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苛政猛於虎
假如一個城市與鄰近地方的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出現了重大的歧異，財富必然向較先進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地區傾斜，致使這地方出現了繁榮，這是因政治原因而造成了經濟形態的轉變，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非常明顯的例子。但我並不準備引用中國近代史來說明，在稍後直接討論香港的興旺史時，才作出詳細的分析。
近代西方亦有例子，如東、西柏林。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盟軍分割成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其首都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同樣被四國瓜分。一九四八年六月，西方三國建議將其佔領區合併，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立即封閉由其佔領區往柏林的公路及鐵路，藉此打消西方統一德國的計劃，或迫使西方退出柏林。
柏林是一個孤城，不能自給自足地獨立生存，美國既無法越過蘇聯佔領區，也無法對柏林提供日常的補給品，更不能用武力打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否則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軍於是採用空軍投擲日用品，補給支援柏林市內的二百萬居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蘇聯才取消封鎖。
東、西柏林並非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分裂為兩部分，一個由共產黨統治，另一個由民主政府統治。在兩套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之下，結果是，共產的東柏林的人民不斷逃往自由的西柏林，東柏林日益衰落，西柏林卻越來越繁榮。於是，東德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柏林圍牆，下令將越過圍牆的人全部槍殺。初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建築，後來終於演變成永久的「鐵幕」。結果，給圍在中間的西柏林變成了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東柏林卻一直衰落破敗下去。直至在一九九0年，柏林圍牆被東柏林的市民所推倒，東西德統一，才出現了轉機。
第二個例子是巴拿馬運河區。一九零三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並與剛成立的巴拿馬政府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使美國享有運河的開鑿權、永久使用權和控制權。在美軍佔領下，運河區非常繁榮，而運河區以外的地方，則混亂不堪。這局面與香港的情形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上，邊疆地區例如苗疆、蒙自一帶，常常與內地施行兩套不同的政制。中國是中央集權，而苗疆、蒙自地區則是「一國兩制」，實行「民族自治」土司制度，前者是比較自由的制度，後者則是封建的奴隸制度。在邊境民族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即不同政權、不同制度的交接地，會特別的繁榮，這是由於人口和物資流向較先進、政治和經濟較自由的地方，而作為交易中心的接壤地帶，則蒙受其利。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同類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蘇東坡」:在中蘇的邊界，由於中國的經濟較蘇聯蓬勃，許多蘇聯人便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售賣貨品。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方國家。因為加拿大的銷售稅率比美國高，溫哥華的居民經常開車一個半小時，往美國的伯明翰購物，甚至要加滿汽油，才啟程回加。伯明翰雖是小城市，商店卻其門若市，溫哥華比伯明翰大得多，商店就門庭冷清。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優勢，促進了某一地區的繁榮。
政治制度的優勢，亦必然促進一個地區的繁榮。墨西哥是由制度革命黨統治下的一黨威權，鄰近的美國則是民主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墨西哥人渴望自由，更加羨慕美國的富裕，大量偷渡到美國，而美墨交界的地方，亦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而中國傳統的「仁政」，亦是這個意思。儒家學派對「仁政」下了這樣的定義：減輕刑罰和賦稅，不打擾農務，壯丁便有閑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在家則事奉父兄長輩，在國家則事奉上級。(註十四)
「仁政」的最經典例子，是在夏朝的末期，其末代國王桀施行苛政、殘害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商國國王湯則施行仁政，他攻打東面，西夷的人民怨怒他;他攻打南面，北狄的人民怨怒他，埋怨:「為甚麼這麼晚還末攻打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接受湯的統治，盡早脫離桀的苛政。(註十五)推行仁政的結果是天下人民歸心，如百川匯海一樣，向仁政施行地集中，當然這就會促成當地的繁榮。
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苛政猛於虎」: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經過一處樹林，看到一位婦人在哭泣。孔子的一個弟子子路問她:「為甚麼妳哭的這麼傷心呢?」婦人說:「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兒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傷心。」子路很奇怪的間:「明知這裏有老虎，為甚麼不早搬走呢?」婦人哭得更傷心了..「因為這裏沒苛政!」(註十六)。這是從相反角度看同一問題，苛政把人民趕走，做成了當地的蕭條。
「苛政對人民的威脅，更超過了老虎。正如越南、柬蒲寨這些地區，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怎會是理想的居所呢?
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法治、民主、保障私有產權。哪一個政制適應時代潮流，適應人民的需要，財富及民心就會歸向它。
下一節我們會直接討論香港歷史，而早期香港的繁榮就是租界繁榮，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直接導致孤島式繁榮的因素，這個對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註十四：《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十五:《孟子．梁惠王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後，後來其蘇。』」
註十六：《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近代西方亦有例子，如東、西柏林。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盟軍分割成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其首都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同樣被四國瓜分。一九四八年六月，西方三國建議將其佔領區合併，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立即封閉由其佔領區往柏林的公路及鐵路，藉此打消西方統一德國的計劃，或迫使西方退出柏林。
柏林是一個孤城，不能自給自足地獨立生存，美國既無法越過蘇聯佔領區，也無法對柏林提供日常的補給品，更不能用武力打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否則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軍於是採用空軍投擲日用品，補給支援柏林市內的二百萬居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蘇聯才取消封鎖。
東、西柏林並非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分裂為兩部分，一個由共產黨統治，另一個由民主政府統治。在兩套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之下，結果是，共產的東柏林的人民不斷逃往自由的西柏林，東柏林日益衰落，西柏林卻越來越繁榮。於是，東德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柏林圍牆，下令將越過圍牆的人全部槍殺。初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建築，後來終於演變成永久的「鐵幕」。結果，給圍在中間的西柏林變成了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東柏林卻一直衰落破敗下去。直至在一九九0年，柏林圍牆被東柏林的市民所推倒，東西德統一，才出現了轉機。
第二個例子是巴拿馬運河區。一九零三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並與剛成立的巴拿馬政府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使美國享有運河的開鑿權、永久使用權和控制權。在美軍佔領下，運河區非常繁榮，而運河區以外的地方，則混亂不堪。這局面與香港的情形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上，邊疆地區例如苗疆、蒙自一帶，常常與內地施行兩套不同的政制。中國是中央集權，而苗疆、蒙自地區則是「一國兩制」，實行「民族自治」土司制度，前者是比較自由的制度，後者則是封建的奴隸制度。在邊境民族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即不同政權、不同制度的交接地，會特別的繁榮，這是由於人口和物資流向較先進、政治和經濟較自由的地方，而作為交易中心的接壤地帶，則蒙受其利。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同類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蘇東坡」:在中蘇的邊界，由於中國的經濟較蘇聯蓬勃，許多蘇聯人便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售賣貨品。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方國家。因為加拿大的銷售稅率比美國高，溫哥華的居民經常開車一個半小時，往美國的伯明翰購物，甚至要加滿汽油，才啟程回加。伯明翰雖是小城市，商店卻其門若市，溫哥華比伯明翰大得多，商店就門庭冷清。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優勢，促進了某一地區的繁榮。
政治制度的優勢，亦必然促進一個地區的繁榮。墨西哥是由制度革命黨統治下的一黨威權，鄰近的美國則是民主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墨西哥人渴望自由，更加羨慕美國的富裕，大量偷渡到美國，而美墨交界的地方，亦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而中國傳統的「仁政」，亦是這個意思。儒家學派對「仁政」下了這樣的定義：減輕刑罰和賦稅，不打擾農務，壯丁便有閑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在家則事奉父兄長輩，在國家則事奉上級。(註十四)
「仁政」的最經典例子，是在夏朝的末期，其末代國王桀施行苛政、殘害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商國國王湯則施行仁政，他攻打東面，西夷的人民怨怒他;他攻打南面，北狄的人民怨怒他，埋怨:「為甚麼這麼晚還末攻打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接受湯的統治，盡早脫離桀的苛政。(註十五)推行仁政的結果是天下人民歸心，如百川匯海一樣，向仁政施行地集中，當然這就會促成當地的繁榮。
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苛政猛於虎」: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經過一處樹林，看到一位婦人在哭泣。孔子的一個弟子子路問她:「為甚麼妳哭的這麼傷心呢?」婦人說:「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兒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傷心。」子路很奇怪的間:「明知這裏有老虎，為甚麼不早搬走呢?」婦人哭得更傷心了..「因為這裏沒苛政!」(註十六)。這是從相反角度看同一問題，苛政把人民趕走，做成了當地的蕭條。
「苛政對人民的威脅，更超過了老虎。正如越南、柬蒲寨這些地區，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怎會是理想的居所呢?
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法治、民主、保障私有產權。哪一個政制適應時代潮流，適應人民的需要，財富及民心就會歸向它。
下一節我們會直接討論香港歷史，而早期香港的繁榮就是租界繁榮，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直接導致孤島式繁榮的因素，這個對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註十四：《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十五:《孟子．梁惠王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後，後來其蘇。』」
註十六：《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第五節 亂世佳人
人類(homo sapiens)這一物種，大概有十萬年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經濟形態。
在最初的九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來生活，在一萬年前，緊接著冰河時期之後，經濟形態分成了兩支，一支是畜牧，另一支是農耕，一直到了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汽機後，開始了工業時期，無論畜牧還是農耕，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工業化。二十世紀的後半段，是後工業時期，工業產品從匱乏變成了過剩，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產量最大的部門。現在則是資訊時期，資訊變成了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每段時期的經濟形態，都有不同的傾向。經濟形態的不同傾向，對大城市有什麼影響呢?
埃及文明始自尼羅河流域，昔年肥沃一片的田地，埃及古都(Thebes)，現在是一片莽莽黃沙。這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原來的經濟形態不能夠存在，原來倚養農業經濟生存的大城市，不能不隨之衰落，這可算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亦有相同的例子，地方就是陝西。大家有沒有看過《黃土地》?看過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裏漫天遍地都是黃土，所以有「黃土高原」之稱，人們都是住在山洞，地理環境惡劣、生產困難，在民初時候，陝西市容尚存舊日的風貌，酒館妓寮到處都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十居七八沒有褲子，有幾戶人家，全家上下只有一條褲子，誰要外出，誰就穿上那條褲子，在家裏的人都是光著屁股。陝西正是貧窮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地步。
誰會知道，在二千年前，陝西曾經是全中國最繁榮的政治經濟中心?杜甫詩云：「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經是西周、秦、西漢、新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隋、唐等十三個王朝的首都，斷斷續續的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年之久，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比它作得更多、作得時間更長的「帝王州」。
西安現時的人口足足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口雖多，但經濟條件遠遠比不上沿海城市。早在秦朝，咸陽居住了百萬人，以當時的標準，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會，只有羅馬可相比擬。此地不但是交通中心，而且，方圓一千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為「膏腴沃野千里」，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因為霸佔了陝西這塊大糧倉，軍糧源源不絕，已構成了他戰勝項羽的必要條件。
陝西一帶之所之衰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八世紀時，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率領吐蕃與漢人混合兵團造反，政府則借回紇軍隊來反擊，大混戰之後，道路、溝渠和灌溉系統遭受全面的破壞，土地荒廢，無法再耕種。杜甫詩有云：「潼關百萬卒，往者散何速，遂令半秦民，狼藉為異物。」意思是，守住潼關的百萬軍隊，為何潰敗得這樣迅速?令到陝西一半人民，因此變成冤魂。大家大可想像當時殺傷和破壞的慘烈。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令到上游地區的沙漠化，下游則長期乾旱，無法種植農作物。因此，農田的面積日漸縮小，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其經濟力量日益萎縮，陝西遂從此失去了當政治重心的條件。
第二種經濟形態的變化，是經濟學術語所謂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由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意思是:某地方或某企業，從事某一特定經濟活動時，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或企業，有其天然優勝地方。舉例說，經營勞工密集的工業，在國內比香港有相對優勢，因為國內的土地價格和人工，遠遠比香港廉宜得多。從另一方面看，非洲的土地價格和人工，比中國更廉宜，是否就比中國更有相對優勢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工業除了講求廉價的土地和人工之外，還有種種的配套，例如交通、資訊、工人質素、集資便利、外匯進出方便、政府文件手續簡單......等等等等。非洲在這些方面太落後，故此在整體上，非洲工業相對中國工業，並無相對優勢。一個倚仗自然經濟形成的大城市，必然是因為該大城市在某經濟領域有相對優勢。但當經濟轉型後，該大城市未必能在新經濟領域中擁有相對優勢，因此不能保持繁榮。
我想舉的例子是英國。
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在一七八五年在曼徹斯特首先發明了動力織機，減低了生產成本，也解決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一八三零年，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連的鐵路開通了，這兩個城市同時變成了工業重鎮，由於紡織工業投資少、周轉快、利潤大，這兩個城市亦變得非常繁榮。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後工業時期，紡織這種早期的工業紛紛遷往亞洲的新興國家，情形就如近二十年，香港的製衣紡織業遷往大陸設廠生產，因為新興國家比英國更有相對優勢。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只有轉型的份兒，前者變成了一個金融城市，後者則是一個重要的港口。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片《亂世佳人》？戲中的城市阿特蘭大，是美國南部的著名城市，還有一個有名的城市，叫新奧爾良，這些南部的經濟重鎮，主要靠出產棉花和煙草而「發達」。直至南北戰爭時期，這兩大城市的繁榮已不復再，因為經濟形態已改變，北部的新興工業城市開始崛起，例如紐約和芝加哥，規模均遠較南方的農業城市為大。阿特蘭大和新奧爾良只有轉型，前者現在是東南部的批發和零售中心，可口可樂公司即以此地為總部，後者則改以海運與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
隨著北部工業的崛起，南北部的生產力亦漸漸拉遠。我們看到這些農作物的出口，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南北戰爭時，農作物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六至七成，但到了現在，只剩下百分之二而已。
農作物的價格在近年來升幅不大。記得小時候，到米舖買米，上等靚米一元八角-斤，今天則大約十元一公斤，過了四十多年，才漲了幾倍。農作物的的售價既低，利潤也不高，農人只有不停遷移到新興的廉價土地，或是使用大型機器輔助耕種，以減低生產成本。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繁榮重返南方，但已不再是靠農業產品，而是靠開採石油，經濟的中心不復是阿特蘭大或新奧爾良，而是達拉斯、侯斯頓這些新興的石油城市，石油城市的興旺，從肥皂劇的鼻袒《豪門恩怨》可見一斑，該劇的名字正是達拉斯(Dallas)。
但達拉斯和侯斯頓的繁榮，因為石油工業的「空洞化」----轉向開採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採成本較低的油田----到了現代，美國的經濟形態轉入了後資訊時代，波士頓和矽谷就分領東西岸的風騷。就是在同一經濟的層面內亦會有輕重的變化，比如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底特律因製做汽車而雄峙一代，到今時今日，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仍然經常是美國最大公司，但汽車行業在美國整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底特律的風頭早就被西雅圖、羅省等地方追過。
這一節，我們探討了因為經濟形態的轉變，造成不同城市的興起。在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對城市的影響。
在最初的九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來生活，在一萬年前，緊接著冰河時期之後，經濟形態分成了兩支，一支是畜牧，另一支是農耕，一直到了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汽機後，開始了工業時期，無論畜牧還是農耕，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工業化。二十世紀的後半段，是後工業時期，工業產品從匱乏變成了過剩，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產量最大的部門。現在則是資訊時期，資訊變成了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每段時期的經濟形態，都有不同的傾向。經濟形態的不同傾向，對大城市有什麼影響呢?
埃及文明始自尼羅河流域，昔年肥沃一片的田地，埃及古都(Thebes)，現在是一片莽莽黃沙。這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原來的經濟形態不能夠存在，原來倚養農業經濟生存的大城市，不能不隨之衰落，這可算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亦有相同的例子，地方就是陝西。大家有沒有看過《黃土地》?看過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裏漫天遍地都是黃土，所以有「黃土高原」之稱，人們都是住在山洞，地理環境惡劣、生產困難，在民初時候，陝西市容尚存舊日的風貌，酒館妓寮到處都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十居七八沒有褲子，有幾戶人家，全家上下只有一條褲子，誰要外出，誰就穿上那條褲子，在家裏的人都是光著屁股。陝西正是貧窮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地步。
誰會知道，在二千年前，陝西曾經是全中國最繁榮的政治經濟中心?杜甫詩云：「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經是西周、秦、西漢、新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隋、唐等十三個王朝的首都，斷斷續續的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年之久，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比它作得更多、作得時間更長的「帝王州」。
西安現時的人口足足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口雖多，但經濟條件遠遠比不上沿海城市。早在秦朝，咸陽居住了百萬人，以當時的標準，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會，只有羅馬可相比擬。此地不但是交通中心，而且，方圓一千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為「膏腴沃野千里」，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因為霸佔了陝西這塊大糧倉，軍糧源源不絕，已構成了他戰勝項羽的必要條件。
陝西一帶之所之衰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八世紀時，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率領吐蕃與漢人混合兵團造反，政府則借回紇軍隊來反擊，大混戰之後，道路、溝渠和灌溉系統遭受全面的破壞，土地荒廢，無法再耕種。杜甫詩有云：「潼關百萬卒，往者散何速，遂令半秦民，狼藉為異物。」意思是，守住潼關的百萬軍隊，為何潰敗得這樣迅速?令到陝西一半人民，因此變成冤魂。大家大可想像當時殺傷和破壞的慘烈。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令到上游地區的沙漠化，下游則長期乾旱，無法種植農作物。因此，農田的面積日漸縮小，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其經濟力量日益萎縮，陝西遂從此失去了當政治重心的條件。
第二種經濟形態的變化，是經濟學術語所謂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由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意思是:某地方或某企業，從事某一特定經濟活動時，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或企業，有其天然優勝地方。舉例說，經營勞工密集的工業，在國內比香港有相對優勢，因為國內的土地價格和人工，遠遠比香港廉宜得多。從另一方面看，非洲的土地價格和人工，比中國更廉宜，是否就比中國更有相對優勢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工業除了講求廉價的土地和人工之外，還有種種的配套，例如交通、資訊、工人質素、集資便利、外匯進出方便、政府文件手續簡單......等等等等。非洲在這些方面太落後，故此在整體上，非洲工業相對中國工業，並無相對優勢。一個倚仗自然經濟形成的大城市，必然是因為該大城市在某經濟領域有相對優勢。但當經濟轉型後，該大城市未必能在新經濟領域中擁有相對優勢，因此不能保持繁榮。
我想舉的例子是英國。
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在一七八五年在曼徹斯特首先發明了動力織機，減低了生產成本，也解決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一八三零年，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連的鐵路開通了，這兩個城市同時變成了工業重鎮，由於紡織工業投資少、周轉快、利潤大，這兩個城市亦變得非常繁榮。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後工業時期，紡織這種早期的工業紛紛遷往亞洲的新興國家，情形就如近二十年，香港的製衣紡織業遷往大陸設廠生產，因為新興國家比英國更有相對優勢。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只有轉型的份兒，前者變成了一個金融城市，後者則是一個重要的港口。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片《亂世佳人》？戲中的城市阿特蘭大，是美國南部的著名城市，還有一個有名的城市，叫新奧爾良，這些南部的經濟重鎮，主要靠出產棉花和煙草而「發達」。直至南北戰爭時期，這兩大城市的繁榮已不復再，因為經濟形態已改變，北部的新興工業城市開始崛起，例如紐約和芝加哥，規模均遠較南方的農業城市為大。阿特蘭大和新奧爾良只有轉型，前者現在是東南部的批發和零售中心，可口可樂公司即以此地為總部，後者則改以海運與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
隨著北部工業的崛起，南北部的生產力亦漸漸拉遠。我們看到這些農作物的出口，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南北戰爭時，農作物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六至七成，但到了現在，只剩下百分之二而已。
農作物的價格在近年來升幅不大。記得小時候，到米舖買米，上等靚米一元八角-斤，今天則大約十元一公斤，過了四十多年，才漲了幾倍。農作物的的售價既低，利潤也不高，農人只有不停遷移到新興的廉價土地，或是使用大型機器輔助耕種，以減低生產成本。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繁榮重返南方，但已不再是靠農業產品，而是靠開採石油，經濟的中心不復是阿特蘭大或新奧爾良，而是達拉斯、侯斯頓這些新興的石油城市，石油城市的興旺，從肥皂劇的鼻袒《豪門恩怨》可見一斑，該劇的名字正是達拉斯(Dallas)。
但達拉斯和侯斯頓的繁榮，因為石油工業的「空洞化」----轉向開採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採成本較低的油田----到了現代，美國的經濟形態轉入了後資訊時代，波士頓和矽谷就分領東西岸的風騷。就是在同一經濟的層面內亦會有輕重的變化，比如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底特律因製做汽車而雄峙一代，到今時今日，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仍然經常是美國最大公司，但汽車行業在美國整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底特律的風頭早就被西雅圖、羅省等地方追過。
這一節，我們探討了因為經濟形態的轉變，造成不同城市的興起。在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對城市的影響。
第四節 風水
一個大城市要興起，並不需要有任何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只要擁有一項「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便足夠勝出了。正如一間企業要成功，可以搞地產，可以做金融，可以從事高科技，只要有一項專長，條條大路可通羅馬。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
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一些國家或部落，憑藉武力建立了帝國，它原來的首都很自然的，也會變成了大城市。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第二節 文明之光
在上一節，我講述了中國歷代興衰兩大根本原因: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這一節，我將用更宏觀的眼光，從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大型人類社群興亡的原則。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當時的商統治區周圍，存在著許多叫做「方」的部落，北方的土方和淮河流域的夷方，更是商的強大敵人，每每乘機侵擾。」「方」在古代，是「國家」的意思。「土方」就讀是「土國」，「夷方」就是「夷國」，而鼎鼎大名的「鬼方」，便是周朝的玁狁，後世的匈奴。連這樣基本的歷史知識也不懂得，也來撰寫中史教科書，真是「教壞細路」，墮落至極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在這情形下，既不變換居地、又不變更生活方式的人，便因不能對乾旱的「挑戰」作出「回應」，只有滅亡一途。不願變更居地，而變換了生活方式的人，即自狩獵者轉變為畜牧者的人，便成為亞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本書後面還會談到他們的成就與命運。至於選擇了變更居地，而不變換生活方式的人，又分為兩群，其中一群沿著旋風帶北移，以躲避乾旱，不料又遭到一項新的挑戰----北方季節性嚴寒的挑戰，這挑戰引起了一項新的創造性回應，故而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另一群人向南沿著季風帶走，以躲避乾旱，則由於受到熱帶氣候單調沉悶的影響，而變得昏昏欲睡。第五種人，也就是最後一種人，為了回應乾旱的挑戰，既遷移居地，又變換了生活方式，這種罕見的雙重反應，便是創造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的動態行為，它使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自行將消失的亞非草原一些原始社會中，脫穎而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歷程。」
「這些創造性的社群，其生活方式之改變，即是徹底放棄了採食和狩獵，而轉變為農耕的生涯。他們居地的變換，以距離而言，其實不遠，但若以性質而言，則差別實有若南轅北轍，因為他們放棄了草地，而進入新的自然環境，從事新的生活。」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在文明單中，計收大小文明三十七個之多，惟因部份過於支離瑣碎，部份尚在存疑階段，故我們以二十一個文明為主，而未及其他。即：
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以上二者合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希臘文明、敘利亞文明、天竺文明、華夏文明、米諾文明、蘇美文明、希太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安棣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與馬雅文明、此為十九個。然而巴比倫文明是否可與蘇美文明分開，尚有可疑之處。又東正教文明，可分為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東正教俄羅斯文明，而遠東文明，又分為中國文明與日韓文明，故共為二十一個文明。」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自有記載以來，希臘歷史的最早階段中，即有一種尖銳的對比存在，那就是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的統一、與其政治上的分立。我們發現，希臘世界在政治上分裂為一些主權獨立的城邦，城邦中的公民承認他們是一個共同文化的分享者，可是這並不能抑止他們彼此發生戰爭。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城邦之間的鬩牆之戰，變得極具破壞性，終使文明陷入悲慘的命運。而當希臘世界正要分崩離析時，卻因為羅馬帝國遲來的政治統一，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這種政治統一雖帶來了短暫的和平與秩序;可是在它來臨之前，卻是先有一連串「致命打擊」，結果所有的政治強權全部傾覆，只剩下一個勝利者--羅馬帝國。而當羅馬建立起希臘的「大一統國家」(Universal State)時，希臘世界卻早已精疲力盡，墮落不堪，無法將它的大一統帝國垂諸久遠了;故而羅馬帝國的崩潰，也就表示了希臘文明的解體。」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第一節 千古興亡
我們意圖推斷香港的命運之前，必定要明白，香港是一個大城市，香港興亡亦不能逃脫大城市興亡的軌跡。大城市是大型人類社群的聚居地，我們在本章，將會檢視大型人類社群興衰的基本原理，然後再在下一章，試圖將這些原則應用在本港歷史之上。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一一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的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發生瓶頸危機，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開始，人民還沒有形成效忠的心理慣性作用。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負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鬨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符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慾望。貪污腐敗則完全背叛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鬨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我將不以傳統或贊同為根據的權力稱之為「赤裸的」權力。它的特徵和傳統權力的特徵大不相同。傳統權力保存著的地方，這種政體幾乎無限制地依靠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赤裸的權力通常是軍事的，它可能採取內部專制或外來征服的形式。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後一種形式的重要性，確實是很突出的——我認為，比許多現代「科學的」歷史學家所願意承認的要突出得多。亞力山大大帝和凱撒通過戰爭改變了歷史的整個進程。如果沒有前者，《福音書》就不會用希臘文寫成，基督教也不會盛行於整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後者，法國人就不會說這種從拉丁語派生的語言，天主教教會也將很難存在。白人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軍事優勢，更是無法否認的武力之權。武力的征服較之任何其他單一的力量都更有助於文明的傳播，然而，軍事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要依靠他種形式的權力，如財富、技術知識和狂熱。我並不是說情況永遠如此;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馬爾巴羅的天才對於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應當視為一般規則中的例外現象。」
「傳統的、和赤裸的權力的區別是心理上的。我稱權力為傳統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老的形式:它還須得到部分是源於風俗的尊敬。當這種尊敬減弱時，傳統的權力就逐漸轉化為赤裸的權力。這一過程在俄國逐漸發展為革命運動，終至一九一七年的勝利。」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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