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一一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的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發生瓶頸危機，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開始，人民還沒有形成效忠的心理慣性作用。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負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鬨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符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慾望。貪污腐敗則完全背叛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鬨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我將不以傳統或贊同為根據的權力稱之為「赤裸的」權力。它的特徵和傳統權力的特徵大不相同。傳統權力保存著的地方，這種政體幾乎無限制地依靠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赤裸的權力通常是軍事的，它可能採取內部專制或外來征服的形式。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後一種形式的重要性，確實是很突出的——我認為，比許多現代「科學的」歷史學家所願意承認的要突出得多。亞力山大大帝和凱撒通過戰爭改變了歷史的整個進程。如果沒有前者，《福音書》就不會用希臘文寫成，基督教也不會盛行於整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後者，法國人就不會說這種從拉丁語派生的語言，天主教教會也將很難存在。白人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軍事優勢，更是無法否認的武力之權。武力的征服較之任何其他單一的力量都更有助於文明的傳播，然而，軍事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要依靠他種形式的權力，如財富、技術知識和狂熱。我並不是說情況永遠如此;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馬爾巴羅的天才對於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應當視為一般規則中的例外現象。」
「傳統的、和赤裸的權力的區別是心理上的。我稱權力為傳統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老的形式:它還須得到部分是源於風俗的尊敬。當這種尊敬減弱時，傳統的權力就逐漸轉化為赤裸的權力。這一過程在俄國逐漸發展為革命運動，終至一九一七年的勝利。」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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