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租界式的和平

這一章題為「偶然中的偶然」,是使用了「唯物辯證法」的概念。

唯物辯證法把命運分成偶然性和必然性兩種因素。例如一棵樹的種子掉在泥土上,當時雨水是否充足、氣溫是否和暖等都是偶然性因素。幾個偶然的因素相遇,便生出必然性,得出必然的結果來:種子會發芽、生長。

用數學上的集合論來表達,一個集(可用一個圓圈來表示)可以代表一個偶然,幾個集重疊起來(相等於幾個圈重疊起來),即是幾個偶然的條件重疊起來,其交集(圓圈重疊的部分)便相扣成必然性的因素。

香港能夠延續一百五十年的繁榮,可說是偶然中的偶然,非常非常的僥倖。

我們且將香港的歷史分段。由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這一百年,可界定為「租界式的繁榮」年代。

香港能夠興盛起來,由幾個因素造成:首先是歐洲國家船堅炮利,打進中國後侵佔統治了好些地方,繼而在這些地方施行西方之法律制度。這些「國中之國」,包括諸如香港、上海法租界、天津租界、武漢租界及青島租界等等。租界外的整片中國國土,則仍然實行中國的法律。在各租界內,或有深淺不同程度的畸型繁榮,但本質可說是一致的。

香港是第一個得利於租界統治而繁榮起來的地方。與其他租界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是唯一的永久割讓地,其他租界只是暫時租借性質。

由港島至九龍的界限街以南劃為割讓地,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方,是英方向中國租借的,租借年期由一八九八年算起合共九十九年。未割讓予英國前,香港只是一塊非常荒涼的「光禿石山」,為何英國人又偏偏垂青於這片不毛之地?

答案也是由多個「偶然」組合而成。

將大不列顛國旗插於香港,整個過程可說是義律的個人選擇。義律是大英帝國當年派駐中國之商務監督,算是首席對華政策執行人,英國政府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香港不錯是坐擁一個良好的深水港,但鄰近地區,例如現今深圳的蛇口和鹽田,何嘗沒有深水港,再者,香港並非正對、而是偏斜地向著珠江出口的,真正的珠江出口其實是在虎門、澳門一帶,這解釋了為何早在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首選澳門作為殖民地。

到了義律執掌對華政策時代,對港口要求已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珠江出口經常有大量流沙淤塞,日積月累下,澳門其實從不算是一深水港。去過澳門的人大概也留意到,那一帶水域,水色是黃黃濁濁的,顯見水底積存了大量流沙。由於水淺,大型船隻根本無法泊進澳門的碼頭。那時容載數百乘客的大船,也得由縴夫用繩索拖拉才能泊岸,這些情景,中年以上的人相信記憶猶存。

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可以不在意海港是否頁的夠深,因為當時乘以東來的,不過是幾百噸排水量的帆船。但十九世紀發生了工業革命,大型的蒸汽船盛行,深水港的重要性才突顯出來。

香港除了水深港闊,更另有一優點為鄰近港口所無:維多利亞港是一天然避風港口,比「裸露」在海邊的鹽田或蛇口,更適合於船隻停泊。南中國海時刮颱風,避風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獻上,其實看不到義律為何垂青香港,只知道義律返英述職時,曾遭當年英國外相帕默斯頓大力抨擊。由此看來,捨他地而獨挑香港,決定僅是他個人選擇,當年亦末為英國人所理解。

不難猜度義律獨選香港,實另有不宜宣諸於口、寫諸於文獻的理由,就是香港在軍事上易守難攻。香港島是個四面環水之孤島,當年大英帝國的海軍堪稱世界最強,守住一個孤島,當然比保護一個接連著中國大陸的港口-----例如蛇口或鹽田容易得多。再者,香港仍是一片荒涼,遠離大陸的人口中心,可剔除窩裏反的危機,加上北面有大帽山、獅子山作為屏障,陸路上與大陸隔絕,防守自較穩當。

英國第二次從中國手上謀得的土地為九龍半島。這塊土地又可作為港島的屏障,所以英國人在香港所投下的最重要「注碼」,諸如港督府及匯豐銀行等,莫不建立於香港島"

另一抉擇取捨關鍵,是香港具通航南洋這交通之利。整個南洋,都納入英國人控制範圍,由英倫三島起航計,會繞過南非的好望角,及至印度,再達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南洋地方,香港正好是這條海航線的自然延續。

香港僥倖地被英國人選中,脫離了中國、轉行歐洲帝國主義的政經制度,百多年的繁華興盛才得以萌芽、再而茁長。

香港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後,一切華洋繆竭、契約糾紛,法院皆依據英國法律來作出仲栽。由於香港施行西方人熟悉的一套法律、西方商人遂信心大增,絡繹來港經商。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其他的租界,例如上海。

其實,單按地理因素而論,香港是遠墜後於上海所具之優勢的。當年香港的經濟活動優勢,只在於地處接近珠江出口,唯珠江由廣西流至廣東,流經的不過是中國最貧瘠的不毛之地,並無穿過中國主要的經濟地帶。反觀上海,位鄰長江出口,而長江流經的七省,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富裕的區域,特別是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兩省,更是全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命脈所在。

在清朝時,單從江蘇、浙江兩省,已可徵得全國賦稅收入的四成,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在文化文教層面,這塊傳統上稱為「江南」的沃土,絕對是文化薈萃之地,孕育出的狀元和進士,多得數也數不清。反觀廣東省,處於文化邊陸,這麼多年來僅出了一個狀元倫文敘,珍罕程度足令廣東人歌頌了三百年,再往下數,也只得一個「南海聖人」康有為而已。

江浙地傑人靈,遠的不說,就算是近年,也是人才輩出。當代七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朱棣文、丁肇中、李遠哲、崔琦及高行健等,其中三人就是祖籍江浙。數學大師陳省身、華羅庚、被譽為「居里夫人第二」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光纖之父」高鯤,這些輩聲中外的大學者,莫不是江浙人士。江浙人口約一億三千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人才輩出的比例實是異常地高。

人才既多,發展經濟便容易得多。整個江浙地區的優秀人才盡朝大城市上海湧去,上海很自然地成為人文薈集之地,而對外航運方面,上海面向太平洋,是日、韓、美航線必經之道,所以兩相比較的話,上海實較香港更具優勢。

早在一八三二年,白種人已經開始覬覦上海。當年英國人林特賽,奉東印度公司之命前赴中國考察,見到上海雄踞長江出口,無疑控制著一切通往內地之路,假以時日,一定會成為中國最繁盛的商業中心。他在報告中內結論:「英國人如果能在這裏自由貿易,可得利潤必定無窮。」他唯一奇怪的是,何以這樣的一個要津,竟一百未為人重視。

原因很簡單,上海特有的優勢,只就對外貿易才有意義。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商業活動以內向型為主,政府根本不容許廣東省的「十三行」以外的任何商人經營外貿,上海縱有上述優勢也無法繁盛起來。

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已是走私鴉片的重要轉運站,英國得嚐甜頭,進一步決心把上海闢成商埠。經過「鴉片戰爭」一役,上海正式開埠,短短十年時間,上海即迅速取代了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港口。在一八四九年,鴉片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入口商品,全國消費的總箱數是四三零七五箱,單是經上海輸入的,已經是二二九八一箱,佔了總入口的一半以上,佐證了上海發展之迅。

《南京條約》並沒有列明鴉片買賣是合法的,但清政府受壓於西方武力威脅,鴉片貿易實被默許、形同合法活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終於確認鴉片為合法貿易貨品,每箱抽稅三十兩紋銀。當時一箱鴉片約售六百兩紋銀,即是抽稅百分之五,比起今日香港的煙草稅率,算是低得多,但此項稅收已成清廷的一項重要收入,中國也首次嚐到了關稅收入的甜頭。

太平天國時代,忠王李秀成和小刀會的劉麗村互相呼應,意欲攻打上海。此舉令滿清朝廷既震驚又慌亂,因為自一八四二年中國實行「五口通商」後,短短二十年間,上海的海關賦稅已變成清朝的財政命脈,一旦上海陷落,清朝沒錢把仗打下去,豈非命休矣?

劉麗村跟洋人大搞關係,心想太平天國也是崇奉基督教,與西方人宗教共屬一脈,於是一廂情願地以為洋人會保持中立,不干涉清廷與太平天國之導。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取得大量權益,假若滿清政府下台,條約豈非作廢?利益當前,洋人立刻改變態度,加上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自認是天父的兒子、耶穌的弟弟,此等候語更是不可原諒的瀆神行為,所以非得幫助清廷討伐太平天國不可。

清朝的中興名將曾國藩剿伐太平軍,任令他的九弟曾國荃領兵,從湖南始,沿著長江,由武昌、九江、安慶,揮軍直指大千天國的首都南京,這叫做「高屋建瓦」之勢。曾國藩有心讓自己的弟弟立此大功,所以到了太平天國快將滅亡時,下令所有將領按兵不動,任由「曾老九」獨佔破城之功,至於破城之日,把太平天國的國庫所藏的無數金銀財寶擄掠一空,自然不在話下了。

曾國藩運籌帷喔,身居湘軍及淮軍領袖,但他是不會親到前線的,原因在於心存陰影,自覺打仗運氣十分糟糕,有兩役輸得太慘,幾乎跳湖自殺,所以他只管在後方策劃,不敢到前線督師。

曾國藩的另外一支奇兵,則採用了「用滬平吳」策略:指派他的徒弟李鴻章,帶淮軍到上海防守,利用上海(滬)來平定浙江、江蘇這兩個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吳)。淮軍由安徽人組成,由李鴻章在安徽招募,先坐船往上海,再以上海作為起點,出發攻打太平天國,之所以轉了這麼一個大彎,不過是利用上海的關稅收入,作為軍餉而已。

太平天國攻打上海時,有一則趣事可堪一提。由外國人組成的洋槍隊,叫做「義勇軍」,是清朝的僱傭兵,負責保護上海,但這些義勇軍原來並非白膚藍眼的正牌洋鬼子,只是呂宋人,即是菲律賓人。義勇軍的對手是太早天國的第一名將----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手握十多萬士兵,但卻被區區幾百人的義勇軍打得一敗塗地。

大家勿以為雙方武器火力懸殊。清朝和太平天國都懂得向洋商購買洋槍,槍炮威力分別不大。洋鬼子可以戰勝,皆因他們善用陣法。

洋槍隊把兵士排列成三行,把上膛、預備、發射分成不同的步驟,第一排的士兵發射後,便走到第三排,再作開槍前的準備,而第二排的上兵則立刻補上第一排,即時開槍。如此這般「流水作業」,子彈可以連綿不停向敵方射擊,而且敵方士兵排列成行,子彈密集式發放,士兵根本不用懂得槍法,也必定能夠射中目標。反觀太平天國的中國軍隊,開仗不懂陣法,只是胡亂放槍,槍法再好也沒有用----何況他們的槍法也不好----結果李秀成被洋槍隊以少勝多,被打得慘敗而回。

當時洋槍隊的洋將領飛揚跋扈,但李鴻章硬是有辦法,軟硬兼施,把洋槍隊收得服服貼貼,乖乖的為他去攻打太平軍。而李鴻章前半生的功業,也就是從上海而來。

所謂「租界」,其實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將原來的大城市劃出一部分,供外國人居住,成為「城中有城」的局面,例如上海、天津租界。另外一類,則是整個地區都是租界,例如旅順、大連、青島、香港的新界部分。

租界有多種獨有特色,「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 rights)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只要罪案或糾紛發生在租界內,或者與外國人有關,就得依照外國的法律加以仲栽,由外國法官和中國官員共同會審。說是共同會審,但外國人有槍炮挺腰,聲音自然響得多,所以在租界內,實際上是受外國人的法律所管治。

「治外法權」其實並非近代的發明。中國政府一向要求外國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去自治,從明朝的阿拉伯商人到晚清的西方商人,均是如此。而西方商人到中亞的那斯曼帝國做生意時,也享有「治外法權」。「治外法權」除了去除外國人免受中國「野蠻」法律所制之顧忌,外國商人更需要西方的契約法去保護與中國人訂立的商業合約。早在一八四二年之前,外國人已有把「治外法權」的管轄範圍擴大,從只管轄外國人,變成也管轄中外糾紛。鴉片戰爭之後,擴大了的「治外法權」更加名正言順地施行了。

在上一章「苛政猛於虎」已論及,能夠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地方,必吸引人民流入。租界內「治外法權」高舉,割讓地香港甚至實行全套英國法律,有外國勢力保護,自為成為逃難勝地,一旦發生戰亂,人們莫不湧往租界、逃向香港。我的租先就是因為逃避戰亂,才從廣東走難到澳門,再而轉來香港,尋求英軍和英國法律的保護。

租界第二個特色,是貿易興盛。西方帝國主義的其中一大目的,就是覬覦貿易巨利,故列強侵佔之租界地區,無不具優良港口,可發展為轉口貿易的大商埠。這些租界果如列強期許,迅速成為了洋貨的入口集中地,再由當地輸往整個中國內陸。

由於是中國法律管治不到的地區,租界的第三個特色,是作為政治避難所。

從清朝末期開始,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所有革命人士,全部匿藏香港,受到港英政府的法律保護,清廷也奈何他們不得。一百到了民國時期,舉凡政治鬥爭失敗、被政府通緝者,莫不逃往租界。

例如袁世凱稱帝失敗,新政府立刻通緝您患袁稱帝的「洪憲六君子」,六人便是火速逃往租界;段祺瑞的院系從當權到被直系打敗,安福系全部當權派,也是立刻逃往天津租界n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亦是寄居天津租界。北洋軍閥下野之後,遇事逃往租界已經成為必然選擇,問題只在於「套餐」A、B或C -- 逃往天津、上海或是香港而已。當時有人諷刺這些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是「一隊夷齊下首陽」-- 伯「夷」和叔「齊」是商朝的人,周朝取代了商朝之後,兩人「義不食周粟」,避到首陽山自耕自食。知說他們是「一隊」伯夷和叔齊,真是既笑且謔。

再晚一點的陳炯明,因根據地在廣州,自然逃往比較近的香港,到了「國共內戰」之後,上海清幫老大杜月笙要「著草」走避共產黨,也是逃來了香港。

這些過氣權貴,坐擁巨額民脂民膏,狂嫖濫賭,當然促進了租界的繁榮。他們大都野心不死,經常幻想捲土重來,租界又成為各方勢力買空賣空、合縱連橫的舞台。

失敗軍閥當中,只有吳佩孚一人不肯住在洋人統治的租界。這位「玉帥」以「三不主義」自炫:不積錢、不納妾、不入租界。不過,他房子的後巷,就是租界,假如有人來拘捕他,必要時也可以立即逃往租界,以保老命。

換句話說,每一吹政局有變,均有大批軍閥逃往租界。這些軍閥當權時十居其十搜括下大量的民脂民膏,逃難時挾帶到租界,這些巨額「不義之財」自然使租界地區更加繁榮。話說回來,這些大小軍閥搜括民間財富固然不可原諒,然而看一看前述的陳炯明將軍,是少數不愛財的清廉軍閥,與孫中山政治鬥爭失敗後,子然一身逃到香港,晚上只睡一張帆布床,最後蕭條而死,大家可能理解軍閥大貪特貪的理由。

最大諷刺是,共產黨人亦托庇於租界。當年國民黨特務千方百計,要跨入租界非法拘捕共產黨。國民黨屬下最大特務組織是「軍統」,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蔣介石的第一號「家臣」戴笠當頭頭。

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不是不准戴笠的人馬進入租界逮捕共產黨,而是必須事先知會租界內的巡捕房,由雙方共同捉人,再由國民政府向租界正式申請引渡。如此一來,報紙勢將報道整件事故,在逃的「餘匪」(共匪的「匪」吾會不把所有的線索斷絕,所以為免廢時失事,戴笠寧願干脆綁票捉人。

有一吹,戴笠的人馬在法租界的蒲柏坊綁架了一名共產黨人,豈料大意綁錯了一名騎師,押抵南京才發覺誤中副車,但放了他又恐洩漏秘密,於是索性將他繼續囚禁,直至中日抗戰開始了,國民政府從南京撒退至重慶,才把這名倒楣的傢伙放掉。

又有一吹,戴笠人馬又往抓一名住在英租界邊緣的共產黨人,道位「疑犯」察覺形勢不妙,趕緊從後門奪門而出,但一跑便跑出了租界之外。

戴笠的人馬在租界內是綁匪,出了租界,便是政府人員了,於是二話不說立刻拔槍開火,共匪腿傷倒地、束手就擒。

租界第四個特色,就是所謂「買辦階層」。

香港開埠初期,商貿活動由「南北行」和「金山莊」主導,這兩個行業就是買辦制度的始祖。

昔日南北行之名並非代表一系列海味參茸店,而是一種行業的統稱.把南貨北銷,或北貨南銷的各個商號,聚集在今日港島文咸西街一帶,統稱為「南北行」。南銷的北貨包括了從天津、上海、福州、廈門、汕頭運來的豆類、食油、雜糧、藥材等等,大批運到南洋去。南貨則從遲羅、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運來大米、樹膠、錫礦、椰油、沙藤等等,銷往中國內地。

南北行的商人除自辦貿易貨物,亦代客買賣貨物,每日公開開盤拍賣。代客買賣時,無論買者還是賣者,都要「九八計算」,即是一百元抽兩元佣金,買進賣出皆要抽佣,所以又稱為「剃刀門楣」。

南北行還兼營銀行業務,既代客匯款到海外及內地,也接受存款及借貸。一來中國人並不相信由洋鬼子開設的匯豐及渣打銀行,二來這些銀號.付的利息比較高,三來存款及提款的手續都很簡易,十分「User friendly」,憑存摺和印章就可提款,不識字的中國人大感方便;再者就算存戶突然死亡(在當時醫學水平低落兼政治動亂的中國,是常有發生的事),其家人也可提錢,對熟客甚至單靠認人而不用核對印章,經營手法特別適合中國人的習慣,所以銀號廣受歡迎。

毋庸多說,當年是沒有「銀行三級制」的,開設銀號或經營存貸業務並不需要向政府領牌。

南北行聚集在文咸西街一帶,也有一些設店於文咸東街和德輔道西一帶,當時的上環,可說是在港華人之商業中心,到了今日,上環猶有往昔商貿繁榮的影子,文咸街一帶照舊被稱為南北行。

至於金山莊,則是「豬仔」的過境地。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西岸和澳洲墨爾本一帶先後發掘出金礦,急需招募大量廉價勞工。人多價賤的中國人,自然是「獵頭公司」覬覦對象。外國公司大張鑼鼓招請中國人去「掘金」,實則只是去當礦工苦役,因為掘得金屬只歸西方老闆,掘金者何曾有金落袋。中國人慣把三藩市叫作「舊金山」,墨爾本則為「新金山」,而千里迢迢飄洋過海去掘金的華人則是「賣豬仔」。

當年毅然投身「賣豬仔」行列的人,簽約和收錢都在金山莊辦理。豬仔上船前,會先在金山莊住上幾日,從金山歸來,也會先在金山莊先歇腳數天。不用說,金山莊也兼營國貨、手信、匯兌、代收發信件等,總之,這些獵頭公司,集百貨公司、酒店、銀行、郵局於一身。大家都知道,「豬仔」的收入甚豐 -- 否則誰肯離鄉別井、萬里渡洋的去「金山」當苦工?--金山莊居中大發其財,不在話下。

總括一句,南北行是溝通中國南北部、以及南洋一帶的中心,金山莊則是中國與西方的仲介地,前者以販賣貨物為主,後者則以販賣人口為主。

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並不允許外國人直接跟中國人做生意,洋商華商只能透過在廣州由政府特許的店號、統稱為「十三行」(但數目卻不一定是十三間)接頭,雙方才能做成生意。「十三行」享用此等特許專利權的義務,是為政府監督洋人的行為、保證繳稅和向洋人傳達政府的法令。「十三行」中人便是第一代的買辦。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經濟,「十三行」隨之失去其壟斷地位,套句現代術語,即是「買辦市場專營權」開放了。

不過外商仍然需要透過買辦來跟中國人做生意,金錢來往也只跟買辦交收。為的是外商老認為中國人做生意太過「蟲惑」,不透過買辦難以收數,而且買辦實行「責任保證制」,承擔了所有交易風險,所以外商繼續徵用華人買辦。

不消說,初期的買辦很多由南北行和金山莊的經營者或僱客所擔任,因為前者做價貿易,早已搭通了買賣貨物的「天地線」,後者則無論是「豬仔」抑或「豬仔販賣者」,或多或少也粗懂一點英文會話,跟英國人溝通較易。

說到最有名的買辦,莫過於怡和洋行的何東,及太古洋行的莫仕揚。

何東是中英混血兒,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最初在怡和洋行當助理,後來變身買辦,二十年間,累積財富達二百萬元,成為了新一代兼最有代表性的華人大家族。剛剛去世的前《工商日報》老闆何世禮將軍,以及商業電台大股東何佐芝,均是何東的後人。

莫仕揚在商場上本就是長袖善舞的大商人,太古洋行力邀莫仕揚出任其買辦,不惜高付佣金百分之五,莫氏兼且可從中國商人手裏再得回扣,錢財絕對滾滾而來。自他起計,兒子莫藻泉、孫兒莫干生,連續三代都是太古洋行的買辦,累積財富以千萬計。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買辦制度迅速沒落,主要是洋行在中國的勢力已鞏固下來,再也不想付出佣金,以太古洋行為例,佣金從五巴仙減至二巴仙,最後滑落至零點二五巴仙,莫干生終於捱不住,主動向太古洋行請辭。

何東家族的分支何世光、何世亮兄弟(他們是何東弟弟何福的兒子),本來也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後被怡和大班故意發放虛假的內幕消息,以致炒股票一敗塗地、破產收場。何世光出走到越南,何世亮吞槍自殺。世亮的兒子何鴻燊後來自手興家,成為一代賭王,此又是另外一個富豪傳奇了。

另一批崛起的家族,則是歸國華僑。他們長居外國,習慣了外國的環境、生活和意識型態,自然不喜歡住在內地,鍾情香港這一塊行英式法制之殖民地了。這批歸國華僑,袋中往往積存了一筆開業資金,不少更有在外國經營雜貨店的經驗,例如先施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馬應彪和永安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郭樂、郭泉兩兄弟,都是來自澳洲悉尼的歸國華僑。

香港的第一家百貨公司,是在一八五0年,由兩位英國人「連」(T.A.Lane)和「卡佛」(N.Crawford)共同開創的「連卡佛百貨公司」。但百貨業的真正崛起,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香港已發展成一個有三十萬人口的中型轉口商埠。

把許多種不同的貨品集中於同一間店舖販賣,在華人來說是嶄新的新鮮事。這門新興服務性行業,是當時利錢最豐厚的生意,先施和永安憑著「不二價」這條新橋段,迅速冒起,先施更創新風氣成為第一家聘用女售貨員的公司。不用說,女售貨員的吸引力和賣貨能力比男售貨貝高得多,營業額節節上升不在話下!

營商致富的大家族,均將兒女們送往外國最著名的學府留學,悉心安排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這些受過高深教育的華人,盤根錯節地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者礙於不解中國文化,需要透過華人來協助管治,「高等華人」遂乘時崛起,正式晉身政治建制;市政局和定例局(即現在的立法會)都有華人代表。正如做生意要透過買辦,摘政治也要透過這班政治買辦,形成「英人與華人共冶」的現象。

在列強的武力統治下,非但在香港,在其他的租界,也是實行這種畸型的統治方法。租界式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塊統治基石之上。

3 則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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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多少港人知道1948年1月的九龍城寨事件, 事件引致中國多個大城市的學生出來抗議港英葛量洪當局的暴行, 尤以上海和廣州的大學生最為激昂, 上海大學生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在英國領事館前擋著國民黨的裝甲車, 廣州學生怒燒沙面英國領事館, 國人不斷要求收回港澳, 如果不是後來內戰繼續擴大, 香港可能早已被國民黨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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