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城的記者招待會，我宣布「開咪」，做晨早節目《平息你的風波》的主持人，記者反應劇烈，主要是想我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在淡出娛樂圈幕前二十年、幕後五年之後，我為甚麼會再出來做節目﹖
第二，我這行動是否針對鄭經翰﹖
對第二個問題，我當時的答案是這樣的﹕我認識鄭經翰，但只是泛泛之交，而我對他主持節目的形式，並不認同。我認為，電台節目主持人應該明白，大氣電波是公共財產，根據廣播守則，討論問題應該盡量客觀持平，鄭經翰主持的作風霸道非常，經常截斷對方的說話，不給予不同意見充份發表的空間，並不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者所應為。在討論過程中，亦不能做到就事論事，充份擺事實、講道理，其作風我實在不敢苟同。我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發揚客觀理性論事的風氣，培養香港人分析論理的能力，雖然，我個人所能影響的非常有限，但對社會不無好處。
我和鄭經翰對民主觀念接近，除此之外，信念就絕少相同。簡單來說，他是一個左派（根據經典解釋），而我是一個右派，當時我的感覺是，在香港政界和輿論界，左派勢力非常大，或者正確一點說，左派的聲音非常大，民粹派、工會派、福利派觀點充斥。對於任何社會問題，答案都是加強管制，結果是政府架構不停擴大，同時令到經濟彈性減少，蠶食市場經濟體系基礎。
相反地，正確表達右派觀點則寥寥無幾。我希望能夠平衡一下。
當時有人問我是否要與鄭經翰爭一日長短，當時我引了莊子一個故事，鳳凰（鵷鶵）是神鳥，非梧桐子不食，非最乾淨的泉水不飲，有一隻貓頭鷹，找著了一隻死老鼠，鳳凰剛好在頭上飛過，貓頭鷹大聲厲叫，想恐嚇鳳凰，恐怕鳳凰搶走他的死老鼠。(註一)
鄭經翰回應說我當觀眾是死老鼠，以鄭經翰的學識，不明白這個寓言的含義，自是意料之中。其實我的意思是最佳電台主持人，這樣的蝸角虛名，何嘗在我心中﹖北方人的諺語﹕「沒有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我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在無線主持晚間新聞，我負責周一至周五，劉家傑負責周六和周日。當日李志中為狄娜自殺後，劉家傑寫公開信表白和狄娜的戀情，寫下「一紙婚書不能阻擋這三十年來一份不平凡的情意」這名句時，我正在他左右。
當年晚間新聞的收視率長期高踞收視首席，我好歹也曾經是最受歡迎電視節目主持人，廿三年後，經歷過無數起跌浮沉後，如何會搶鄭經翰的死老鼠？更何況，還要每天早上七點鐘起床趕往電台。
當張承勷和我商量做《平息你的風波》時，我一口答應。原因只得一個，就是我對香港前途還有一點意見，不吐不快。畢竟，我是個香港人。
我到過很多地方﹕美國的大峽谷是天然的雄奇。巴黎的凱旋門是在拿破崙三世時代由頭到尾重建的，莊嚴崇高，盡顯世界文化中心的氣派。羅馬是古城，到處都是歷史，有著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紐約的百老匯每天都有數不盡文化活動，在那裏可以過著最高質素、也最充實的精神生活。但包括巴黎、紐約在內，沒有一處地方有本港這樣美麗的夜景，及像香港這樣充滿生命力。
香港的夜景，我怎樣說好呢﹖香港的夜景是無可比擬的。
夜景靠的主要是燈光，世界上有幾多個大城市有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市中心可能有，但住宅區多是低平房，有那個城市的公共房屋都是二、三十層高的大廈﹖不只這樣，這個城市又必需是靠山近海，才能突顯夜景的美麗，唯有靠山，大廈燈光才會層層疊起，如七寶樓台，唯有面海，才有海面燈光反映，如夢如幻，有海市蜃樓之感。
就算上述條件齊備的大城市，夜景也比不上香港。外國人多注重私穩，帘雖設而常閉，住宅區晚上一片漆黑，香港人很少拉上窗簾（很多民居連窗簾都沒有）因此晚上整座大廈燈火通明。這是民族性格使然，亦令其他大城市難與香港爭光。
在外國，就算是最繁榮的城市，最多不過是在紅燈區，或者某些特別繁盛地區，才會徹夜熱鬧。但在香港，無論多晚，無論地方多偏僻，只要等上十至十五分鐘，必定有的士經過。旺角、銅鑼灣這些不夜天不算，就是遠至大埔、屯門、元朗的公共屋村，凌晨過後，照樣一片喧鬧，到處都是無牌熟食檔。
說到吃，那處地方有香港這麼多的游水海鮮？為何比我們富裕的地方也很少有游水海鮮供應？供應游水海鮮必需有很多配套設施，魚缸、汽泵、海水、活魚迅速運輸系統，這些設備香港四五十年前已經完善齊備，近十年來，其他有中國人社群的地方才陸續添置。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唯有粵菜才有蒸魚，而只有蒸魚必需要用活魚。其他的烹調法，則活魚和冰鮮魚，吃起來沒有多大分別，有怎麼理由要投資供應游水海鮮？這就來到問題的核心﹕中菜以粵菜為首，而粵菜又以香港獨領風騷，粵菜優勝地方是以平淡口味為主，而口味清淡就要以原料新鮮取勝。所以，粵菜的貴重實在遠超其他地方食譜，舊廣東諺語﹕「富貴三代，然後知食飯穿衣」。一處地方必須高度經濟蓬勃，才有本錢發展出精緻的食譜。正如法國經過了路易十四的「太陽王」盛世，才令法國有了傲視西方的佳餚美食。廣東菜從清代中葉「十三行」時代開始發展，再經香港三十年繁榮，才有這樣大的成就，更加成為了中國菜在全世界的代表作。
說香港是「美食天堂」，絕非過譽。別說廣東菜，就是杭州菜，我們也有價錢最貴、材料最挑剔的、烹調最考究的天香樓。世界有甚麼地方，能像香港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繽紛美食的呢？
遍地的美食，恰好證明香港人的活力和拼勁。一份正職、數份兼職，甚至是數份正職的香港人，比比皆是。服務的態度可能粗暴一點，但論手腳之快，世界上決沒有任何地方的人比得上香港的收銀員、售貨員、服務員。
香港人非但快，而且懂得「執生」，隨時隨地隨機應變﹕七天拍完一部電影，美國、以至全世界都做不到。日本人也許速度同樣快，但香港人還可以不用劇本，現場「飛紙仔」，作為臨時劇本，照樣可以「七日鮮」。事事講求規矩、不懂靈活變通的日本人，沒有完整劇本，便不可能把一齣電影拍出來。
就像是互聯網，在一九九九年五月，香港人普遍不知互聯網為何物，直至盈科「借殼」德信佳，股價一日間狂升二十二倍之後，人們突然知曉互聯網有利可圖，不到半年，七百萬
香港人均速成互聯網專家，上市公司紛紛轉型成為網股，幾乎到了無股不網的地步！
我是中國人，有著中國人含蓄的本性，感情發於心而不露於外，正如我對香港人的感情，也是內蘊的。不移民是我一貫的原則，「六四事件」後，受家中婦孺催促，我曾經鍾情移民加拿大，到了九一年，移民批准，我略為猶疑後，就把入境簽證撕掉，至今無悔，我希望到死之日仍是香港人。我的員工九成是國內人，但是我遇上困難、有仗要打時，第一時間，總是想到找香港人去領兵。《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沒有良兵，連廉頗這樣的名將也無法立功，難怪我「聞鼙鼓，思港人」了。(註二)
《左傳》說：「心之所謂危，亦以告也。」由於我有太多的衷心話跟大家說，所以終於決定每天晨早起床，自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起，與吳明林一起主持《平息你的風波》。
當時，金融風暴已發生了五個月，香港地產暴跌了三成，社會一片惶惶然不可終日。我不能不深切反省，究竟香港前途是怎樣﹖我們面臨的，只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的下坡路﹖
如果我有一點長處的話，就是在反省能力，我不會自欺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力求冷靜客觀。這是我多年努力改進自己的成果，牽涉到我怎樣評估人的才能。
我讀中六時，開始留意成功人士的事蹟。我很驚奇地發現，才智過人的人往往不能出人頭地，在社會上名成利就的人，其實多是中庸之才。似乎才智並非決定事業成敗主要因素。
後來，我再用心觀察，得出一個結論﹕性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西諺有云﹕「性格就是命運」。古典希臘悲劇都是命運悲劇，大家比較熟識的《伊底匹斯王》(註三)，就是這類作品典型。
伊底匹斯是底比斯國王的兒子，出生時被神諭預言，他將娶母而殺父。底比斯國王遂命僕人將他殺死，但僕人不忍心，把小伊底匹斯送給來自柯林斯的牧人。伊底匹斯在柯林斯國長大，並成為柯國王子。後來他到神殿求神諭，神諭預言他會殺父娶母，於是他逃離了柯林斯。
在途中，伊底匹斯與一個老人爭路，殺掉該人，不知該老人便是他生父。當時底比斯正受人面獅身獸的禍害，他殺掉了怪獸，成為底比斯的救星。其時國王己死，伊底匹斯順理成章被擁立為國王，並且接收了皇后，即他的生母。兜兜轉轉，伊底匹斯王終於難逃神諭的宿命，殺父、娶母。他發現真相後，自挖雙目，然後流浪人間。
這類戲劇表現出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在命運玩弄下，越是掙扎去逃避，越是深陷不拔。同樣的主題，後來在英國文學中不停閃現。
沙士比亞名劇《李爾王》有以下名句﹕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梁實秋譯文﹕我們在天神掌裏，等於是蒼蠅在頑童手裏，他們做為遊戲就把我們殺了。)」
哈地(Thomas Hardy, 1840-1928)在《黛絲姑娘》(Tess of D’urberville)亦這樣說﹕
「Until the immortals have finished the game with Tess
(直至諸神完結了對黛絲姑娘的遊戲) 。」
在中國，《老子》也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說法。
到了希臘晚期，阿里士多德的時代(註四)左右，悲劇的主角開始由命運換成性格（由外因變成內因）。到了莎士比亞時代，這轉變已經完成。莎翁的「四大悲劇」都是性格悲劇﹕《王子復仇記》(Hamlet) 的哈姆雷特想殺親叔父為父親報仇，但又怕母親不快(母親與叔父有親情)，猶豫不決，終於使到所有人都被殺。《金殿屠龍》（Macbeth）的麥克白在妻子教唆之下，弒君奪位，終於被殺身亡，寫的是野心。《奧塞羅》(Othello)深信謠言，以為妻子對自己不忠，殺死妻子，發現真相後自殺身亡，寫的是妒忌。《李爾王》喜歡諂媚，驅逐最忠心第三女，卻把國土分給最諂媚的長次二女，結果長、次二女把他驅逐，三女則決意想為父親報仇。這些悲劇英雄既非大仁大義，亦非大奸大惡，但性格充滿了弱點，這些弱點使他們不能自拔地一步步走向悲慘的收場。
性格對人的際遇起著決定性作用。大學一年級時，我更歸納出成功人必需具備的三種性格，當時我稱為六字真言﹕自信、自律、毅力。
如果大家觀察所有的「成功人仕」，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多是他們充滿自信。客觀世界是這樣的複雜紛紜，有時完全相反的理論，雙方看起來都似乎相當有理，沒有充份自信心的人，很容易進退失據，不知所措。
《伊索寓言》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兩父子帶一隻驢子進城。起初是兒子騎驢，父親拖驢走，但路旁的人罵兒子不孝﹕怎可自己騎驢，讓父親走路？於是，兩父子掉轉位置，路旁人又罵父親﹕怎可忍心自己騎驢，讓兒子步行？於是，兩父子一齊騎驢，路旁人又罵這兩父子殘忍﹕是否想騎死驢子？於是，兩父子都不騎驢，路旁人又罵他們愚蠢，有驢子也不騎，情願走路。搞來搞去，兩父子惟有把驢子紮起，抬進城去。
中國成語故事有「建屋道旁，三年不成」，也是同一意思。其實世事往往殊途而同歸，祗要你認定方向，鍥而不捨，往往能達到目的。如果歧路徘徊，終將一事無成。而充滿自信心的人，則勝在行事果斷，起碼在轉機的掌握上較勝一籌。
毅力是第二個重要因素。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挫敗、失誤是每日都遭遇到的事，要在某一行業出人投地，亦必須下過苦功夫。意志薄弱的人容易中途而廢，必須是有毅力的人，才能在失敗中汲取教訓，在艱苦磨練中成長。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一個故事，說英國的阿瑟王(King Arthur)屢次被人打敗。他躲在山洞中，心灰意冷，恰好看到一隻蜘蛛結網，每次不是被風吹掉，就是被其他動物破壞，但蜘蛛鍥而不舍，經過七次嘗試，終於成功。
唸小一時，又有一篇課文說﹕「李白小時很懶惰，天天不願去上課，街上看見老婆婆，拿著鐵棒慢慢磨。李白看到很驚奇，走上前去問究竟。她說要磨一根針，李白聽了很感動，從此讀書很用功，後來成為大詩人，多虧她的好教訓。」又或者是「毛澤東老三篇」，亦有一篇說到「愚公移山」。當然，這些都是寓言故事，但沒有毅力的人，實在極難得到成就。
毅力和自信，兩者有密切關係。唯有對最後會成功有充份信心，才能在困難中堅持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自律精神，也是徒然。廿多年前，我知道包玉剛每天早上六時，都會到深水灣游早泳，寒暑不易。我這個每次意圖做運動減肥，都只做得一兩次，就中途而廢的人，對他不禁五體投地。你問每個小學生，都知道應該努力讀書，不應該整日嬉戲。正如成人明明知道要努力工作，不要賭馬、不要嫖妓，但明知不要做的，天天都做。老子有說﹕「勝人者力，自勝者強」，能夠勝過別人，因為你比別人大力，但能克服自己的弱點，才是真正堅強……非常有道理。
跟著我想補充兩個字﹕「反省」。我發現社會上雖然有很多人掌握了毅力、自信、自律，但也未能成功，就算成功了，亦很快失敗，甚至一蹶不振。尤其過去十年，我見到有太多人走向債務重整，有的甚至宣佈破產，我認為是十大商業奇才的飛圖老闆葉志銘( 註五)就是最佳的例子。
所以，我在近年，把「反省」也列入成功因素，成為了「八字真言」﹕「毅力、自信、自律、反省」。
試想想，一個人如果充滿了自信、自律及毅力，但卻沒有自省能力，他將會很容易跌入陷阱，這陷阱正如古龍小說經常提及的「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沒有反省能力的人，會很容易變成一個永遠也不能聽從別人說話的人。他雖意志堅強，但最終亦會欺騙自己，太過樂觀去看一件事物，而最終挫敗。
換言之，「反省」可以大大減低一個人的失敗機會。
到了一九九四年，哈佛大學行為與頭腦科學教授高曼(Daniel Goleman)提出了「情緒商數」(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說法，跟我先前「八字真言」的想法不謀而合。
高曼提出「自信、好奇、意圖、自制、人際關係、溝通能力、合作」七種能力，只是「八字真言」的變調。只是「八字真言」不涉及好奇、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力，但上述三項似乎是才能多於情緒。
若果一個人擁有自信、自律、毅力，而又能客觀冷靜地反省自己的強弱點，他已經衝破了「聰明」，達到「智慧」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說：「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在毅力和自律方面，我做得相當差，所以才會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幸而我能夠在反省這方面下功夫，所以，在九八年後，當香港的經濟飽受創傷之際，我跳出來，客觀及冷靜地反省香港的長遠前途。
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以後的五個月，香港經濟捱了多記重擊，政權的轉變亦似乎做成了香港精神面貌的重大變化。這些變故引起我的憂慮，對香港問題作出深刻的反省。第一日主持電台節目，我引用了賈誼的《治安策》。
賈誼的故事，我自幼耳熟能詳，但年輕的朋友未必熟識。當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第一篇背誦的古文是《滕王閣序》，其中雖然當時並不懂解釋，但久不久吟一吟「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搖頭擺腦，相當寫意。《滕王閣序》中，亦提到﹕「屈賈誼於長沙，豈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不乏明時。」有漢文帝這樣的好皇帝，亦會將賈誼這樣的賢人從首都權力中心外放到長沙，曹操這樣英明的領導，梁鴻這樣的忠臣亦難免被佞臣饞言所害，被逐往北海。「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幸而，君子能夠安於貧窮，通達的人知道命運難以勉強，所以失意亦不會怨恨，好像馬援那樣，老當益壯，要戰死沙場的人，怎會傷心年華老去，越窮意志越堅定，不會失墮了崇高的志氣。
我引賈誼《治安策》，比喻香港的局勢，主要是因為漢文帝時，很多人都以為天下太平，就好像大家以為香港的繁榮不可破，而事實上，「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睡在床上，而床下堆滿乾柴，「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單單欠了燃點的火花，就以為很安全，「方今之勢，何異至此」，香港的局勢我也認為正是這樣！
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李商隱的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夕，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被貶之後，文帝忽然掛念他，便把他從長沙請回來，兩人詳談到深夜，文帝越談身體越向前傾，留神賈誼說的話，可惜所問是鬼神的來源，不是問天下百姓的大事。結果亦不能用賈誼，一九九九年復活節，我曾被邀前往特首上水別墅一談，竟然，亦有多少這種感覺。
《治安策》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賈誼是說當時西漢局勢在表面的繁榮安定之下，值得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流眼淚的事有二件，講起來就令人嘆氣搖頭不已的事有六件。我對當時香港局勢亦有同感。
大城市的興起與滅亡，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由很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了地緣、交通、政經制度、外圍或人為因素等等。有些是長期原因，例如羅馬和中國的長安是當時政治文化的中心，成為了空前繁榮的超級城市，其興盛的原因，大多是長期性的，但一旦形成了強勢，便可以長期維持，羅馬帝國的羅馬城興旺了五百年，中國的首都長安興旺了一千年，直至羅馬帝國衰亡後，中國權力中心東移後，但到了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羅馬和西安雖然「一哥」不再，但羅馬仍是意大利首都、是西歐前五名的大城市，西安仍雄峙中國西北，是陜西、甘肅等地的首席城市。
但是，有些大城市既然只是奠基於單一的偶然因素，一旦情勢逆轉，單一因素消失了，繁榮也就迅速凋謝，不復存在。
在一八四○年，香港不過是一片「光禿石山」，如果她有任何長期客觀的成功條件，早就繁榮起來了。但她直到英國人到來之前，還只是一個住了七千四百五十人的小島，肯定不存在任何必然成功的原因。所以，香港的崛起，只是一個偶然，短期、人為的因素，是政治的產品。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才無數，但人工只是香港的五分之一。我們的人工和生活水準要長期高出內地五倍，在回歸以後，我們成為一個中國城市，就難免要與其他中國城市比較，而北京、特區政府、香港人都沒有正視這問題，給予香港正確的新地緣政治定位，反而不停削弱香港原來賴以生存獨特性。
身為香港人，想到這裏，怎不抱頭痛哭？
值得流淚的兩項事是人才飄零和教育的失敗。
人才淍零最好的例子，在演藝界。
很多人問我：「香港的電影事業何會如此衰落？」我答：「沒有人才！」。大家試想想，在八零年代，當我這一輩人從電視走向電影的時候，拍電影的人如徐克、麥當雄、王晶，到二十年的今天也後繼無人，蹺段拍來拍去，不斷重覆，自然沒有人看電影。電視亦是一樣，看一看八零年的電視劇劇本，基本上好過現在，何解？因為現在沒有新的創作人才。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新的創作人才？」我想到的有幾個理由：
第一，當然是香港較以前富裕，人在艱難困苦中成長，有了錢則「蓆豐而履厚」，無法接受艱苦的挑戰，亦都沒有刻苦向學的精神。尤其是，現代人很多是獨生子女，太被父母寵愛了。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上，讀書人有讀書人的責任，即「以天下為己任」。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這一輩的讀書人通常都有這種使命、有讀書人道義上的責任，在中國文化完全失墮之後，新的一輩也失墮了這種責任感，但又未能學會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求真的精神，這精神進一步發展，成為科學。現代人對原則的執著、對言論自由、法治精神的堅決維持，這一點香港人就學不到。在兩面傳統文化都沒有的時候，是個價值觀念的失墮，而價值觀念失墮，會做成職業水準的失落。我們看看美國的「紅番」(政治正確的說法是「土著」)就知道，他們失去了「印第安人」的傳統，又學不到西方的傳統，結果日日酗酒，整個民族的精神已完全失墮。
第三，是文字文化的失落。小時候常看武俠小說或其他書本，是很平常的事，二、三十年，電視、錄影及漫畫興起，人們看的是影像，學的也是影像，而不學文字。而影像文化「先天上」是淺薄的，何解？因為你看一個人的「公仔」及表情，你能夠猜到他內心有多複雜嗎？如果寫小說，寫一個人內心的感覺，至少也要廿多頁紙，當中怎樣錯綜複雜，他怎樣矛盾，作者一路徘徊、盤算，這些在影像上完全不能表達出來。最複雜的理論到今時今日都只能夠用文字來演繹，而後生的一輩完全不看文字，只靠影像，文化水準自然低落。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教育的失敗。
一直以來，香港實行東方式的填鴨式教育，這種教育方式的缺點是窒息學生的思考能力，優點是基礎知識紮實。現時的教育政策，卻是拋棄了原來的優點，卻學不到外國人的獨立思維能力，《莊子》說過一個故事：燕國的的少年羨慕趙國首都邯鄲的人走路時昂首闊步，煞是好看，於是巴巴走去「邯鄲學步」，結果學不成邯鄲人走路，反而忘記了自己走路的方法，只有爬呀爬呀的爬回燕國。(註六)
天網旗下「CyberTV」有一個叫「網上問功課」的節目，我們請了一位大學生當主持人。這位中大學生中學唸文科，會考成績是6A2B，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是4AlB，中文中史成績都是A，可算是所謂的「狀元」了。但當她被網友問及「朱熹」是誰時，竟然答不出來，甚至連朱熹的名字也沒聽過!這不是偶然失憶事件，同樣，他亦不能舉出民國任何一位文學家的名字，亦不知「林彪」是怎麼人。被問及「TradeWind」時，她竟然答道不知這個是地理名詞還是經濟學名詞。
這樣的學識，在我那個年代來說，中學會考文史一定不合格，今日我們浪費公帑，製造大量這樣水準的大學生，不問質素，是在自欺欺人。反正不論質素，不如將中六改名為大學，我們的大學生數目將更大，而節省了很多民脂民膏。
一個地方的盛衰消長，與人才多少，有直接的關係，梁啟超的《新民論》是這樣說的：
「自從世界有人類開始，直到今日，在地球上的國家，一千個、一萬個也不止，但問一問，現在仍然存在的、能夠在五大洲地圖上佔上一種顏色的，又有幾個?答案是：一百幾十個。在這一百幾十個國家之中，能夠強壯有力地站立，有實力左右世界大局的、可以在末來的進化競爭中得勝的，又有幾個?答案是:四、五個。那麼，日月是相同的，山水是柑同的，腳趾是相同的，頭顱是相同的，為甚麼如此相似的人類，有些國家興旺，有的國家滅亡;有的國家衰弱，有的國家強盛，究竟是什麼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地利。」但是今日的美洲，與古代的美洲是相同的，為何只有盎格里撒克遜民族(英國人種的名稱)統治時，才享受到繁榮?古代的羅馬，與今日的羅馬同是拉丁民族，為何今日會名譽掃地?有人說:「是因為有英雄。」然而，為何馬基頓有亞歷山大這位英雄，如今也變成廢墟?為何有成吉思汗這位英雄，蒙古也差點連殘存的領土也保不住?唉!我知道箇中的原因!一個國家，由人民組成，國家擁有人民，就好像身體有四肢、五臟、筋脈、血液，從來未曾有過四肢斷了，五臟壞死了，筋脈傷了，血液凝固了，而身體尚能存在的人。亦未有過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雜，而國家仍能屹立不倒的。所以，要身體健康，就不可不知道養生的方法;要國家安定繁榮，就不可不講新民的道理。」
老一輩的文化「花果飄零」，薪盡而無法火傳，教育失敗，人才凋謝，新民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又怎能不掉下眼淚呢?
至於令我嘆氣搖頭不己的事，則一共有六件:曰「公營部門擁腫」、曰「損害自由經濟」、曰「法制崩壞」、曰「環境日漸劣化」、曰「社會分崩離析」、曰「政府好大喜功」。當日我就是懷著說明這些問題的抱負，踏上新城做節目，但兩年後，我就不得不承認失敗，從這個崗位退下來。
註一：《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日：「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島，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日：「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二:《史記．廉頗蘭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註三:《伊底匹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古希臘的傳說，戲劇家索福克理斯(Sophocles 公元前496-406)把它編成不朽名劇。
註四：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是希臘最後一位大哲學家。他是柏拉圖的弟子、阿歷山大的師傅，代表了希臘最光輝、也最晚期的文化。
註五: 葉志銘在七十年代以「繽繽」為牌子，製造牛仔褲，第一次發達。之後多次破產、多次再崛起，飛圖是他最近期的一戰，九十年代初期以製造卡拉OK雷射碟起家，九十年代末期則賣給商人楊受成。
註六：《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夭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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