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疑難、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今後香港和內地還有甚麼分別?香港繁榮起來，在於採用了英式的殖民地制度，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相比起中國內地而言，有著極大優勢，有賴這些差別，造就了今日香港之蓬勃繁榮。
在過去的一百六十年，當中只有一段非常短的時間，是香港人與內地國人活得相近、甚至是遭受更差待遇的，這段日子就是日治時期。
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其基本政策，是盡量榨取我們的經濟資源，以支持皇軍的「大東亞聖戰」。它除指令當年匯豐、渣打、有利三間發鈔銀行多發行一億二千萬元港幣外，更發行了二十億元軍票，強迫市民兌換。前者是間接攤薄持有港幣的市民的權益，後者則是直接「搶錢」。至於香港賴以為生的對外貿易，則由日本商人組成的香港貿易聯合會，壟斷包辦利潤最豐厚的，不然就是插一腳、從中吃掉差價。
一無工作、二無居所的華人，得離開香港，接受強迫「歸鄉」命運。到了後期，日本索性把赤貧者、無業遊民、乞丐等強行送到無人荒島，任其自生自滅。在一九四一年，香港的人口有一百六十五萬人，到了戰後，人口只剩下五十至六十萬人，每日平均接近一千人北返內地。
人口急降固然與「歸鄉政策」有關，但港人難於接受日本人對香港的統治，比對內地更見血腥殘暴，也是事實。
但三年零八個月過後，同受虐於日人之香港及中國大陸，再度出現差別，兩地南轅北轍地各朝一方向走，三十三年時間，香港兇變成一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而內地則繼續貧困、落後，直至一九七九年才有生機。
在這段期間，英國的作用猶如絕緣體，隔絕了內地和香港的聯繫。英國人的立場簡單而明確：它決不甘心當傀儡，不容北京在幕後扯線。要麼中國派解放軍南下，用武力收回香港，否則、只要英國人一天享有香港的治權，它便要全權「話事」，不容北京在香港指指點點。
澳門卻是另一回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門發生暴動，澳葡政府出動警察鎮壓，但反被中國政府和澳門左派聯手「鬥倒」，負責鎮壓的陸軍司令和警察廳長除被解除職務，更向「澳門同胞」簽署了認罪書。經此一役，澳葡政府威信掃地，無力抵抗親中勢力在幕後扯線、主持大局，澳門甚至被龍稱為「半個解放區」，「絕緣體」作用當然談不上了。
「鄧小平變法」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大「u-turn」，自此之後，中國和香港朝著同一方向走，行的就是資本主義之路。香港由於起步極早，所以遙遙領先，但內地卻以更快的速度前進，到了九七年，兩地的距離已大為拉近。回歸之後，英國這個絕緣體消失了，香港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兩地的差別進一步模糊化。
今後香港和內地還有甚麼分別?在新的政治體制下，香港將會扮演怎樣的角色?它會保持先前的獨特制度，還是日漸與中國同化?
第二個重大的疑難，是香港需要怎麼改革?改革又需達至何種程度?由於回歸日子日復日迫近，港英政府在統治後期，對很多重大的政策都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不會再作長遠的打算。
舉例說，聯繫匯率就是困擾香港的主要問題。最近甚至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承認聯繫匯率是個「苦果」，但不脫勾是苦，脫勾也會引起連串難以估計的動盪，這是一左右為難的局面。
除此之外，教育制度、房屋政策、醫療福利等等，在英國統治的最後十多年，局面也只是因循下來，絕無試圖建立任何長遠的安排。
上述的所有議題，有的可以保存「五十年不變」，有的非改不可，有的只須作出某程度改動。但如何改動，也是必須三思而後行的重要決定。在這個大轉折的要緊關頭，對於要保留甚麼，要改革甚麼，社會出現了大量的意見分歧。
甚麼是令香港賴以為生的真正要素？甚麼是再無需要的殖民地遺風？譬如說，司法獨立是賴以生存的必要因素，但法官戴假髮、穿長袍是否需要改革的殖民地遺風呢？
我們當然應該革除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不良傳統，再輸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菁華部分。但一旦做得不好，則正如英國大文豪蕭伯納所言：他和美女所生下的于女，可以結合他的醜陋和美女的愚蠢，結合了兩者之所短，優點全被拋棄。
自由經濟就是其中的一個弔詭：
在殖民地時代，政府對英資大開方便之門。英資在某些行業擁有壟斷性的地位，例如航空公司；某些情況不說自明地使用英國貨，例如地鐵車廂和巴士，某些「筍盤」會「明益」英國公司，例如新機場的設計和政府用高價找顧問公司撰寫的「顧問報告書」等，至於大量英國人在香港政府坐享高薪厚職，更不在話下了。
九七之後，特區政府應該讓英國人繼續享有特權，還是給中央政府的人去承繼這些特權，抑或是改變政策，取消特權，實行完全的自由經濟？我們真的甘心把壟斷、「筍盤」這些大量「甜頭」，無額外條件地讓外國人與我們一起分享嗎？
第三個疑難，是特區政府如何建立權威。香港由殖民地政府轉變為特區自治政府，英國人用一百五十五年建立起來的權威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全新的政府，權威從何建立。
這關乎兩個問題:
第一，原政府既不存在，人們遂失去了原先之慣性服從。
第二，這個新的管治階層，並非由普選產生，而普選是現代社會的「天命」所繫，政府不由普選產生，認受性便不夠強。行政長官的任命，是北京透過間接選舉來從中操縱，權威來自北京。但是，香港人不少是反共分子，「大英帝國遺民」固然如此，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所謂「阿燦」更是中堅反共分子，這些人先天上便不服從北京，行政長官的權威既來自北京，也就難以令這些人口服心服。
此外，公務員習慣了英國人的統治，一夕間突轉成了中式，政治文化出現了很大的差距。正如一間公司，木來是洋老闆，實行西式管理，突然轉了中國人老闆，用中國家族式的管理，原來的公司文化自會解體，而新的文化，則必待有一位能幹的管理者，才能把舊人再度凝聚，培養出新的公司文化。香港的情況正是一樣。
最後一個困難，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不斷上升，代表了貧富差距日益嚴重，這是社會的一個大計時炸彈。近幾年經濟衰退，貧富懸殊日益加劇，社會幾乎割裂成兩個部分。現時的怨憤累積在新移民的身上，弱勢杜成為經濟不景的代罪恙羊，有如今日德國的新納粹黨，專門針對土耳其人，認為土耳其人用廉價勞力搶掉他們的飯碗。
今後香港特區政府的漫漫長路應該如何走下去？甚麼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當權者需要極大的政治技巧，去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和矛盾，要不然，會兩面不討好。香港繁榮能否繼續，端賴於我們能否跨過這次挑戰。
上面只是簡單的描述丁香港現有的問題。在下一章，我會更詳細的對每一個問題逐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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