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正如上一章所講，因為英國軍事力量硬把香港從中國的制度中割裂出來，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制度有了重大歧異，逐出現了這一章第一節所述的「租界式的繁榮」。這些租界，猶如是中國國境內的「孤島」，當時整個中國一窮二白，又不停遭受戰亂侵擾，唯獨是「孤島」才有繁榮景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後，堅決不承認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香港的命運「命懸一線」，但許多件錯綜複雜的事件相繼發生後，香港「絕處逢生」，成為當世中國版圖內三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
而又高度繁榮的地方之一(另外兩個是台灣和澳門)，正是奠基於以上分析。
由開始實行「單程證」制度的一九五二年，百至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的一九七九年(註一)，二十七年間，香港和內地的割裂越發徹底。
上海是全國最富庶、文化質素最高的地區--華東地區--的中心，香港不過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城市，華南地區的財富和人民質素遠遠比不上華東，然而，香港現今之經濟實力，卻超出上海不可以道里計。其中究竟牽涉甚麼原因?
正如我在「苛政猛於虎」所指出，由於香港施行「仁政」，經濟遂能起飛。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制度。香港雖然沒有民主，卻享有英式法治，以及號稱為全世界最高舉放任經濟主義的地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上海則既無民主、也無法治，更是實行社會主義。兩個城市走著不同的路，漸行漸相遠，在二十七年間，香港以制度上的優越勝過了上海地理上的優越性，成績單表現在財富用上，一九五二年的上海遠比香港富裕得多(更遑論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上海了)，但到了一九七九年，香港的經濟繁榮程度是上海人想也想不到的。
一九七九年發生了大轉折，中國政府在三中全會之後，經濟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u-turn」，開始仿傚香港走市場經濟之路。
其後不久，中國收回香港的日期進入了議程。離奇的是，發起者不是中國，而是英國。
香港和九龍雖是永久割讓的殖民地，但新界地區卻只是租借地，由一八九八年開始租借，期限是九十九年，到了一九九七年，剛好到期交還。因為置業而與銀行做樓宇按揭的話，還款期限以十五年為準，英國政府無法不急於在一九八二年敲定「續約」，否則新界地區的樓宇按揭年期只能日漸縮短，英國政府亦沒有法律根據賣出跨越一九九七年的土地。
中國政府一貫立場是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的，換言之，中國既不承認香港和九龍是永久割讓予英國的殖民地，也不承認英國擁有新界的九十九年租借期。中國之所以暫不收回香港，皆因時機尚未成熟。在上一節亦論述過把香港繼續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是斯時對中國較有利之決定。
在中國公開宣布改革開放的同時，一九七九年之元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交，自此，台灣的中華民國只能「莊敬自強」，再也不能在國際間以「中國」代表自居下去了。
香港本來是中國與西方的緩衝區，中美建交後，中國和西方列強的關係進入了穩定階段，緩衝區的必要無復存在。在此之後，香港可為中國帶來的利益，只剩下了經濟一項。
這當兒，英國不斷試探中國就香港問題的立場，中國可不能繼續「悶聲大發財」下去，需要明確地給英國人一個答覆。而以民族主義建國的中國，覆示只能有一種：中國必須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本來成竹在胸，認為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外匯來源，中國決計不可能犧牲重大的經濟利益，強行收回香港。豈料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九月飛抵北京，鄧小平斷然否定了英國所持「三個條約仍然有效」的基本立場。條約無效，亦即英國根本不擁有對香港和九龍的主權，自然不能仗主權來交換治權了。戴卓爾夫人給殺了個措手不及，離開談判地點人民大會堂時，失魂落魄地跌了一較，這一跤，象徵了英國在香港一百五十年的統治壽終正寢。
戴卓爾夫人如意算盤摔落了，算錯了的是鄧小平並非毛澤東，更非一般的共產黨人。何況星移物換，中國已非五、六十年代、甚至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國了。
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起碼他深覺自己是一生為杜會主義大業而奮鬥的，因此在他眼中，「共」是比「中」更為重要，若在他執政時收回香港，非得要香港也實行共產主義不可。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執掌政策的話，他將為了中國的龐大外匯利益，不會收回香港。但鄧小平並非教條主義者，他注重實際多於注重意識形態，之所以他有如此一句名句：「不管黑貓黃貓，會捉老鼠的便是好貓。」(註二)相比起毛澤東來，鄧小平無疑是傾「中」多於傾「共」。在鄧的眼中，恢復中國主權最為重要，不實行共產主義沒有甚麼大不了，「一國兩制」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只要實際上可行，兼且對中國和共產黨的整體利益有利的話，沒有甚麼政策是不可行的。
另一原因是時移世易，經過文革洗禮，中共高層飽受極左政策的荼毒，從而普遍認同了注重實際的政策。如果時值五、六十、甚至是七十年代的初期，相信不會有中共高層同意「一國兩制」的構思。商談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英國只能全盤依照鄧小平設計出來的
無疑一九九七是一個大轉折，但在草簽當年算起，是十三年後的事。
香港人即時要面對的大轉折，是內地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處事的手法大膽之餘，也十分謹慎。他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未敢一下子在全國推行。最佳策略是首先建立經濟特區，作為試點，成功之後，才逐步擴展至全國。
在這「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內地與香港依然大有分別，內地無法與香港競爭，香港反而可以善用「改革開放」，大做生意。
第一批往內地作開荒牛而發了大財的，是到內地設廠的廠家。八十年代，香港已是個高度繁榮的城市，工資可說是東南亞各地中最高的。西方對亞洲最大的需求，是廉價的工業產品，香港工資日高，港商日漸讓人工更平的東南亞各國廠商搶去了訂單，例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等。但香港的廠商把製造中心北遷至內地後，工資成本又遠比東南亞便宜，再者．、香港製造業工人只得八十多萬，根本無法「食盡」西方市場的需求，所以西方買家非得也光顧其他的東南亞國家不可。但珠江三角洲的工人多達六、七百萬，如果努力爭得更多訂單，亦不愁沒有更多來自內陸各省的生力軍。
就這樣，香港人在內地投資興建的工廠，把東南亞國家的定單都搶了過來。
香港人負責的，是投資、管理、行銷網絡。簡單的說法，是在內地設廠、聘請低薪員工，但高收入的職位和利潤，仍歸香港獨享，香港哪有不越發繁榮的道理？
第二項有利條件，是中國剛啟勳改革開放，甚麼設施也沒有，轉口無一法不經香港。香港的港口由於人工太貴、成本太高，轉口貿易一直下跌，但由一九八二年起，轉口貿易卻以每年二至三成的高速增長，皆因相對於中國，香港的港口質數及服務確貴得物有所值。
第三項有利條件，是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加上中國對外國金融機構在國內的商業活動，也有著極嚴格的規限和監管。因此，所有中國國內企業的集資行動，一涉及外資參與，必須通過香港進行。紅籌國企相繼在香港上市，集資活動此起彼落，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形鞏固。
第四項有利條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大多是貪官污吏。我認識某地的外經委，他曾對我透露：「我床底有一百萬現金，如果存入銀行，銀行全都是國營的，這一百萬很快會給國家知悉，我就會被打靶。最聰明的方法，是買張單程證來香港，把所有錢存入香港的銀行。」
香港銀行太多、戶口太多、存款也太多，根本不可能查明每筆存款的來歷。所以內地人不論是貪官污吏、正行商人或偏門撈家，全都在香港開設帳戶，把錢存進香港的銀行。領教過文革時的清算大禍，就算是開放了，國內官員也並不「均真」，大家擔心不知那一天倒上了霉，錢便不一定提得出來。其實在中國，縱是正行商人，也難不涉及官商勾結，更絕少沒有行賄取捷，而那些經商的高幹子弟，一旦父執輩在政治鬥爭上失利，自已更必然被清算身家。
有些人可能考慮過，連人帶錢移往外國。但內地人大多不懂英語，也難以適應外國生活，更何況，獲得西方國家的居留權亦難之又難。再說，西方國家遠在天邊，除非一去不返，如果想繼續在國內賺錢，有那一處比「千里香港一日還」更方便呢？
這些從內地湧至的資金，有些買樓，兼且專買豪宅，把樓市炒到比天高;有些則炒股票，專買紅籌國企，把股市炒到飆升。結果金融風暴一役，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但縱然輸到血流成河，內地資金仍是前仆後繼地湧來香港。
最有名的例子是建萊集團的老闆秦錦釗。秦錦釗二十多歲從內地來港，據他夫子自道，是從事大陸貿易生意而發了大財的，秦氏將賺來的錢全拿來炒賣豪宅，尤愛炒中半山的帝景園，全盛時期名下擁有八十個豪宅單位。金融風暴後，他手上持有的豪宅陸續「打靶」沽出，前後共輸了二十億元。
這種「地頭蟲」欺負暴發戶的情況，正如八十年代，美國佬在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大騙特騙日本仔如出一轍。
洛克菲勒中心建成於一九三四年，位於紐約市曼克頓區的中心，租客全是美國最有名的大公司，這幢大廈正正代表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掛帥精神,八十年代後，日本的經濟力量攀上高肇，日人在全世界瘋狂收購資產,洛克菲勒家族遂以十四億美元的破天荒高價把洛克菲勒中心賣給了三菱集團。六年後，日本經濟陷入蕭條，美國房地產價格狂瀉，那些上等租客紛紛遷出洛克菲勒中心，三菱集團用以持有洛克菲勒中心的股份的公司甚至要申請破產保護令，結果，三菱集團僅以原購價的四分之一，把洛克菲勒中心賣回給洛克菲勒家族。
到了八十年代，內地人南下香港的遊戲規則已徹底的改變了。在一九七九年前，內地人大部份靠「抵壘政策」得以遷居香港，但「抵壘政策．取消後，「單程證」便成為了內地移民的主流。
由於內地貪污盛行，單程證的發出，端賴於賄賂的金額，付不出賄金、單以家庭團聚理由而申請來港的，只能癡癡地等。在這新的遊戲規則下，只有富人和貪官污吏，才有資格手持單程證施施然南下。
「抵壘政策」的優勝者，是聰明、強健和肯冒險的人，而「單程證」的優勝者，則是有權有勢的人。後者固然殊不公平，但單純以香港的經濟利益而言，卻是大大的有利。
上任伊始，行政長官董建華曾經提議，要收回批准單程證的權力，以後由香港負責審批。照道理說，從來只有入口地去決定誰能入口，沒有由出口地決定的。但當董建華試圖與內地有關部門談判，發現利益關係攸關，如果香港硬要審批單程證，將會影響到太多內地官員利益，必定招惹極大仇恨，於是那管有道埋沒道理，金錢就是最大的道理，董建華回港後，從此不敢再談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
問題是，九七年後，中國做生意的能力逐漸逼近香港，香港的中介地位開始消失。
那麼，進入了「後九七」時代，香港憑甚麼生存下去？下一節再詳述。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