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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