圜、印尼盾，先後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當泰、韓、印各國滿頭大汗應付金融危機時，我雖然已察覺一個經濟上的寒冬已候在門外，但仍然掉以輕心，四十多年來，香港經歷過太多動亂，由石硤尾暴動到六四事件，每次無不來勢洶洶，但一樣能安然渡過，好像火鳳凰一樣浴火重生，英姿只有更加煥發驕人，我深信金融風暴亦是一樣。
老一輩經常放在口頭﹕「香港係福地，死唔去o既！」理由絕對理所當然﹕「賴布衣係咁講o既！」若碰上懷疑目光，這些老人家便會加多兩句，繪形繪聲為「香港福地說」解畫﹕「有一隻石龜環繞著太平山在爬，爬得非常慢，到它爬落維多利亞港時，香港就會陸沉……除此以外，所有劫難，香港必然會安然渡過。」既然現在石龜影蹤全無，香港必然無恙；信者得救，大家放心繼續吃喝玩樂。
後來公司搬到鷹君大廈二十九樓，站在一列開揚玻璃窗前，我怡然欣賞維港景色，當游目至會展二期時，不禁大吃一驚，它看來就活脫脫是隻活龜，牠已經到了維港之內……
註1：赫魯曉夫站在聯合國的講台，脫下鞋子，力敲講台，大聲叫囂：「我們會埋葬你們！」他並非要在軍事上打垮美國，而是要證明在經濟發展上，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結果是，美國沒有被埋葬，他的兒子小赫魯曉夫倒在去年入藉美國，想來今後「赫魯曉夫」一族都會埋葬在美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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