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當時的商統治區周圍，存在著許多叫做「方」的部落，北方的土方和淮河流域的夷方，更是商的強大敵人，每每乘機侵擾。」「方」在古代，是「國家」的意思。「土方」就讀是「土國」，「夷方」就是「夷國」，而鼎鼎大名的「鬼方」，便是周朝的玁狁，後世的匈奴。連這樣基本的歷史知識也不懂得，也來撰寫中史教科書，真是「教壞細路」，墮落至極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在這情形下，既不變換居地、又不變更生活方式的人，便因不能對乾旱的「挑戰」作出「回應」，只有滅亡一途。不願變更居地，而變換了生活方式的人，即自狩獵者轉變為畜牧者的人，便成為亞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本書後面還會談到他們的成就與命運。至於選擇了變更居地，而不變換生活方式的人，又分為兩群，其中一群沿著旋風帶北移，以躲避乾旱，不料又遭到一項新的挑戰----北方季節性嚴寒的挑戰，這挑戰引起了一項新的創造性回應，故而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另一群人向南沿著季風帶走，以躲避乾旱，則由於受到熱帶氣候單調沉悶的影響，而變得昏昏欲睡。第五種人，也就是最後一種人，為了回應乾旱的挑戰，既遷移居地，又變換了生活方式，這種罕見的雙重反應，便是創造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的動態行為，它使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自行將消失的亞非草原一些原始社會中，脫穎而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歷程。」
「這些創造性的社群，其生活方式之改變，即是徹底放棄了採食和狩獵，而轉變為農耕的生涯。他們居地的變換，以距離而言，其實不遠，但若以性質而言，則差別實有若南轅北轍，因為他們放棄了草地，而進入新的自然環境，從事新的生活。」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在文明單中，計收大小文明三十七個之多，惟因部份過於支離瑣碎，部份尚在存疑階段，故我們以二十一個文明為主，而未及其他。即：
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以上二者合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希臘文明、敘利亞文明、天竺文明、華夏文明、米諾文明、蘇美文明、希太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安棣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與馬雅文明、此為十九個。然而巴比倫文明是否可與蘇美文明分開，尚有可疑之處。又東正教文明，可分為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東正教俄羅斯文明，而遠東文明，又分為中國文明與日韓文明，故共為二十一個文明。」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自有記載以來，希臘歷史的最早階段中，即有一種尖銳的對比存在，那就是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的統一、與其政治上的分立。我們發現，希臘世界在政治上分裂為一些主權獨立的城邦，城邦中的公民承認他們是一個共同文化的分享者，可是這並不能抑止他們彼此發生戰爭。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城邦之間的鬩牆之戰，變得極具破壞性，終使文明陷入悲慘的命運。而當希臘世界正要分崩離析時，卻因為羅馬帝國遲來的政治統一，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這種政治統一雖帶來了短暫的和平與秩序;可是在它來臨之前，卻是先有一連串「致命打擊」，結果所有的政治強權全部傾覆，只剩下一個勝利者--羅馬帝國。而當羅馬建立起希臘的「大一統國家」(Universal State)時，希臘世界卻早已精疲力盡，墮落不堪，無法將它的大一統帝國垂諸久遠了;故而羅馬帝國的崩潰，也就表示了希臘文明的解體。」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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