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另一方面,經過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失敗之後,和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思潮的興起,有七成香港人是鍥而不捨地認為香港應該推行民主政制,認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治理好香港。我在第一章裏,亦清楚表明我也認為是如此。香港人在不同的示威和投票裏,也表示了這個意向,無論你用哄還是嚇,也沒辦法令他們動搖。

由去年開始,北京已經擬定了一條界線,提出於2017年進行特首普選,並在2012及2016年逐步增加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組別席位,直至2020年立法會也正式全面直選。當有了時間表之後,泛民力爭民主的聯合陣線其實已經瓦解,自此他們與建制派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民主派也知道勉強爭取2012年全面直選是不設實際的,於是他們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建制派差不多,餘下的只有技術上的差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08年的選舉中,大家也不敢提及政改。建制派當時是「黃腫腳」不消提,泛民也變得不知從何說起,他們不敢提出除非2012全面直選否則會否決任何政改方案的政綱,因為這做法在2005年已嘗試過,並已証實失敗。在這種現實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政治版圖便要重新劃定,在未來四年,誰佔據了有利位置,便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至十六年後,走向執政之路。

其實,香港的民主右翼政黨的真正綱領有四條:

第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唯有堅決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站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即是說,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支持中央政府,但對內卻要爭取最大的民主自治。北京最初可能會對這個主張不高興或不能接受,但只要堅持十年八載,最終還是會讓北京覺得這是合情合理的立場。首先,這個立場其實是回歸鄧小平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在確立國家主權之後,我們不參與中國內政的同時,也希望中國不要干擾我們的內政。其次,為何中國不應參與香港的內政呢?因為,中國的官員是永遠沒辦法比香港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處身的社會也不一樣,他們如何能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班子和管治政策呢?所以還是應該留給香港人自己搞好了。

而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如六四事件上,又應該如何解答呢?

站在香港人本位立場上,右派政黨既不應像現時某些泛民人士般,要求平反六四,也不該像民建聯,稱事件為「八九年的那一場風波」。事實上,基於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應對國內的政治問題作出任何論述。作為香港的政黨,去評述國內的政治生態是不適合的,因為這樣做會令香港捲入國內的政治鬥爭之中,對香港人的自治是不利的。

第二個真正的右派綱領,就是「小政府、大市場」。在這個宏觀的問題上,我們要抑制政府功能和組織的無限增長,減少管制,這才是真正的右派綱領。在過去二十年,跟大部人所相信的不同,世界各地的選舉其實大多數是由右派勝出的。大家也知道,連英國的工黨其實也變成了右派,他們肯定了必需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事實上,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一套。市場主導的觀念席捲全世界的,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大概只餘下北韓。因此,我們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去改善行效率的,例如用學券制來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並行,待它自然取代現在大鑊飯式的教育制度,然後達到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制度,又或是用房屋券去取代現在的公屋制度等。但現在的所謂右派政黨,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都不明白這一點。

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其實永遠是要與官僚作對的,即使是在列根和戴卓爾執政期間,也一樣是猛烈批評官僚主義的。附和官僚主義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支持自由開放的人的衷心支持。

第三,如果要經濟更有效率,就要打破目前社會上某些的壟斷,這並非透過制定一條公平競爭法就可以成功的。因為這些壟斷根本就是由政府蓄意地,經過立法造成的,這是公平競爭法所不能管制的。舉例說,兩電的壟斷就有政府法案支持,還有大氣電波、貨運碼頭、公共交通等。這些壟斷的出現,在港英時代是要維護英國財團,後來特區政府則是為要維護大財團的利益,但現行政黨全部避免觸及。大家可以回想,電訊業解除壟斷之後,長途電話的費用下降了多少?所以,我們在製造出一個專利之後,再去用法例和立法會去管制它,其實並無意義。只要出現公平了競爭,你便會發現真實的費用可能只是原來的數個巴仙。同樣地,把政府製造的壟斷打破,我們便會見到生動的飛躍。

香港的自由黨不明白,美國的右派政黨其實從來不是附和大商家,美國政府是反壟斷的,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開始,就打擊洛克菲勒、微軟、IBM、AT&T的,因為大商家永遠都只佔少數,是與大部份中小企業作對,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永遠得不到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其實就是自由黨的真正死因。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就是專業壟斷,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透過專業認証的壟斷去排他。自九七回歸後,我們不准外國人來港執業,結果令香港成為律師和醫生收費全球最高的地方。這樣對大部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負擔,就司法系統而言,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錢少一點的人都不敢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隨時要傾家蕩產,到最後,他們不是輸了給對方,而是輸了給律師。

第四,就是核心價值的維持。右派政黨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去維護言論自由、司法等,不讓它們慢慢被蠶食。但同時,它要照顧弱勢社群,因為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我們是不能容忍有人沒飯吃,沒衣服穿,這不但不文明,也會令社會秩序大亂。問題只是我們以甚麼方法去照顧這些弱勢社群。當然,右派的綱領就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用現金津貼,而不是用官僚去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去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事實上,只要一套負入息稅制度,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少於某一個金額,政府便會按指定的比例向你付錢,讓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至於怎樣去運用那些錢,就由他們自行決定。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切合約和制度上的干擾都變得再沒需要,而最低工資、綜援等制度,也可由這一套系統全部取代。

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容忍有錢人付出一百元,窮人收回九十多元,但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是像現行的方法那般,有錢人付出一百元,到窮人手上時只剩下二十元,其餘八十元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落入官僚手中。

總結來說,香港那些所謂右派政黨,如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等,他們根本不懂得甚麼才是右派政黨,也不明白右派的綱領。右派不是親建制,而是親自由,它反對的主要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反對工會,因為它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由議價效度;第二,是反對官僚制度,認為官僚制度是經濟效率的剋星;第三,是反對大型的壟斷財團,尤其是政府立法壟斷。左派的致勝綱領是不斷增加福利,他們問的問題是“Where does the money go”,說的是收回來的稅是花在哪裏。而右派的鋼領就是“Where the money come from”,說的政府任何支出最後都要由抽稅支付,因此,右派的必勝方法就是減稅。他們相信唯有減低政府的絕對體積,不讓政府花錢,方會有空間去減稅。同時,減稅可以增加經濟活力和社會需求,令經濟更加繁榮,增加每個人的財富。

香港過去沒有民主右派,造成這個情況有其歷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攪政治沒有前途,有才能的人都跑去當大律師、醫生。因為以往搞政治的人永遠無法掌握實權,但這情況現在已逐漸改變。第二,是香港很多黨派都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如工會、社會福利主義者等,他們先天上已經是左派。而由於他們慣於抗爭,所以在香港政治運動中特別觸目。相反,香港的右派慣於享受政治分豬肉,又不習慣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在聲勢上大幅墮後。但在這個社會改變的重要時刻,我看見已有很多論文開始提出同一個論點,認為最終誰能夠將北京和香港人的要求有效地結合,令香港踏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便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奬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能力的人材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因此,我希望那些有抱負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事業,而這又令我想起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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