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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