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風水

一個大城市要興起,並不需要有任何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只要擁有一項「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便足夠勝出了。正如一間企業要成功,可以搞地產,可以做金融,可以從事高科技,只要有一項專長,條條大路可通羅馬。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

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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