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博奕主要參與者有三方面：北京政府、香港市民和一群高等華人，即既得利益份子。這三方面是由始至終都有參與，另外有些則是參加過又退出的，例如九七前的英國政府就曾積極參與，九七之後則換成美國政府來充當啦啦隊的角色。
在三個主要參與者之中，以高等華人既得利益者的想法最容易理解。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如何得來的呢？答案是靠港英政府給予的，也即是說是靠政治分豬肉得來的。既然東西是可以免費得來，自然是不願意付出努力去爭取。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們一直堅拒政制民主化。若然政制步向民主，他們便要透過選舉去贏取影響力，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愈遲普選，對他們愈有利，功能組別選舉就是度身訂造的分豬肉方法。香港的大商家對普通人有一種深層次的恐懼，認為市民在選舉中會胡來，例如會選周星馳，或者是劉德華等明星，又或是選出一些主張大派福利的議員，要他們繳交更多稅金。這種想法並非在今天始，早在戰後的楊慕琦計劃，他們已曾一起反對香港任何民主改革。
最近的自由黨事件，也清楚顯示出他們的立場。李大壯代表地產商會去遊說自由黨不要去參加直選，因為一旦參加直選，便會受爭取選票的壓力影響而開始向另一方面傾斜，漸漸變得不再純粹為既得利益服務。
但這一幫人士又因為九七回歸分成了兩派，專業人士由其中分裂了出來。一班專業人士因為牽涉較少的商業利益，相對上較不抗拒民主改革，加上專業人士的知識份子背景，他們中的大部份非常相信西方的價值觀念，於是他們逐漸投入民主拒共陣形之中，像公民黨和民主黨的黨員很多就是這一類的專業人士。
北京的基本立場又是怎樣呢？
最初，北京政府認為主要敵人是英國政府。鄧小平恐怕回歸會帶來動亂。他要提防的是甚麼呢？第一，他怕外來勢力攪事，尤其是英美兩國。事實上，直至現在，北京仍有很多人以這種陰謀論來看香港的局面；第二，他覺得香港有很多潛伏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反對回歸。在他的記憶中，石硤尾暴動相信印象深刻，到了回歸前後，這班人是很可能乘機攪事。當彭定康提出在九七年前加強香港民主政制，北京就認定這是英國意圖保留在港治權的陰謀，便跟彭定康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三，北京認為只需統戰到香港的上層份子，所以我們見到鄉議局、精英人士和商會等在回歸前陸續受到北京禮待。北京從來不認為香港的群眾有很大的問題，但結果，最大的問題卻是出現在於香港市民的身上。
再看香港市民，他們當然不是鐵板一塊。現在民建聯和工聯會等佔了香港三成多的選票，在這三成多的選票中的是甚麼人呢？除了傳統左派工會份子，傳統愛國份子之外，再來的就是一些年紀較大、知識水平較低的人，這些人是較容易透過利益收買的。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加入了一些非常保守的份子。保守份子的特點是追求社會穩定，極度反對有人破壞社會秩序，他們天生是親建制的，任何事都是以社會秩序為先，維園阿伯等就是屬於這一類人。
其實，主體香港人是有強烈的民族感情。記得一九八二年，我到戲院看《甘地傳》，戲中的英國總督對甘地說：「印度人管治印度，將會是一塌糊塗。」然後甘地就回應說：「即使是一塌糊塗，我們還是寧願由印度人來管治。」此話一出，全場觀眾熱烈鼓掌。由此可見，大部份香港人在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上，從來都不反對回歸。只是因為在上一章我曾提及到的政治創傷後遺症，使他們懼怕共產黨，尤其是在八九年六四之後，和北京的決裂就更加嚴重。第二，他們是非常珍惜香港的生活形式，很怕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被蠶食，變得跟大陸一樣。第三，他們在信念上是大部份跟隨普世價值觀念，覺得民主政制是唯一的出路。
回看北京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初期他們認為只需擺平香港的高等華人，以及換掉港督便行。但香港社會本質是在不停變動中，最初他們覺得香港市民不是問題，直至六四之後才猛然驚覺，香港出現了很多新興的反共份子。這些人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反對共產黨的人。北京政府因此從原來打算讓香港人自己管治的一國兩制立場中退卻，預備完全接過港英的宗主權，透過欽點特首來管治香港。董建華的失敗，當時的經濟衰退環境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董建華是孤家寡人的進入政府，沒有自己人從旁協助操控，加上他不是在香港長大，還是一個保守主義份子，與香港公務員的價值觀念系統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因而逐漸被公務員體系架空，後來才會發展出問責制的問題。他與香港市民的衝突亦日益嚴重，而香港市民更因為董建華的管治而覺得必須要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更加堅決主張民主。於是我們便有了二○○三年七一上街大行動。
對於導致七一上街的原因，北京認為也許是因為經濟環境轉差所致，於是便推出自由行等方案，以利益安撫香港人情緒。而另一方面，北京又以漢奸言論企圖恫嚇香港人。但他不知道，主體香港市民是沒組織、沒領袖的自然組合，因此是不能被威嚇的。香港市民聰明而現實，他只會在情勢和法律容許的情況下，出其不意地做一些事情去打亂北京的陣腳，例如堅持在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派，突然上街示威遊行，卻從不會跟北京正面對抗，而且還間中表現出愛國的行徑，如為水災、地震籌款，支持奧運等。
於是，北京實行了一年強硬政策之後，忽然發覺不能強硬到底，因為他明白到香港與內地的環境完全不同。在大陸，如果威嚇行不通，政府可以拘捕政敵，但在香港卻不能這樣做。他不能運用專政機構鎮壓，因為香港是國際門戶所在，國際觀瞻所在，所有國際傳媒在香港都有記者，加上北京在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對自己的形象也不能不小心。北京政府最擅長的鎮壓方法在香港派不上用場，強硬便變成虛聲恫嚇。當香港人發現北京只是紙老虎，就更加不害怕，繼續暗中做他們自己的一套。在這情況下，二○○四年香港人再次上街，這使北京發現，原來香港人既不受軟，也不受硬。
有部份香港議員不明白香港人，他們認為主體市民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度不足，但實情是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和智慧都遠遠超越香港的政黨和政客。香港市民採取的是一套軟磨的功夫，既不與北京反目，也不放棄民主。他們知道，大型遊行示威是不能經常進行的，因為這樣會令北京在國際輿論上大失面子，無止境的施壓，最終只會迫使北京連現有的自由都會收回。因此，若非涉及大是大非或干擾到核心價值問題，香港市民不會輕易使用對抗性手段，他們又會在不記名投票中適當地支持民主派。整體來說，香港市民應對北京的方法是「需擦鞋時擦鞋，需對抗時對抗」，即使對抗，也極有分寸，不會超越北京可接受的界線。他們不慍不火，不卑不亢，卻又鍥而不捨，令北京無從入手，其實是高明之極。
最後，北京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就是駕御不到公務員的人不能管治香港；第二特首一定要有民望，否則必然難以施政。於是北京便找來了曾蔭權來當特首。自從這時候開始，北京的思維開始變，明白在香港的民主問題上，必須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他不是要去欽點某一個人去管治香港，而是要排除某幾類人，只要不讓某些人如台獨份子、漢奸等去做便可。因為他們知道，香港人總體上都是愛國的，根本不會與北京作對，又何必過份顧忌呢？所以，在香港市民持續不斷的壓力下，才有可能出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同時，北京明白到，只有施行某程度的鳥籠民主，才能夠令所謂的泛民陣形失去政治綱領。這就是胡錦濤力主的和諧路線的真意。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