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一些國家或部落,憑藉武力建立了帝國,它原來的首都很自然的,也會變成了大城市。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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