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千古興亡

我們意圖推斷香港的命運之前,必定要明白,香港是一個大城市,香港興亡亦不能逃脫大城市興亡的軌跡。大城市是大型人類社群的聚居地,我們在本章,將會檢視大型人類社群興衰的基本原理,然後再在下一章,試圖將這些原則應用在本港歷史之上。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一一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的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發生瓶頸危機,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開始,人民還沒有形成效忠的心理慣性作用。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負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鬨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符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慾望。貪污腐敗則完全背叛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鬨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我將不以傳統或贊同為根據的權力稱之為「赤裸的」權力。它的特徵和傳統權力的特徵大不相同。傳統權力保存著的地方,這種政體幾乎無限制地依靠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赤裸的權力通常是軍事的,它可能採取內部專制或外來征服的形式。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後一種形式的重要性,確實是很突出的——我認為,比許多現代「科學的」歷史學家所願意承認的要突出得多。亞力山大大帝和凱撒通過戰爭改變了歷史的整個進程。如果沒有前者,《福音書》就不會用希臘文寫成,基督教也不會盛行於整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後者,法國人就不會說這種從拉丁語派生的語言,天主教教會也將很難存在。白人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軍事優勢,更是無法否認的武力之權。武力的征服較之任何其他單一的力量都更有助於文明的傳播,然而,軍事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要依靠他種形式的權力,如財富、技術知識和狂熱。我並不是說情況永遠如此;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馬爾巴羅的天才對於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應當視為一般規則中的例外現象。」

「傳統的、和赤裸的權力的區別是心理上的。我稱權力為傳統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老的形式:它還須得到部分是源於風俗的尊敬。當這種尊敬減弱時,傳統的權力就逐漸轉化為赤裸的權力。這一過程在俄國逐漸發展為革命運動,終至一九一七年的勝利。」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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