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明之光

在上一節,我講述了中國歷代興衰兩大根本原因: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這一節,我將用更宏觀的眼光,從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大型人類社群興亡的原則。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當時的商統治區周圍,存在著許多叫做「方」的部落,北方的土方和淮河流域的夷方,更是商的強大敵人,每每乘機侵擾。」
「方」在古代,是「國家」的意思。「土方」就讀是「土國」,「夷方」就是「夷國」,而鼎鼎大名的「鬼方」,便是周朝的玁狁,後世的匈奴。連這樣基本的歷史知識也不懂得,也來撰寫中史教科書,真是「教壞細路」,墮落至極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在這情形下,既不變換居地、又不變更生活方式的人,便因不能對乾旱的「挑戰」作出「回應」,只有滅亡一途。不願變更居地,而變換了生活方式的人,即自狩獵者轉變為畜牧者的人,便成為亞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本書後面還會談到他們的成就與命運。至於選擇了變更居地,而不變換生活方式的人,又分為兩群,其中一群沿著旋風帶北移,以躲避乾旱,不料又遭到一項新的挑戰----北方季節性嚴寒的挑戰,這挑戰引起了一項新的創造性回應,故而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另一群人向南沿著季風帶走,以躲避乾旱,則由於受到熱帶氣候單調沉悶的影響,而變得昏昏欲睡。第五種人,也就是最後一種人,為了回應乾旱的挑戰,既遷移居地,又變換了生活方式,這種罕見的雙重反應,便是創造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的動態行為,它使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自行將消失的亞非草原一些原始社會中,脫穎而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歷程。」

「這些創造性的社群,其生活方式之改變,即是徹底放棄了採食和狩獵,而轉變為農耕的生涯。他們居地的變換,以距離而言,其實不遠,但若以性質而言,則差別實有若南轅北轍,因為他們放棄了草地,而進入新的自然環境,從事新的生活。」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在文明單中,計收大小文明三十七個之多,惟因部份過於支離瑣碎,部份尚在存疑階段,故我們以二十一個文明為主,而未及其他。即:
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以上二者合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希臘文明、敘利亞文明、天竺文明、華夏文明、米諾文明、蘇美文明、希太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安棣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與馬雅文明、此為十九個。然而巴比倫文明是否可與蘇美文明分開,尚有可疑之處。又東正教文明,可分為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東正教俄羅斯文明,而遠東文明,又分為中國文明與日韓文明,故共為二十一個文明。」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自有記載以來,希臘歷史的最早階段中,即有一種尖銳的對比存在,那就是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的統一、與其政治上的分立。我們發現,希臘世界在政治上分裂為一些主權獨立的城邦,城邦中的公民承認他們是一個共同文化的分享者,可是這並不能抑止他們彼此發生戰爭。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城邦之間的鬩牆之戰,變得極具破壞性,終使文明陷入悲慘的命運。而當希臘世界正要分崩離析時,卻因為羅馬帝國遲來的政治統一,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這種政治統一雖帶來了短暫的和平與秩序;可是在它來臨之前,卻是先有一連串「致命打擊」,結果所有的政治強權全部傾覆,只剩下一個勝利者--羅馬帝國。而當羅馬建立起希臘的「大一統國家」(Universal State)時,希臘世界卻早已精疲力盡,墮落不堪,無法將它的大一統帝國垂諸久遠了;故而羅馬帝國的崩潰,也就表示了希臘文明的解體。」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3 則留言:

  1. 小平同志那幅圖不能放大
    可以修復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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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修復嗎?
    謝謝!
    或send到我郵箱superjilljill@yahoo.com,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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