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租界式的和平

這一章題為「偶然中的偶然」，是使用了「唯物辯證法」的概念。

唯物辯證法把命運分成偶然性和必然性兩種因素。例如一棵樹的種子掉在泥土上，當時雨水是否充足、氣溫是否和暖等都是偶然性因素。幾個偶然的因素相遇，便生出必然性，得出必然的結果來：種子會發芽、生長。

用數學上的集合論來表達，一個集(可用一個圓圈來表示)可以代表一個偶然，幾個集重疊起來(相等於幾個圈重疊起來)，即是幾個偶然的條件重疊起來，其交集(圓圈重疊的部分)便相扣成必然性的因素。

香港能夠延續一百五十年的繁榮，可說是偶然中的偶然，非常非常的僥倖。

我們且將香港的歷史分段。由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這一百年，可界定為「租界式的繁榮」年代。

香港能夠興盛起來，由幾個因素造成：首先是歐洲國家船堅炮利，打進中國後侵佔統治了好些地方，繼而在這些地方施行西方之法律制度。這些「國中之國」，包括諸如香港、上海法租界、天津租界、武漢租界及青島租界等等。租界外的整片中國國土，則仍然實行中國的法律。在各租界內，或有深淺不同程度的畸型繁榮，但本質可說是一致的。

香港是第一個得利於租界統治而繁榮起來的地方。與其他租界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是唯一的永久割讓地，其他租界只是暫時租借性質。

由港島至九龍的界限街以南劃為割讓地，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方，是英方向中國租借的，租借年期由一八九八年算起合共九十九年。未割讓予英國前，香港只是一塊非常荒涼的「光禿石山」，為何英國人又偏偏垂青於這片不毛之地?

答案也是由多個「偶然」組合而成。

將大不列顛國旗插於香港，整個過程可說是義律的個人選擇。義律是大英帝國當年派駐中國之商務監督，算是首席對華政策執行人，英國政府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香港不錯是坐擁一個良好的深水港，但鄰近地區，例如現今深圳的蛇口和鹽田，何嘗沒有深水港，再者，香港並非正對、而是偏斜地向著珠江出口的，真正的珠江出口其實是在虎門、澳門一帶，這解釋了為何早在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首選澳門作為殖民地。

到了義律執掌對華政策時代，對港口要求已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珠江出口經常有大量流沙淤塞，日積月累下，澳門其實從不算是一深水港。去過澳門的人大概也留意到，那一帶水域，水色是黃黃濁濁的，顯見水底積存了大量流沙。由於水淺，大型船隻根本無法泊進澳門的碼頭。那時容載數百乘客的大船，也得由縴夫用繩索拖拉才能泊岸，這些情景，中年以上的人相信記憶猶存。

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可以不在意海港是否頁的夠深，因為當時乘以東來的，不過是幾百噸排水量的帆船。但十九世紀發生了工業革命，大型的蒸汽船盛行，深水港的重要性才突顯出來。

香港除了水深港闊，更另有一優點為鄰近港口所無：維多利亞港是一天然避風港口，比「裸露」在海邊的鹽田或蛇口，更適合於船隻停泊。南中國海時刮颱風，避風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獻上，其實看不到義律為何垂青香港，只知道義律返英述職時，曾遭當年英國外相帕默斯頓大力抨擊。由此看來，捨他地而獨挑香港，決定僅是他個人選擇，當年亦末為英國人所理解。

不難猜度義律獨選香港，實另有不宜宣諸於口、寫諸於文獻的理由，就是香港在軍事上易守難攻。香港島是個四面環水之孤島，當年大英帝國的海軍堪稱世界最強，守住一個孤島，當然比保護一個接連著中國大陸的港口-----例如蛇口或鹽田容易得多。再者，香港仍是一片荒涼，遠離大陸的人口中心，可剔除窩裏反的危機，加上北面有大帽山、獅子山作為屏障，陸路上與大陸隔絕，防守自較穩當。

英國第二次從中國手上謀得的土地為九龍半島。這塊土地又可作為港島的屏障，所以英國人在香港所投下的最重要「注碼」，諸如港督府及匯豐銀行等，莫不建立於香港島"

另一抉擇取捨關鍵，是香港具通航南洋這交通之利。整個南洋，都納入英國人控制範圍，由英倫三島起航計，會繞過南非的好望角，及至印度，再達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南洋地方，香港正好是這條海航線的自然延續。

香港僥倖地被英國人選中，脫離了中國、轉行歐洲帝國主義的政經制度，百多年的繁華興盛才得以萌芽、再而茁長。

香港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後，一切華洋繆竭、契約糾紛，法院皆依據英國法律來作出仲栽。由於香港施行西方人熟悉的一套法律、西方商人遂信心大增，絡繹來港經商。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其他的租界，例如上海。

其實，單按地理因素而論，香港是遠墜後於上海所具之優勢的。當年香港的經濟活動優勢，只在於地處接近珠江出口，唯珠江由廣西流至廣東，流經的不過是中國最貧瘠的不毛之地，並無穿過中國主要的經濟地帶。反觀上海，位鄰長江出口，而長江流經的七省，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富裕的區域，特別是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兩省，更是全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命脈所在。

在清朝時，單從江蘇、浙江兩省，已可徵得全國賦稅收入的四成，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在文化文教層面，這塊傳統上稱為「江南」的沃土，絕對是文化薈萃之地，孕育出的狀元和進士，多得數也數不清。反觀廣東省，處於文化邊陸，這麼多年來僅出了一個狀元倫文敘，珍罕程度足令廣東人歌頌了三百年，再往下數，也只得一個「南海聖人」康有為而已。

江浙地傑人靈，遠的不說，就算是近年，也是人才輩出。當代七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朱棣文、丁肇中、李遠哲、崔琦及高行健等，其中三人就是祖籍江浙。數學大師陳省身、華羅庚、被譽為「居里夫人第二」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光纖之父」高鯤，這些輩聲中外的大學者，莫不是江浙人士。江浙人口約一億三千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人才輩出的比例實是異常地高。

人才既多，發展經濟便容易得多。整個江浙地區的優秀人才盡朝大城市上海湧去，上海很自然地成為人文薈集之地，而對外航運方面，上海面向太平洋，是日、韓、美航線必經之道，所以兩相比較的話，上海實較香港更具優勢。

早在一八三二年，白種人已經開始覬覦上海。當年英國人林特賽，奉東印度公司之命前赴中國考察，見到上海雄踞長江出口，無疑控制著一切通往內地之路，假以時日，一定會成為中國最繁盛的商業中心。他在報告中內結論：「英國人如果能在這裏自由貿易，可得利潤必定無窮。」他唯一奇怪的是，何以這樣的一個要津，竟一百未為人重視。

原因很簡單，上海特有的優勢，只就對外貿易才有意義。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商業活動以內向型為主，政府根本不容許廣東省的「十三行」以外的任何商人經營外貿，上海縱有上述優勢也無法繁盛起來。

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已是走私鴉片的重要轉運站，英國得嚐甜頭，進一步決心把上海闢成商埠。經過「鴉片戰爭」一役，上海正式開埠，短短十年時間，上海即迅速取代了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港口。在一八四九年，鴉片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入口商品，全國消費的總箱數是四三零七五箱，單是經上海輸入的，已經是二二九八一箱，佔了總入口的一半以上，佐證了上海發展之迅。

《南京條約》並沒有列明鴉片買賣是合法的，但清政府受壓於西方武力威脅，鴉片貿易實被默許、形同合法活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終於確認鴉片為合法貿易貨品，每箱抽稅三十兩紋銀。當時一箱鴉片約售六百兩紋銀，即是抽稅百分之五，比起今日香港的煙草稅率，算是低得多，但此項稅收已成清廷的一項重要收入，中國也首次嚐到了關稅收入的甜頭。

太平天國時代，忠王李秀成和小刀會的劉麗村互相呼應，意欲攻打上海。此舉令滿清朝廷既震驚又慌亂，因為自一八四二年中國實行「五口通商」後，短短二十年間，上海的海關賦稅已變成清朝的財政命脈，一旦上海陷落，清朝沒錢把仗打下去，豈非命休矣?

劉麗村跟洋人大搞關係，心想太平天國也是崇奉基督教，與西方人宗教共屬一脈，於是一廂情願地以為洋人會保持中立，不干涉清廷與太平天國之導。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取得大量權益，假若滿清政府下台，條約豈非作廢?利益當前，洋人立刻改變態度，加上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自認是天父的兒子、耶穌的弟弟，此等候語更是不可原諒的瀆神行為，所以非得幫助清廷討伐太平天國不可。

清朝的中興名將曾國藩剿伐太平軍，任令他的九弟曾國荃領兵，從湖南始，沿著長江，由武昌、九江、安慶，揮軍直指大千天國的首都南京，這叫做「高屋建瓦」之勢。曾國藩有心讓自己的弟弟立此大功，所以到了太平天國快將滅亡時，下令所有將領按兵不動，任由「曾老九」獨佔破城之功，至於破城之日，把太平天國的國庫所藏的無數金銀財寶擄掠一空，自然不在話下了。

曾國藩運籌帷喔，身居湘軍及淮軍領袖，但他是不會親到前線的，原因在於心存陰影，自覺打仗運氣十分糟糕，有兩役輸得太慘，幾乎跳湖自殺，所以他只管在後方策劃，不敢到前線督師。

曾國藩的另外一支奇兵，則採用了「用滬平吳」策略：指派他的徒弟李鴻章，帶淮軍到上海防守，利用上海(滬)來平定浙江、江蘇這兩個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吳)。淮軍由安徽人組成，由李鴻章在安徽招募，先坐船往上海，再以上海作為起點，出發攻打太平天國，之所以轉了這麼一個大彎，不過是利用上海的關稅收入，作為軍餉而已。

太平天國攻打上海時，有一則趣事可堪一提。由外國人組成的洋槍隊，叫做「義勇軍」，是清朝的僱傭兵，負責保護上海，但這些義勇軍原來並非白膚藍眼的正牌洋鬼子，只是呂宋人，即是菲律賓人。義勇軍的對手是太早天國的第一名將----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手握十多萬士兵，但卻被區區幾百人的義勇軍打得一敗塗地。

大家勿以為雙方武器火力懸殊。清朝和太平天國都懂得向洋商購買洋槍，槍炮威力分別不大。洋鬼子可以戰勝，皆因他們善用陣法。

洋槍隊把兵士排列成三行，把上膛、預備、發射分成不同的步驟，第一排的士兵發射後，便走到第三排，再作開槍前的準備，而第二排的上兵則立刻補上第一排，即時開槍。如此這般「流水作業」，子彈可以連綿不停向敵方射擊，而且敵方士兵排列成行，子彈密集式發放，士兵根本不用懂得槍法，也必定能夠射中目標。反觀太平天國的中國軍隊，開仗不懂陣法，只是胡亂放槍，槍法再好也沒有用----何況他們的槍法也不好----結果李秀成被洋槍隊以少勝多，被打得慘敗而回。

當時洋槍隊的洋將領飛揚跋扈，但李鴻章硬是有辦法，軟硬兼施，把洋槍隊收得服服貼貼，乖乖的為他去攻打太平軍。而李鴻章前半生的功業，也就是從上海而來。

所謂「租界」，其實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將原來的大城市劃出一部分，供外國人居住，成為「城中有城」的局面，例如上海、天津租界。另外一類，則是整個地區都是租界，例如旅順、大連、青島、香港的新界部分。

租界有多種獨有特色，「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 rights)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只要罪案或糾紛發生在租界內，或者與外國人有關，就得依照外國的法律加以仲栽，由外國法官和中國官員共同會審。說是共同會審，但外國人有槍炮挺腰，聲音自然響得多，所以在租界內，實際上是受外國人的法律所管治。

「治外法權」其實並非近代的發明。中國政府一向要求外國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去自治，從明朝的阿拉伯商人到晚清的西方商人，均是如此。而西方商人到中亞的那斯曼帝國做生意時，也享有「治外法權」。「治外法權」除了去除外國人免受中國「野蠻」法律所制之顧忌，外國商人更需要西方的契約法去保護與中國人訂立的商業合約。早在一八四二年之前，外國人已有把「治外法權」的管轄範圍擴大，從只管轄外國人，變成也管轄中外糾紛。鴉片戰爭之後，擴大了的「治外法權」更加名正言順地施行了。

在上一章「苛政猛於虎」已論及，能夠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地方，必吸引人民流入。租界內「治外法權」高舉，割讓地香港甚至實行全套英國法律，有外國勢力保護，自為成為逃難勝地，一旦發生戰亂，人們莫不湧往租界、逃向香港。我的租先就是因為逃避戰亂，才從廣東走難到澳門，再而轉來香港，尋求英軍和英國法律的保護。

租界第二個特色，是貿易興盛。西方帝國主義的其中一大目的，就是覬覦貿易巨利，故列強侵佔之租界地區，無不具優良港口，可發展為轉口貿易的大商埠。這些租界果如列強期許，迅速成為了洋貨的入口集中地，再由當地輸往整個中國內陸。

由於是中國法律管治不到的地區，租界的第三個特色，是作為政治避難所。

從清朝末期開始，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所有革命人士，全部匿藏香港，受到港英政府的法律保護，清廷也奈何他們不得。一百到了民國時期，舉凡政治鬥爭失敗、被政府通緝者，莫不逃往租界。

例如袁世凱稱帝失敗，新政府立刻通緝您患袁稱帝的「洪憲六君子」，六人便是火速逃往租界；段祺瑞的院系從當權到被直系打敗，安福系全部當權派，也是立刻逃往天津租界n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亦是寄居天津租界。北洋軍閥下野之後，遇事逃往租界已經成為必然選擇，問題只在於「套餐」A、B或C -- 逃往天津、上海或是香港而已。當時有人諷刺這些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是「一隊夷齊下首陽」-- 伯「夷」和叔「齊」是商朝的人，周朝取代了商朝之後，兩人「義不食周粟」，避到首陽山自耕自食。知說他們是「一隊」伯夷和叔齊，真是既笑且謔。

再晚一點的陳炯明，因根據地在廣州，自然逃往比較近的香港，到了「國共內戰」之後，上海清幫老大杜月笙要「著草」走避共產黨，也是逃來了香港。

這些過氣權貴，坐擁巨額民脂民膏，狂嫖濫賭，當然促進了租界的繁榮。他們大都野心不死，經常幻想捲土重來，租界又成為各方勢力買空賣空、合縱連橫的舞台。

失敗軍閥當中，只有吳佩孚一人不肯住在洋人統治的租界。這位「玉帥」以「三不主義」自炫：不積錢、不納妾、不入租界。不過，他房子的後巷，就是租界，假如有人來拘捕他，必要時也可以立即逃往租界，以保老命。

換句話說，每一吹政局有變，均有大批軍閥逃往租界。這些軍閥當權時十居其十搜括下大量的民脂民膏，逃難時挾帶到租界，這些巨額「不義之財」自然使租界地區更加繁榮。話說回來，這些大小軍閥搜括民間財富固然不可原諒，然而看一看前述的陳炯明將軍，是少數不愛財的清廉軍閥，與孫中山政治鬥爭失敗後，子然一身逃到香港，晚上只睡一張帆布床，最後蕭條而死，大家可能理解軍閥大貪特貪的理由。

最大諷刺是，共產黨人亦托庇於租界。當年國民黨特務千方百計，要跨入租界非法拘捕共產黨。國民黨屬下最大特務組織是「軍統」，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蔣介石的第一號「家臣」戴笠當頭頭。

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不是不准戴笠的人馬進入租界逮捕共產黨，而是必須事先知會租界內的巡捕房，由雙方共同捉人，再由國民政府向租界正式申請引渡。如此一來，報紙勢將報道整件事故，在逃的「餘匪」(共匪的「匪」吾會不把所有的線索斷絕，所以為免廢時失事，戴笠寧願干脆綁票捉人。

有一吹，戴笠的人馬在法租界的蒲柏坊綁架了一名共產黨人，豈料大意綁錯了一名騎師，押抵南京才發覺誤中副車，但放了他又恐洩漏秘密，於是索性將他繼續囚禁，直至中日抗戰開始了，國民政府從南京撒退至重慶，才把這名倒楣的傢伙放掉。

又有一吹，戴笠人馬又往抓一名住在英租界邊緣的共產黨人，道位「疑犯」察覺形勢不妙，趕緊從後門奪門而出，但一跑便跑出了租界之外。

戴笠的人馬在租界內是綁匪，出了租界，便是政府人員了，於是二話不說立刻拔槍開火，共匪腿傷倒地、束手就擒。

租界第四個特色，就是所謂「買辦階層」。

香港開埠初期，商貿活動由「南北行」和「金山莊」主導，這兩個行業就是買辦制度的始祖。

昔日南北行之名並非代表一系列海味參茸店，而是一種行業的統稱．把南貨北銷，或北貨南銷的各個商號，聚集在今日港島文咸西街一帶，統稱為「南北行」。南銷的北貨包括了從天津、上海、福州、廈門、汕頭運來的豆類、食油、雜糧、藥材等等，大批運到南洋去。南貨則從遲羅、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運來大米、樹膠、錫礦、椰油、沙藤等等，銷往中國內地。

南北行的商人除自辦貿易貨物，亦代客買賣貨物，每日公開開盤拍賣。代客買賣時，無論買者還是賣者，都要「九八計算」，即是一百元抽兩元佣金，買進賣出皆要抽佣，所以又稱為「剃刀門楣」。

南北行還兼營銀行業務，既代客匯款到海外及內地，也接受存款及借貸。一來中國人並不相信由洋鬼子開設的匯豐及渣打銀行，二來這些銀號．付的利息比較高，三來存款及提款的手續都很簡易，十分「User friendly」，憑存摺和印章就可提款，不識字的中國人大感方便;再者就算存戶突然死亡(在當時醫學水平低落兼政治動亂的中國，是常有發生的事)，其家人也可提錢，對熟客甚至單靠認人而不用核對印章，經營手法特別適合中國人的習慣，所以銀號廣受歡迎。

毋庸多說，當年是沒有「銀行三級制」的，開設銀號或經營存貸業務並不需要向政府領牌。

南北行聚集在文咸西街一帶，也有一些設店於文咸東街和德輔道西一帶，當時的上環，可說是在港華人之商業中心，到了今日，上環猶有往昔商貿繁榮的影子，文咸街一帶照舊被稱為南北行。

至於金山莊，則是「豬仔」的過境地。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西岸和澳洲墨爾本一帶先後發掘出金礦，急需招募大量廉價勞工。人多價賤的中國人，自然是「獵頭公司」覬覦對象。外國公司大張鑼鼓招請中國人去「掘金」，實則只是去當礦工苦役，因為掘得金屬只歸西方老闆，掘金者何曾有金落袋。中國人慣把三藩市叫作「舊金山」，墨爾本則為「新金山」，而千里迢迢飄洋過海去掘金的華人則是「賣豬仔」。

當年毅然投身「賣豬仔」行列的人，簽約和收錢都在金山莊辦理。豬仔上船前，會先在金山莊住上幾日，從金山歸來，也會先在金山莊先歇腳數天。不用說，金山莊也兼營國貨、手信、匯兌、代收發信件等，總之，這些獵頭公司，集百貨公司、酒店、銀行、郵局於一身。大家都知道，「豬仔」的收入甚豐 -- 否則誰肯離鄉別井、萬里渡洋的去「金山」當苦工?--金山莊居中大發其財，不在話下。

總括一句，南北行是溝通中國南北部、以及南洋一帶的中心，金山莊則是中國與西方的仲介地，前者以販賣貨物為主，後者則以販賣人口為主。

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並不允許外國人直接跟中國人做生意，洋商華商只能透過在廣州由政府特許的店號、統稱為「十三行」(但數目卻不一定是十三間)接頭，雙方才能做成生意。「十三行」享用此等特許專利權的義務，是為政府監督洋人的行為、保證繳稅和向洋人傳達政府的法令。「十三行」中人便是第一代的買辦。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經濟，「十三行」隨之失去其壟斷地位，套句現代術語，即是「買辦市場專營權」開放了。

不過外商仍然需要透過買辦來跟中國人做生意，金錢來往也只跟買辦交收。為的是外商老認為中國人做生意太過「蟲惑」，不透過買辦難以收數，而且買辦實行「責任保證制」，承擔了所有交易風險，所以外商繼續徵用華人買辦。

不消說，初期的買辦很多由南北行和金山莊的經營者或僱客所擔任，因為前者做價貿易，早已搭通了買賣貨物的「天地線」，後者則無論是「豬仔」抑或「豬仔販賣者」，或多或少也粗懂一點英文會話，跟英國人溝通較易。

說到最有名的買辦，莫過於怡和洋行的何東，及太古洋行的莫仕揚。

何東是中英混血兒，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最初在怡和洋行當助理，後來變身買辦，二十年間，累積財富達二百萬元，成為了新一代兼最有代表性的華人大家族。剛剛去世的前《工商日報》老闆何世禮將軍，以及商業電台大股東何佐芝，均是何東的後人。

莫仕揚在商場上本就是長袖善舞的大商人，太古洋行力邀莫仕揚出任其買辦，不惜高付佣金百分之五，莫氏兼且可從中國商人手裏再得回扣，錢財絕對滾滾而來。自他起計，兒子莫藻泉、孫兒莫干生，連續三代都是太古洋行的買辦，累積財富以千萬計。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買辦制度迅速沒落，主要是洋行在中國的勢力已鞏固下來，再也不想付出佣金，以太古洋行為例，佣金從五巴仙減至二巴仙，最後滑落至零點二五巴仙，莫干生終於捱不住，主動向太古洋行請辭。

何東家族的分支何世光、何世亮兄弟(他們是何東弟弟何福的兒子)，本來也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後被怡和大班故意發放虛假的內幕消息，以致炒股票一敗塗地、破產收場。何世光出走到越南，何世亮吞槍自殺。世亮的兒子何鴻燊後來自手興家，成為一代賭王，此又是另外一個富豪傳奇了。

另一批崛起的家族，則是歸國華僑。他們長居外國，習慣了外國的環境、生活和意識型態，自然不喜歡住在內地，鍾情香港這一塊行英式法制之殖民地了。這批歸國華僑，袋中往往積存了一筆開業資金，不少更有在外國經營雜貨店的經驗，例如先施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馬應彪和永安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郭樂、郭泉兩兄弟，都是來自澳洲悉尼的歸國華僑。

香港的第一家百貨公司，是在一八五0年，由兩位英國人「連」(T.A.Lane)和「卡佛」(N．Crawford)共同開創的「連卡佛百貨公司」。但百貨業的真正崛起，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香港已發展成一個有三十萬人口的中型轉口商埠。

把許多種不同的貨品集中於同一間店舖販賣，在華人來說是嶄新的新鮮事。這門新興服務性行業，是當時利錢最豐厚的生意，先施和永安憑著「不二價」這條新橋段，迅速冒起，先施更創新風氣成為第一家聘用女售貨員的公司。不用說，女售貨員的吸引力和賣貨能力比男售貨貝高得多，營業額節節上升不在話下!

營商致富的大家族，均將兒女們送往外國最著名的學府留學，悉心安排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這些受過高深教育的華人，盤根錯節地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者礙於不解中國文化，需要透過華人來協助管治，「高等華人」遂乘時崛起，正式晉身政治建制;市政局和定例局(即現在的立法會)都有華人代表。正如做生意要透過買辦，摘政治也要透過這班政治買辦，形成「英人與華人共冶」的現象。

在列強的武力統治下，非但在香港，在其他的租界，也是實行這種畸型的統治方法。租界式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塊統治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