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前路茫茫

九七之後，我們同時面臨幾個極大的疑難。

第一個疑難、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今後香港和內地還有甚麼分別?香港繁榮起來，在於採用了英式的殖民地制度，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相比起中國內地而言，有著極大優勢，有賴這些差別，造就了今日香港之蓬勃繁榮。

在過去的一百六十年，當中只有一段非常短的時間，是香港人與內地國人活得相近、甚至是遭受更差待遇的，這段日子就是日治時期。

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其基本政策，是盡量榨取我們的經濟資源，以支持皇軍的「大東亞聖戰」。它除指令當年匯豐、渣打、有利三間發鈔銀行多發行一億二千萬元港幣外，更發行了二十億元軍票，強迫市民兌換。前者是間接攤薄持有港幣的市民的權益，後者則是直接「搶錢」。至於香港賴以為生的對外貿易，則由日本商人組成的香港貿易聯合會，壟斷包辦利潤最豐厚的，不然就是插一腳、從中吃掉差價。

一無工作、二無居所的華人，得離開香港，接受強迫「歸鄉」命運。到了後期，日本索性把赤貧者、無業遊民、乞丐等強行送到無人荒島，任其自生自滅。在一九四一年，香港的人口有一百六十五萬人，到了戰後，人口只剩下五十至六十萬人，每日平均接近一千人北返內地。

人口急降固然與「歸鄉政策」有關，但港人難於接受日本人對香港的統治，比對內地更見血腥殘暴，也是事實。

但三年零八個月過後，同受虐於日人之香港及中國大陸，再度出現差別，兩地南轅北轍地各朝一方向走，三十三年時間，香港兇變成一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而內地則繼續貧困、落後，直至一九七九年才有生機。

在這段期間，英國的作用猶如絕緣體，隔絕了內地和香港的聯繫。英國人的立場簡單而明確：它決不甘心當傀儡，不容北京在幕後扯線。要麼中國派解放軍南下，用武力收回香港，否則、只要英國人一天享有香港的治權，它便要全權「話事」，不容北京在香港指指點點。

澳門卻是另一回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門發生暴動，澳葡政府出動警察鎮壓，但反被中國政府和澳門左派聯手「鬥倒」，負責鎮壓的陸軍司令和警察廳長除被解除職務，更向「澳門同胞」簽署了認罪書。經此一役，澳葡政府威信掃地，無力抵抗親中勢力在幕後扯線、主持大局，澳門甚至被龍稱為「半個解放區」，「絕緣體」作用當然談不上了。

「鄧小平變法」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大「u-turn」，自此之後，中國和香港朝著同一方向走，行的就是資本主義之路。香港由於起步極早，所以遙遙領先，但內地卻以更快的速度前進，到了九七年，兩地的距離已大為拉近。回歸之後，英國這個絕緣體消失了，香港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兩地的差別進一步模糊化。

今後香港和內地還有甚麼分別?在新的政治體制下，香港將會扮演怎樣的角色?它會保持先前的獨特制度，還是日漸與中國同化?

第二個重大的疑難，是香港需要怎麼改革?改革又需達至何種程度?由於回歸日子日復日迫近，港英政府在統治後期，對很多重大的政策都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不會再作長遠的打算。

舉例說，聯繫匯率就是困擾香港的主要問題。最近甚至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承認聯繫匯率是個「苦果」，但不脫勾是苦，脫勾也會引起連串難以估計的動盪，這是一左右為難的局面。

除此之外，教育制度、房屋政策、醫療福利等等，在英國統治的最後十多年，局面也只是因循下來，絕無試圖建立任何長遠的安排。

上述的所有議題，有的可以保存「五十年不變」，有的非改不可，有的只須作出某程度改動。但如何改動，也是必須三思而後行的重要決定。在這個大轉折的要緊關頭，對於要保留甚麼，要改革甚麼，社會出現了大量的意見分歧。

甚麼是令香港賴以為生的真正要素？甚麼是再無需要的殖民地遺風？譬如說，司法獨立是賴以生存的必要因素，但法官戴假髮、穿長袍是否需要改革的殖民地遺風呢？

我們當然應該革除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不良傳統，再輸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菁華部分。但一旦做得不好，則正如英國大文豪蕭伯納所言：他和美女所生下的于女，可以結合他的醜陋和美女的愚蠢，結合了兩者之所短，優點全被拋棄。

自由經濟就是其中的一個弔詭：

在殖民地時代，政府對英資大開方便之門。英資在某些行業擁有壟斷性的地位，例如航空公司；某些情況不說自明地使用英國貨，例如地鐵車廂和巴士，某些「筍盤」會「明益」英國公司，例如新機場的設計和政府用高價找顧問公司撰寫的「顧問報告書」等，至於大量英國人在香港政府坐享高薪厚職，更不在話下了。

九七之後，特區政府應該讓英國人繼續享有特權，還是給中央政府的人去承繼這些特權，抑或是改變政策，取消特權，實行完全的自由經濟？我們真的甘心把壟斷、「筍盤」這些大量「甜頭」，無額外條件地讓外國人與我們一起分享嗎？

第三個疑難，是特區政府如何建立權威。香港由殖民地政府轉變為特區自治政府，英國人用一百五十五年建立起來的權威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全新的政府，權威從何建立。

這關乎兩個問題:

第一，原政府既不存在，人們遂失去了原先之慣性服從。

第二，這個新的管治階層，並非由普選產生，而普選是現代社會的「天命」所繫，政府不由普選產生，認受性便不夠強。行政長官的任命，是北京透過間接選舉來從中操縱，權威來自北京。但是，香港人不少是反共分子，「大英帝國遺民」固然如此，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所謂「阿燦」更是中堅反共分子，這些人先天上便不服從北京，行政長官的權威既來自北京，也就難以令這些人口服心服。

此外，公務員習慣了英國人的統治，一夕間突轉成了中式，政治文化出現了很大的差距。正如一間公司，木來是洋老闆，實行西式管理，突然轉了中國人老闆，用中國家族式的管理，原來的公司文化自會解體，而新的文化，則必待有一位能幹的管理者，才能把舊人再度凝聚，培養出新的公司文化。香港的情況正是一樣。

最後一個困難，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不斷上升，代表了貧富差距日益嚴重，這是社會的一個大計時炸彈。近幾年經濟衰退，貧富懸殊日益加劇，社會幾乎割裂成兩個部分。現時的怨憤累積在新移民的身上，弱勢杜成為經濟不景的代罪恙羊，有如今日德國的新納粹黨，專門針對土耳其人，認為土耳其人用廉價勞力搶掉他們的飯碗。

今後香港特區政府的漫漫長路應該如何走下去？甚麼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當權者需要極大的政治技巧，去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和矛盾，要不然，會兩面不討好。香港繁榮能否繼續，端賴於我們能否跨過這次挑戰。

上面只是簡單的描述丁香港現有的問題。在下一章，我會更詳細的對每一個問題逐點分析。

第五節 大轉折

在前幾節，我們論述了基於幾段特別歷史發展，香港得以興起其獨有繁榮。

首先，正如上一章所講，因為英國軍事力量硬把香港從中國的制度中割裂出來，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制度有了重大歧異，逐出現了這一章第一節所述的「租界式的繁榮」。這些租界，猶如是中國國境內的「孤島」，當時整個中國一窮二白，又不停遭受戰亂侵擾，唯獨是「孤島」才有繁榮景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後，堅決不承認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香港的命運「命懸一線」，但許多件錯綜複雜的事件相繼發生後，香港「絕處逢生」，成為當世中國版圖內三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

而又高度繁榮的地方之一(另外兩個是台灣和澳門)，正是奠基於以上分析。

由開始實行「單程證」制度的一九五二年，百至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的一九七九年(註一)，二十七年間，香港和內地的割裂越發徹底。

上海是全國最富庶、文化質素最高的地區--華東地區--的中心，香港不過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城市，華南地區的財富和人民質素遠遠比不上華東，然而，香港現今之經濟實力，卻超出上海不可以道里計。其中究竟牽涉甚麼原因?

正如我在「苛政猛於虎」所指出，由於香港施行「仁政」，經濟遂能起飛。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制度。香港雖然沒有民主，卻享有英式法治，以及號稱為全世界最高舉放任經濟主義的地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上海則既無民主、也無法治，更是實行社會主義。兩個城市走著不同的路，漸行漸相遠，在二十七年間，香港以制度上的優越勝過了上海地理上的優越性，成績單表現在財富用上，一九五二年的上海遠比香港富裕得多(更遑論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上海了)，但到了一九七九年，香港的經濟繁榮程度是上海人想也想不到的。

一九七九年發生了大轉折，中國政府在三中全會之後，經濟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u-turn」，開始仿傚香港走市場經濟之路。

其後不久，中國收回香港的日期進入了議程。離奇的是，發起者不是中國，而是英國。

香港和九龍雖是永久割讓的殖民地，但新界地區卻只是租借地，由一八九八年開始租借，期限是九十九年，到了一九九七年，剛好到期交還。因為置業而與銀行做樓宇按揭的話，還款期限以十五年為準，英國政府無法不急於在一九八二年敲定「續約」，否則新界地區的樓宇按揭年期只能日漸縮短，英國政府亦沒有法律根據賣出跨越一九九七年的土地。

中國政府一貫立場是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的，換言之，中國既不承認香港和九龍是永久割讓予英國的殖民地，也不承認英國擁有新界的九十九年租借期。中國之所以暫不收回香港，皆因時機尚未成熟。在上一節亦論述過把香港繼續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是斯時對中國較有利之決定。

在中國公開宣布改革開放的同時，一九七九年之元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交，自此，台灣的中華民國只能「莊敬自強」，再也不能在國際間以「中國」代表自居下去了。

香港本來是中國與西方的緩衝區，中美建交後，中國和西方列強的關係進入了穩定階段，緩衝區的必要無復存在。在此之後，香港可為中國帶來的利益，只剩下了經濟一項。

這當兒，英國不斷試探中國就香港問題的立場，中國可不能繼續「悶聲大發財」下去，需要明確地給英國人一個答覆。而以民族主義建國的中國，覆示只能有一種：中國必須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本來成竹在胸，認為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外匯來源，中國決計不可能犧牲重大的經濟利益，強行收回香港。豈料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九月飛抵北京，鄧小平斷然否定了英國所持「三個條約仍然有效」的基本立場。條約無效，亦即英國根本不擁有對香港和九龍的主權，自然不能仗主權來交換治權了。戴卓爾夫人給殺了個措手不及，離開談判地點人民大會堂時，失魂落魄地跌了一較，這一跤，象徵了英國在香港一百五十年的統治壽終正寢。

戴卓爾夫人如意算盤摔落了，算錯了的是鄧小平並非毛澤東，更非一般的共產黨人。何況星移物換，中國已非五、六十年代、甚至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國了。

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起碼他深覺自己是一生為杜會主義大業而奮鬥的，因此在他眼中，「共」是比「中」更為重要，若在他執政時收回香港，非得要香港也實行共產主義不可。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執掌政策的話，他將為了中國的龐大外匯利益，不會收回香港。但鄧小平並非教條主義者，他注重實際多於注重意識形態，之所以他有如此一句名句：「不管黑貓黃貓，會捉老鼠的便是好貓。」(註二)相比起毛澤東來，鄧小平無疑是傾「中」多於傾「共」。在鄧的眼中，恢復中國主權最為重要，不實行共產主義沒有甚麼大不了，「一國兩制」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只要實際上可行，兼且對中國和共產黨的整體利益有利的話，沒有甚麼政策是不可行的。

另一原因是時移世易，經過文革洗禮，中共高層飽受極左政策的荼毒，從而普遍認同了注重實際的政策。如果時值五、六十、甚至是七十年代的初期，相信不會有中共高層同意「一國兩制」的構思。商談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英國只能全盤依照鄧小平設計出來的

無疑一九九七是一個大轉折，但在草簽當年算起，是十三年後的事。

香港人即時要面對的大轉折，是內地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處事的手法大膽之餘，也十分謹慎。他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未敢一下子在全國推行。最佳策略是首先建立經濟特區，作為試點，成功之後，才逐步擴展至全國。

在這「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內地與香港依然大有分別，內地無法與香港競爭，香港反而可以善用「改革開放」，大做生意。

第一批往內地作開荒牛而發了大財的，是到內地設廠的廠家。八十年代，香港已是個高度繁榮的城市，工資可說是東南亞各地中最高的。西方對亞洲最大的需求，是廉價的工業產品，香港工資日高，港商日漸讓人工更平的東南亞各國廠商搶去了訂單，例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等。但香港的廠商把製造中心北遷至內地後，工資成本又遠比東南亞便宜，再者．、香港製造業工人只得八十多萬，根本無法「食盡」西方市場的需求，所以西方買家非得也光顧其他的東南亞國家不可。但珠江三角洲的工人多達六、七百萬，如果努力爭得更多訂單，亦不愁沒有更多來自內陸各省的生力軍。

就這樣，香港人在內地投資興建的工廠，把東南亞國家的定單都搶了過來。

香港人負責的，是投資、管理、行銷網絡。簡單的說法，是在內地設廠、聘請低薪員工，但高收入的職位和利潤，仍歸香港獨享，香港哪有不越發繁榮的道理？

第二項有利條件，是中國剛啟勳改革開放，甚麼設施也沒有，轉口無一法不經香港。香港的港口由於人工太貴、成本太高，轉口貿易一直下跌，但由一九八二年起，轉口貿易卻以每年二至三成的高速增長，皆因相對於中國，香港的港口質數及服務確貴得物有所值。

第三項有利條件，是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加上中國對外國金融機構在國內的商業活動，也有著極嚴格的規限和監管。因此，所有中國國內企業的集資行動，一涉及外資參與，必須通過香港進行。紅籌國企相繼在香港上市，集資活動此起彼落，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形鞏固。

第四項有利條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大多是貪官污吏。我認識某地的外經委，他曾對我透露：「我床底有一百萬現金，如果存入銀行，銀行全都是國營的，這一百萬很快會給國家知悉，我就會被打靶。最聰明的方法，是買張單程證來香港，把所有錢存入香港的銀行。」

香港銀行太多、戶口太多、存款也太多，根本不可能查明每筆存款的來歷。所以內地人不論是貪官污吏、正行商人或偏門撈家，全都在香港開設帳戶，把錢存進香港的銀行。領教過文革時的清算大禍，就算是開放了，國內官員也並不「均真」，大家擔心不知那一天倒上了霉，錢便不一定提得出來。其實在中國，縱是正行商人，也難不涉及官商勾結，更絕少沒有行賄取捷，而那些經商的高幹子弟，一旦父執輩在政治鬥爭上失利，自已更必然被清算身家。

有些人可能考慮過，連人帶錢移往外國。但內地人大多不懂英語，也難以適應外國生活，更何況，獲得西方國家的居留權亦難之又難。再說，西方國家遠在天邊，除非一去不返，如果想繼續在國內賺錢，有那一處比「千里香港一日還」更方便呢？

這些從內地湧至的資金，有些買樓，兼且專買豪宅，把樓市炒到比天高;有些則炒股票，專買紅籌國企，把股市炒到飆升。結果金融風暴一役，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但縱然輸到血流成河，內地資金仍是前仆後繼地湧來香港。

最有名的例子是建萊集團的老闆秦錦釗。秦錦釗二十多歲從內地來港，據他夫子自道，是從事大陸貿易生意而發了大財的，秦氏將賺來的錢全拿來炒賣豪宅，尤愛炒中半山的帝景園，全盛時期名下擁有八十個豪宅單位。金融風暴後，他手上持有的豪宅陸續「打靶」沽出，前後共輸了二十億元。

這種「地頭蟲」欺負暴發戶的情況，正如八十年代，美國佬在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大騙特騙日本仔如出一轍。

洛克菲勒中心建成於一九三四年，位於紐約市曼克頓區的中心，租客全是美國最有名的大公司，這幢大廈正正代表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掛帥精神,八十年代後，日本的經濟力量攀上高肇，日人在全世界瘋狂收購資產,洛克菲勒家族遂以十四億美元的破天荒高價把洛克菲勒中心賣給了三菱集團。六年後，日本經濟陷入蕭條，美國房地產價格狂瀉，那些上等租客紛紛遷出洛克菲勒中心，三菱集團用以持有洛克菲勒中心的股份的公司甚至要申請破產保護令，結果，三菱集團僅以原購價的四分之一，把洛克菲勒中心賣回給洛克菲勒家族。

到了八十年代，內地人南下香港的遊戲規則已徹底的改變了。在一九七九年前，內地人大部份靠「抵壘政策」得以遷居香港，但「抵壘政策．取消後，「單程證」便成為了內地移民的主流。

由於內地貪污盛行，單程證的發出，端賴於賄賂的金額，付不出賄金、單以家庭團聚理由而申請來港的，只能癡癡地等。在這新的遊戲規則下，只有富人和貪官污吏，才有資格手持單程證施施然南下。

「抵壘政策」的優勝者，是聰明、強健和肯冒險的人，而「單程證」的優勝者，則是有權有勢的人。後者固然殊不公平，但單純以香港的經濟利益而言，卻是大大的有利。

上任伊始，行政長官董建華曾經提議，要收回批准單程證的權力，以後由香港負責審批。照道理說，從來只有入口地去決定誰能入口，沒有由出口地決定的。但當董建華試圖與內地有關部門談判，發現利益關係攸關，如果香港硬要審批單程證，將會影響到太多內地官員利益，必定招惹極大仇恨，於是那管有道埋沒道理，金錢就是最大的道理，董建華回港後，從此不敢再談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

問題是，九七年後，中國做生意的能力逐漸逼近香港，香港的中介地位開始消失。

那麼，進入了「後九七」時代，香港憑甚麼生存下去？下一節再詳述。

第四節 絕處逢生

自從抗戰勝利後，香港人口節節上升；共產黨奪得全國政權後，也促使大量人口從內地逃到香港，到了韓戰前夕，香港的人口總數已攀上至二百三十六萬，韓戰爆發後，人口更加急速上升。(註一)到了一九五二年，香港的政治局勢穩定下來。一處地方除了局勢安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居民可以「塭到食」，香港這一月小地方，如何養活接近三百萬的人口呢?

香港政府首先做的，是「止蝕」。

抵港人仕沒法趕走，但總得想辦法阻止人口繼續大量湧入罷?根據中英以前訂立的條約，中國人有權自由進出香港，英國無權阻止。為此，中英兩國政府商量後，各出「茅招」，港英政府先單方面封閉關閘，中國繼之明令人民得先申請單程通行證才准來港，而港英政府的入境關卡只會放行持有單程證的人入境。這是為單程證的起源。

但是如果內地人士拿不到單程證，改用偷渡方式突破香港邊防，一旦成功進入了市區，香港政府也會發身份證予這些偷渡者。港府有此政策，是考慮到偷渡者進入市區後，很容易躲藏起來，如果不給予正式的居民身分，只會迫使無以為生的偷渡者鋌而走險，直接導致男盜女娼，倒不如發給正式身份證更切合實際。這就是有名的「抵壘政策」。

每一個大城市，都需要大幅的後勤地區(hinterland)來支援它的生存。支援紐約市的是美國東部，支援洛杉磯的是加利福尼亞州，支援倫敦的是英格蘭東南部，支援東京的是日木本州的東部，支援北京的是華北地區，支援上海的是華東地區，就算是新加坡，也有馬來西亞在背後...城市越大，所依賴的後勤地區越是遼闊，因為城市人口密集，從食物、水源，到日常用品，均無法自給自足，非得依靠後勤地區支援不可。越是大的城市，便需要越大的後勤地區。

香港的當然後勤地區，自然是內地。港人不單需要珠江三角洲供應的糧食和東江水，內地更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地，佔了出口總值的三成六。

但韓戰爆發後，英、美既是盟國，香港這殖民地也非得「跟大隊」不可，不得不同樣對華禁運。禁運的名單洋洋大觀，包括了金屬機器、鋼鐵製品、非鐵金屬、石油、石油器材、交通器材、化學燃料、化學儀器、交通設備等等。

因為實施禁運，香港登時變成了一個沒有後勤地區支援的「孤兒仔」，與珠江三角洲幾乎完全割裂，進出口貿易總值一下子減少了接近三成。其間，非但對中國進出口減少了，因為香港主要經濟活動是在於轉口港這身份，西方罷買中國貨，香港對美國和對英國的出口也分別暴跌了八成和一半，情況之「大鑊」，可在《華僑日報》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香港年鑑》見一斑：「這一年的香港商業的歷史，是以近百家商號累億元的虧折，逾百家商行的擱淺與傾覆，上千家商業機構的自行收束與改組，數以萬計店員的失業寫成的。」

香港一直賴以為生的，是從事以內地為主的轉口貿易，現在「溫食技倆」丟失了，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唯有開創另一門「事業」--走私。

只要有海關，就有走私活動，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實施禁運無疑加劇走私活動，羅亞在《政治部回憶錄》記述：「香港走私活動的猖獗，使中國在韓戰中所需物質獲得充分接濟，引發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港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本港走私禁運物資活動頻繁，部分竟是在軍警監視下進行。傳言葛量洪本身雖無直接參與，但其美藉夫人在本港銀行的存款則膨脹‥‥。」

走私是一門高風險、高利潤的生意，因韓戰而起的禁運，今不少人乘勢大發了戰爭財，霍英東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韓戰爆發之前，霍英東已經做過戰時殘餘物資的買賣，也曾經買船到東沙島打撈「海人草」(註二)，這些經驗令他成為了船運物資的專家。韓戰一起，這位膽大有腦的青年人便乘時上位。當時把一百萬元的貨物運到澳門，轉手便能賺到二十萬元，利潤極為可觀。由於葡萄牙並無參與禁運，貨物運抵澳門，便能順利運上內地。

霍英束從事走私，賺得了第一桶金。但據他後來憶述，當年的「同行」，一百人也沒有一人成功，不是當場被捕，就是左手來右手去把錢花光。幹一門利錢如此深厚的熱門走私生意，尚且免不了落得慘淡下場，何況一般小市民?

當時香港人生活困頓、人浮於事，滿街舉目是沒有工作、漫無目的地躑躅的人；一家入口睡一張床，一層舊樓住百多人的例子俯拾皆是，油麻地區的上海街一帶，是生計傍徨的人的集中地。

當年我某個親戚，居於尚是荒蕪地帶的荃灣，每隔兩天：他便徒步由荃灣走到尖沙嘴，花一毫子坐渡海小輪到中環，再由中環步行到北角，如此長途跋涉，為的只是到我家吃一頓免費飯。可以想像，當年生活如何艱難磨人。

當時一名工人月薪不過三、四十元，獲聘前還得提供「舖保」證明，即是要工人找一家店舖作擔保人，若發生偷空公款、或因工作失誤而導致公司有所損失時，顧主也有抵押賠償。「舖保」這種制度一直沿用至七十年代才日漸式微，不過在八十年代初期，銀行出納員、茶樓收銀員這些「敏感職位」，仍須向顧主提供「舖保」保障。

昔時基督教或天主教教會常將奶粉、衣物、鮮奶及朱古力等物免費派給貧苦大眾，此類佈施極受勞苦大眾、特別是孩童們歡迎。教會派發這些「贈品」，不一定強迫接受者受洗入教，甚至不一定要受者聽宣揚教理。那時大眾從沒見過這種「蝕本生意經」，但如今已是大行其道，名曰：公關或形象宣傳。

一九五二年，四歲的我，在天主教的慈幼小學唸一年級。四歲唸一年級，年紀確是小了點，但家人一於行「跳班制」，為的是我可以跟姐姐結伴上學，方便家人照顧。

在慈幼小學，學生每朝早抵學校，耐心聽神父講一堂早課，便可獲派一個豬仔包、一瓶維他奶。為此，我天天提早兩小時起床，趕回學校參加早禱彌撒，為的就是那一包-奶。就讀天主教學校多年，彌撒也參加了多年，但我始終不是夭主教徒，當年誠心信奉的，僅是豬仔包矣。

在如此民不聊生的絕境，香港能夠生存下去，全靠有幾項優勢。

第一，當時很多上海資本家，為了逃避共產黨的統治，源源南下香港，這批人包括了唐翔千、陳廷樺、田元灝、周文軒等等，除了帶來數以億計之龐大資本外，他們也一併帶來了工業技術，令香港工業有了起步的原動力。

第二，由於大量人口湧入香港，顧主猶如坐擁無限量的廉價勞工。從那時開始，香港的廉價勞工，一直由內地源源不絕地供應，直至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取消了「抵壘政策」為止。「抵壘政策」極之類似障礙賽，首先你得爬過高山：避開內地的公安和香港的邊境警察及警犬，或者是取道水路，風高夜黑時游泳渡過大鵬灣，避開噬人的鯊魚，及至踏足港境，猶須想盡辦法潛進市區，至此偷渡行動才算大功告成，可以領取身份證成為香港居民。因此，能夠「抵壘」的，皆是頭腦靈活、身手敏捷、刻苦耐勞的一級菁英，而且極富冒險和拼搏精神。他們不需政府投入資源去教育，一到步便有工作能力，可以立即進入勞動市場，提高總生產力。相對於香港的本地人，這些「乜都有」的大陸人可說爛命一條，自然珍惜任何力爭上游的機會，更加「搏殺」得多，例如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美亞娛樂資訊的主席李國興、信報的創辦人林行止，都是「抵壘」的佼佼者。

第三，戰後，英國的政策向左傾轉，走向社會主義，經濟江河日下。幸好香港為英屬殖民地，由外交部的傳統官僚管治，他們不似得英國政客般，改信了時髦的社會主義，而是繼續信奉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在殖民地，不用標榜甚麼人道，不用派發甚麼杜會福利，甚至不知道中國在甚麼時候，會「一時興到」決定收回香港。於是，英國人除了施行基本的管治之外，甚麼也不會多做。既然租國和殖民地政府都任由香港人自生自滅，香港人退無死所，那麼只有「頂硬上」，把「小宇宙」發揮至極點。

第四，香港採用了英式法制。道是西方行之有年的一套法律制度，外國商人有這套法制保障，不但自覺人身安全有所保證，財產放在這裹，產權也得到明確界定，遇上商業糾紛時，亦有信心法律會將糾紛公正地解決。就此而言，東南亞沒有一處地方可與香港相比。

第五，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多年，中學生接受「番書仔」教育，大都粗懂英文。在大學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這些中學畢業生就是本港勞動力的骨幹。在旅遊業，售貨員懂得說英文，足以應付來港購物的英語遊客；在國際貿易，往來書信及電報也以英文溝通，更別說金融業，溝通語言差不多全是英文天下了。在整個東亞，只有菲律賓國民的英文水平比香港人高，日本人的英文程度則早成國際笑柄，不消提了。

香港的「死中求生」，是「裹應外合」的結果。上面討論了五點內在因素，以下就論述外在因素。

在戰後重建年代，許多國家都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期，其中尤以美國增速最高。美國是一個有龐大消費市場的社會，對廉價物品需求極殷。這些日常必需品，當然不會在人工成本相對高昂的西方製造。美國商人最信任的黃膚黑眼商業夥伴，就是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至少這三處地方都有全盤法制，就算貨不對辨或遇上商業詐騙時，也能夠循法律途徑去尋求公平裁決。這一點重要性，相信今天到中國內地做生意的朋友，會大有同感。

日本是「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美國佔領它時，目的只是廢掉它的「武功」，令它無法再「作惡」，根本無意視之、納之為自己人。但誰知韓戰爆發，形勢有變，便想到可利用日本來牽制打壓中國，美資於是紛紛投往日本去，英資就繼續把資金存放於香港，用作廉價生產。正因為香港久受英國統治，法制和產權十分分明，美國人覺得這兩樣「資產」很有保障，所以在六零年代開始，香港的工業在外資配合下迅速起飛。香港最大的經濟奇蹟就在這種「偶然性」情況下誕生。

另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美國的第七艦隊。此艦隊負責巡邏亞洲，基地設在日本的橫須賀和菲律賓的蘇碧灣，職責之一是守護台灣海峽，不時作客香港的添馬艦。

第七艦隊的海軍水兵來到香港，最主要的花費是在黃色行業上頭。灣仔星羅棋佈地開起無數酒吧，便是由這時開始。當時由威廉荷頓和關南施主演的荷李活賣座名片《蘇絲黃的世界》(suzie wong's world)，便是描述香港吧女的生涯。

我唸中一時，英文老師曾半開玩笑地說：「你們要到灣仔謀生，懂一句英文就可以了。拉著一名美國水兵，對他說「Hello John,cheap,cheap,Come On!」這些水兵很多叫做John，把他們拉到吧女面前，吧女立刻會付佣金給你。」

港贏得「購物天堂」美譽外，另一方面，當年中國仍給外國人極為神秘的感覺，進入不了鐵幕中國，來鐵幕邊緣的香港走走、在落馬洲遙望一下紅色中國，也是一項極有趣味之旅遊節目。

香港繁榮的基礎，就是奠基於以上的優勢，一點一滴地慢慢建立起來的。



註一：戰前香港本有一百八十萬居民，戰後下降到六十萬，但因淪陷時期毀耗了七成的洋樓和兩成的唐樓，逐令香港無法承受大量人口驟增。

註二：海人草又名海仙草，加工之後，可製成醫治胃病的藥物。那時澳門某公司到處收購海人草，收購價是每磅一美元。

第三節 命懸一線

香港作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到了一九四五年，又出現了命懸一線的局面，像一把「達摩克理斯之劍」(註一)，劍尖從半空指著人的頭頂，只用一條馬毛吊著，看馬毛甚麼時候斷掉，人的腦爪子便給一劍插穿。

當時中國割讓出去的租界及殖民地只剩下香港和澳門。斯時形勢，第一，中國位列世界五強;第二，英國國勢日落、大不如前；第三，中國經過「八年抗戰」的洗禮，全民覺醒，民族主義高漲;在此三大前題下，中國又豈容英國繼續霸佔香港下去呢?就算英國人硬不肯走，死命佔著香港，香港人又會否服從如故呢?

在軍事實力上，國民黨打了八年抗戰之後，士氣高漲，國軍連血腥瘋狂之日軍也不怕，何況英國佬?英國的皇家三軍遠在歐洲，國軍真要殺入香港，可說無甚難度、予取予攜，駐港英軍不會有還手之力，何況大前題是他們根本不會還手。

就算不攻之以軍隊，國民黨在內部搞垮香港，也是易如反掌。早在軍閥割據時期，香港已是一眾間諜的活動中心。到了國民黨統一中國後，對日本。對共產黨的諜報及反間諜工作，也多在香港進行。十四K和新義安的創辦人俱是國特頭子戴笠的手下，整個石硤尾都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在戰後，說香港的黑社會全是國民黨的特務也不為過，要在內部搞垮香港，真是「話都無咁易」。

別說下令特務在內部搞罷工、搞暴動，就是香港人心底的民族主義，也高漲得厲害。舉例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人雖然恐共到了極點，但電影《甘地傳》上映時，片中的英國人說：「若果印度人統治印度，一．定統治到「一舊屎」一樣。」甘地的答覆是：「就算印度人管治印度真的是「一舊屎」，印度人也要管治印度。」說到造句，全場港人觀眾也齊拍手掌!

在香港人恐共到達高的八十年代，一涉及民族主義，也全場鼓掌起哄，更別說當年中國人打贏日本仔，收回了其他所有的租界。處於民族主義的高潮情緒中了。此時中國要收回香港，香港人極可能倒履相迎，一切水到渠成。

然而，幾件偶然中的偶然事件，又救回了香港，再次政變丁香港的命運。

第一件事件是「國共內戰」。中日戰爭才剛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即談判破裂、大打內戰。國民黨打內戰，靠的是美援，而英國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蔣介石也非得籠絡英國不可。形勢比人強，蔣介石遂無法提出收回香港，澳門也順理成章暫時得以保存。

內戰一打起來，蔣介石節節敗退，更無暇理會香港了。香港既是碩果僅存之租界，恐懼內戰的中國人，自然紛紛南下香港。逃難行動最敏捷的，莫過於國民黨的貪官污吏和資產階級。例如白韻琴的叔父是桂系中人，為國民黨大將「小諸葛」白崇禧的堂叔，官至鐵路局局長，國民黨內戰失利，「白叔叔」便火速夾帶細軟，趕快逃來香港。

香港在戰前，人口本有一百八十萬，唯戰後人口失散，只剩下六十萬餘。大批「國民黨餘孽」源源南下，香港人口總數迅即變回一百八十萬。

本來「人多好辦事」，可惜旋即又出現了第二個大難題。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敗象畢呈，「國炸」被共產黨取代是指日閒事。跟國民黨相比，共產黨更是一「民族主義組織」，一貫親蘇聯，跟英國完全「無褐傾」，最出名的事例是「紫水晶艦事件」。

滿清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賦予英國軍艦在長江內河航行的權利。

但當解放軍已經控制了長江流域時，英國的「紫水晶艦」卻照樣直闖長江，解放軍當然不跟英國人客氣，開炮就打，兼把「紫水晶艦」扣留下來。當時英國外交部一位年輕的中國通尤德，即後來當上了港督的那一位，足足跟共產黨談判了一個多月也不得要領，最後英方暗中維修「紫水晶艦」，乘夜逃之夭夭。

當時共軍第四野戰兵團的司令官是林彪，他從東北一百打到深圳河，沿途戰無不勝，如果真的直攻香港，英軍將無法抵擋，也根本不會嘗試去抵擋。

然而，四野兵團到了深圳河，便停止了腳步。究竟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何有此決定?這是歷史的一個謎。

其實當其時英國已決定隨時放棄香港，交換條件僅是要求共產黨別沒收英國商人置於上海的資產，由此可見，當年香港的地位，甚至不及英商在上海的財產重要。

估計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是先清理門戶，把所有國民黨人全部掃清，才一舉收回港澳，以免大業未成，先引起外交糾紛，節外生枝。到了大陸國民黨被掃蕩無存，香港被中共收回，是以月計的事。

這時，國民黨能控制的地方，基本上只是台灣和海南兩大島嶼，到了林彪的四野兵團登陸了海南島時，香港被收回的時間緊迫得以日計，只要毛澤東幾時一聲令下，英國人便會乖乖的把香港奉上，一聲也不敢吭。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竟發生了一件奇蹟，就是「古寧頭之役」戰無不勝的解放軍竟然在金門戰敗、全軍覆沒，國民黨得以在台灣苟延殘喘、偏安一隅。共產黨既然收不回台灣，遂把香港作為暫時緩衝之地，英國得以繼續保存這塊殖民地。

另外一個考慮，是共軍自華北打遍全國各省，「解放」了太遼闊的區域，兵力隨之分散整片大陸，所以必須重新集結軍隊，鋪排再攻台灣，後才解決香港問題。

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原來的軍政人員很多轉向共產黨投誠。誰知國民黨命不該絕，在台灣存活下來，於是某些「貳臣」又想覆水重收，走到台灣歸隊。這些人必須透過一個中介地方，才可以「轉口」赴台，共產黨自然乘機在其中滲透間諜，以便收集台灣情報。沒有了香港作為「轉口站」，潛伏的「匪諜」便難以掩飾身份滲入台灣。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一大考慮。

此外，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仍希望透過談判，使國民黨放下武器，故此必須有一個非正式的渠道以便與國民黨談判和通訊。而最適合的地方莫過於香港了。到了這個地步，保存香港現狀是中共戰略性的決定。

但蔣宋王朝極盡貪污腐敗，令美國的杜魯門政府也決心放棄台灣。國民黨單獨抵抗共產黨，肯定無法長守偏安之局。台灣一倒，香港焉能獨存?

但旋即又爆發了另一件偶然事件，再度扭轉了香港的命運，就是爆發「韓戰」。

日本戰敗之後，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由美國支持的大韓民國(南韓)和由蘇聯支持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兩個政府所分治，以北緯三十八度作為分界，史稱「三八線」。北朝鮮的金日成政府心謀統一朝鮮半島，於是在一九五零年，發動了「韓戰」。

金日成之所以敢於發動「韓戰」，完全是基於一場誤會。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記者招待會上，申明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為由亞申留島到日本，延伸至沖繩，再到菲律賓，而且表明了美國無意保衛南韓。其實早在一九四九年，美軍的地面部隊已撤出了南韓，給人的印象是，美國抵禦蘇聯的前線是在日本，而非朝鮮半島。

美國是世界第一的軍事強國，不論是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或者是北朝鮮的金日成，雖俱是膽大包天的大梟雄，但也決不敢跟美國正面交戰。美國既然表明立場，不會保護南韓，有便宜可撿，那就不妨大撿特撿了。

文奇遜講話後五個月，在蘇聯和中國的暗中支持下，北朝鮮軍隊越過三入線，突襲南韓。

北朝鮮有十五萬訓練精良的軍隊，其中的三個師，原身為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原因是中國的東三省住有很多朝鮮人，有的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游擊隊，隨後成為中國的正規軍，毛澤東便特別挑出道三師軍隊交給金日成。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解放軍驍勇善戰，金日成把這三師精兵安排為前鋒，加上蘇聯提供的坦克、槍炮和一百多架戰鬥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差不多佔領了整個南韓。

南韓敗得如此難看，主因在於李承晚政權腐敗透頂，軍隊的數目僅得五萬，完全沒有現代化的武器，甚至連坦克和重型大炮也沒有，但自麥克阿瑟到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e Johnson)，乃至於韓國軍事顧問團的指揮官羅貝茲(William Roberts)，都誤以為南韓的軍事實力毫無問題，羅貝茲甚至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南韓擁有美國本土以外最優秀的陸軍。」

但更糟糕的，是南韓軍隊士氣全無。話說南韓首都漢城失守後，當時代表盟軍佔領日本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受命於危難之中」，到前線視察戰情，兩小時之內，麥克阿瑟只說過一句話，是對他的參謀長說的：「我覺得很奇怪，這些人有槍也有彈藥，他們都懂得敬禮，看起來也頗為快樂，不過我到現在還看不到一個傷兵。沒有人抵抗。」

美國總統杜魯門猶豫了兩日，終於下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決定：出兵保衛南韓。

在戰後，杜魯門政府對和平的興趣大於戰鬥，所以才會任由蘇聯的勢力大事擴張，也任由中共把國民黨政權打得退守台灣。美國政府適時也在大力削減軍事開支，專心搞好國內經濟。再者，杜魯門一直對軍人有偏見，因為他年輕時曾經投考過西點軍校而被拒絕，所以心底不信任和瞧不起軍人，包括麥克阿瑟在內。

但最重要的，還是整個西方都恐懼與蘇聯的間接衝突，終於會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每個人都警惕著愛因斯坦的名句：「第四次世界大戰所使用的武器，是棍棒。」所以西方政權寧願任由蘇聯擴張，也不願跟共產黨打仗。

但杜魯門終於還是決定參戰，正如他接受NBc電視台訪問時直言：「姑息只會導致進一步的侵略，終會導致戰爭。」他的決定，得到了參眾兩院的支持，而在聯合國的投票中，由於蘇聯缺席，也通過了出兵之議，令到美軍有了「聯合國部隊」的合法性。

南韓已失掉了大半壁江山，軍隊在漢城東南方二百哩的釜山堅守。麥克阿瑟所率領的美軍，全是駐日本的佔領軍。這些軍人全都是自願派駐日本，因為在日本可以喝到廉價啤酒，可以嫖到廉價妓女，可以顧日本人當廉價僕人，而日本的民族本性又令他們馴服得像奴隸般服待「主人」，美國軍人在日本「嘆世界」了五年，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在古代，兩軍用刀劍決戰，十萬人對十萬人，打上一整天，死傷大約一萬人，即是十分一。在第一吹世界大戰時，兩軍用機關槍決戰，十萬人對十萬人，死傷也是大約一萬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的年代，兩軍用大炮決戰，死傷的又有多少人呢?同樣是十分之一!讀者諸君，可覺奇怪?

原來古往今來，無論動用甚麼武器來作戰，殺傷力俱是差不多，原因在於武器雖然精進厲害了，但兩軍的佈防地域也擴大了，「人口密度」降低了的話，死傷的人數亦會一樣。

在以槍炮為主要武器的近代戰爭，需要廣大地方來開展戰陣。麥克阿瑟被圍困在釜山，軍隊威力便無法展開。唯一的突圍方法，是用「左鉤拳」打開一個缺口，在北朝鮮軍隊的後面登陸，切斷對方的補給線。

「正路」的登陸地點，是距離「釜山防衛區」以西七十哩的一個小港口，名叫「群山」。參謀長聯席會議支持這策略，但是麥克阿瑟則認為若在群山登陸，只能夠逼退北朝鮮的軍隊，卻無法切斷它的補給線，亦即無法贏得是吹戰役。

麥克阿瑟力排眾議、一意孤行地主張：在「仁川」登陸!

仁川是距離漢城只有二十哩的港口，遠遠比山更深入敵陣。但它只有南面的一條狹窄水道可供船隻進入，而該水道的風浪極大，又沒有沙灘可供登陸，沿岸俱是堤壩。

要攻入仁川，必須選在月圓前後、風浪最大的晚上。登陸船隻和載送坦克的運輸艦的吃水深度是二十三呎到二十九呎，而仁川水道從漲潮到退潮只得短短三個小時，美軍要在「法定時間」之內，首先攻下運輸水道附近的月尾島，放下第一批軍隊，然後這路孤軍要在島上佇候最少八小時，靜待另一吹漲潮，才能以此島作基地，全力搶灘、成功登陸仁川。

包括杜魯門在內的所有高層官員，均反對「仁川登陸」，咸認為太過冒險。但麥克阿瑟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老大不客氣地說：「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軍人(註二)，他對我說過，假如依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一定打不了勝仗。」隨後滔滔雄辯了兩個半小時，卒把所有人說服了。

美軍佔領了仁川，有如把漢城納入囊中，而漢城是整個南韓道路及鐵路的交匯中心，北朝鮮一旦喪失了仁川，補給線便被切斷。一九零四年，日本皇軍便是挑仁川登陸朝鮮半島，可見仁川在軍事上是具決定性之要塞。

麥克阿瑟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堅定地說：「我知道這是場五千比一的賭博。但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可能性了。」結果，他贏了這場五千比一的豪賭。

北朝鮮軍隊失陷了仁川，根本無法集結兵力：部隊一小撮一小撮的被美軍殲滅，兩個星期之後，只剩下三萬名殘餘部隊，最後拋棄了武器，攀山越領的撤回北朝鮮去。

麥克阿瑟打過無數勝仗，威震天下，但他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一戰，便是「仁川登陸」這役。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因為麥克阿瑟在仁川一戰勝得太漂亮，遂埋伏下了他後來慘敗、晚節不保的種子。

這時候，北朝鮮的軍隊已經退回三八線，但麥克阿瑟認為「除惡務盡」，主張乘勝揮軍北上，為大韓民國統一朝鮮半島。由於他在「仁川登陸」取得赫赫威名，美國人皆支持他的所有決定，杜魯門於是約麥克阿瑟在太平洋的威克島(Wake Island)見面，商討對朝鮮半島的最後決策。

這是一場歷史性的會晤。之前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心底亦互存不和。麥克阿瑟與羅斯福總統惺惺相惜，在他的自傳中公開表示欽佩，但對因為羅斯福於任內死亡才以副總統身份「坐正」的杜魯門，則不怎麼瞧得起;同樣，杜魯門也瞧不起「軍佬」麥克阿瑟。

但基於政治利益，兩人實有見面的需要：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的兩個星期，天天上報紙頭條，聲名如日中天；當時美國議會正值選舉期間，民主黨選情告急，自然希望沾一沾麥克阿瑟的光，爭取選票；麥克阿瑟則必須獲得杜魯門的批准，才能揮軍越過三入線。

有趣的是，兩個人都是「大哥大」。杜魯門是美國的最高領導人、名義上的三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一九三0年則已榮升陸軍總參謀長，在軍中擁有絕對權威，自從一九三七年起，便從來沒有回到過美國本土，戰後當上盟軍佔領日本的最高統帥，地位凌駕天皇之上，更加是「皇上皇」。兩位「大哥大」碰頭，究竟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威克島距離華盛頓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哩，距離東京只四千哩，杜魯門長途跋涉，麥克阿瑟則以逸待勞。杜魯門下機時，身為下屬的麥克阿瑟並沒有企候機下，而是安坐吉普車上，至杜魯門徐徐走下活動梯，麥克阿瑟才移步走近，二人見面時，麥克阿瑟並無向總司令敬禮，只是伸出手來行握手禮而已。

杜魯門猶豫的是，擔心美軍越過三八線會觸發中國的武力介入，甚至引致蘇聯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麥克阿瑟則大言炎炎，判定中國只是蘇聯的附庸國，不會單獨行事，而斯大林是決不敢為了朝鮮半島而與美國正面衝突的，就算「中共頁的以武力援助平壤，必定會遭到我們無情的迎頭痛擊。」別忘記，麥克阿瑟是打贏大捷的軍事天才!

這次會面兩人各有所得、十分愉快。杜魯門既得到新聞記者大量報道是次「兩雄相遇」，又得到麥克阿瑟的口頭保證：「如果有軍人出馬跟你角逐競選，那人一定是艾森豪威爾，不是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方面則得到杜魯門同意他進攻平壤，統一朝鮮半島，建立他作為軍人的又一項至高功業。杜魯門在會談後的公報，讚揚麥克阿瑟是「美國最偉大的軍事政治家」，回到美國本土時，又發表演說：「這世界十分幸運，讓我們找到適合的人選實現此一目標。這位偉大的戰士正是麥克阿瑟。」

正是「花花轎子人抬人」，兩人的「互相擦鞋」行為，一直到各自撰寫回憶錄時，也不忘讚許對方。至於在私人場合，偶爾口吐真言，說幾句自己向來瞧不起的朋友的壞話，自然是免不了的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年，經過了連年的「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農業和工業均嚴重受創，百廢待興，而前一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大鬧水災；另一方面，當時中國最大的「可見敵人」身處台灣，所以絕大部分的軍力部署在東南方，東北是全國駐軍最少的戰略區。在這種背景下，跟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開戰，簡直是瘋了。

但是，朝鮮半島是中國的軍事屏障，當年日本便是以朝鮮半島作為跳板，繼而進侵東三省，終於席捲了整個中國。中國的領導人剛剛打完了「中日戰爭」，怎不曉得前車可鑑?北朝鮮是中國對美國的唯一緩衝，一旦失去了，美國的陸軍便直指鴨綠江，不須一個晚上，就可以殺進東三省了。

中國和美國沒有邦交，於是多次透過第三者，警告美國不要踏越三八線。與此同時，也積極防備，抽調四個軍、三個炮兵團、三個空軍團往東北，組成「東北邊防軍」。

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三日，周恩來透過印度大使，向美國提出最強烈的警告：如果美軍跨越三八線，中國將會出兵干預，但如果南韓獨自出兵統一朝鮮半島，中國則不會插手干預。

美國對中國的部署和警告完全未加理會，就在「周恩來警告」後六日，麥克阿瑟的軍隊攻入北朝鮮。

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救，斯大林當然不敢跟美國開戰，於是用客氣但又不容商量的語調，要求中國出兵援助北朝鮮。當刻，朝鮮半島的命運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隨著局勢急轉直下，中共的黨中央早就不停開會，幾乎全體領導人皆反對介入戰爭，反對得最激烈的，是為林彪。林彪是中國的第一大將，如果要跟美國開戰，統兵的將軍不作第二人想。林彪反對的理由很直接：美國有最先進的新型武器，解放軍主要的武器是機關槍和迫擊砲，連大炮也不多，大炮的射程和殺傷力亦遠遠比不上美軍，運輸工具也很少，而對成敗最具決定性的空軍，差不多等於沒有。中國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

負責帶兵的將領尚且反對參戰，唯毛澤東和周恩來卻決定出兵援助金日成。他們的決策考慮顯然並非單純軍事性，而是從戰略大局著眼。朝鮮半島落在「美帝」手中固然大大不妙，蘇聯也是一虎狼之國，難保它不會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理由，派出一百幾十萬遠東軍進入東三省，共抗「美帝」。不說太久，就說五年前，斯大林藉口對日作戰，曾經把軍隊打進東三省，後來中國領導人千辛萬苦，才把東三省從北極熊的嘴巴裹挖出來。前車可鑑，毛澤東怎會重蹈覆轍?

不過，所有人的分析都忘記了最重要一點：毛澤東天生梟雄性格。毛天不怕地不怕，軍旅生涯長達二十五年，根本不會害怕打仗。整個共產黨的骨幹菁英，全都是長征幹部，俱挨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就算當年共產黨相對弱小，也敢與強大的國軍和日本皇軍對抗，更獲得最後勝利。以兩軍的實力比例來說，美軍其實並不比當年的國軍或皇軍更強，共產黨統一了中國之後，解放軍軍力也絕非昔日可比。

毛澤東多番游說，終說服了中國領導層出兵援朝，唯先決條件是蘇聯肯提供空軍掩護。中方本以為斯大林已答應下來，但當雙方洽商細節時，始發現蘇聯空軍僅會在中國境內提供掩護，原因是斯大林恐怕在北韓境內蘇聯戰機被擊落的話，俄國人會被美軍俘擄，做成美蘇正面衝突。蘇聯不肯提供朝鮮領空空軍掩護，只肯供應中國亟需的飛機及派出一個二十八人的顧間團，開設速成班，訓練中國的機師。北京對此安排大為失望，因新成軍的中國空軍根本不可能是美國空軍敵手，如果戰區控空權在美軍手中，中國軍隊的補給交通便會極為困難，對中方極為不利。北京再三考慮，決定不參戰，並正式照會蘇聯，斯大林亦表示理解。但不知何故，到了最後，毛澤東突然扭轉決定，再次決定參戰，一念之變做成了一個歷史上之重大轉捩點。

為了避免對美國正面宣戰，也避免被批評為軍事干預朝鮮半島，中國決以「志願軍」的形式出兵：這是中國人民志願到朝鮮半島幫助金日成政權，而非中國與美國開戰。

因為林彪稱病拒帶兵，毛澤東於是改派國防部長彭德懷率領志願軍。毛澤東曾有詩稱讚彭德懷：「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可知彭是多麼厲害的一名勇將。

麥克阿瑟攻進了平壤之後，繼續率領美軍北上，同時間，由彭德懷帶領的志願軍每天自黃昏開始行軍，直至清晨四、五時黎明之前，便躲進山洞裏去。他們越過鴨綠江，聚集了十二個師，即共十二萬名士兵，另緊跟著六萬名後備部隊，美國的偵察機完全沒有發覺他們的蹤跡。

麥克阿瑟把軍隊分成多個獨立作戰的小部隊。這種作戰方略，是掃除敵方殘餘部隊的最快方法，但如果碰上敵軍的主力，這些小部隊卻會被逐個擊破。麥克阿瑟採用這種戰略，顯然認為勝券在握，不把北朝鮮放在眼內。「仁川勝利」已沖昏了他的頭腦。

十月二十五日，志願軍突然殺出，攻擊的重點，是走在最前線的大韓民國軍隊。麥克阿瑟此時猶篤定地以為，中國只派來了一萬六千名士兵，不堪一戰。

志願軍打了勝仗之後,迅速撤退躲回山區。中國的立場很明顯：中國不想跟美國作戰，只希望美軍遠離鴨綠江，與北朝鮮再劃定一條停火線。但麥克阿瑟完全沒有想過這點，他強烈地認為，使中國不參戰的唯一方法，是把軍隊推進鴨綠江，於是下令轟炸鴨綠江的橋樑，今中國軍隊無法過江。麥克阿瑟對記者輕鬆地說：「嗯，要是部隊前進夠快，或許有的人趕得上回家過聖誕節。」這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麥克阿瑟這一名句被報紙廣泛報道，每一本有關韓戰的歷史書，都記載了這句話。

當時渡了江的中國軍隊，已經超過三十萬人，足夠與美軍一戰。適時寒冬掩至，鴨綠江結冰後，縱無橋也可渡江。麥克阿瑟雖下令炸橋，但令下得太遲了。

美軍有二十四萬七千人，還不包括空軍在內，火力則數倍於志願軍。中國軍隊連運輸工具也沒有，只揹著武器和糧食來打，但他們慣於打山區遊擊戰，起用夜間滲透、攻擊側面、設置路障等等以弱敵強的戰術，加上麥克阿瑟最初時輕敵，於是志願軍一下子便把美軍打得人仰馬翻。

麥克阿瑟慘敗，軍隊迅速退回三八線，但在撤退期間，仍然不停受到志願軍神出鬼沒地攻擊，美軍雖然擁有強大的火力和制空權，但中國軍隊根本不怕損兵折將，美軍傷亡慘重。

這邊廂，麥克阿瑟慘敗得信心盡失，要求國防部增援二十萬軍隊，且至計劃退回釜山。那邊廂，毛澤東因為勝利來得太快．太漂亮，也患上了先前麥克阿瑟患過的大頭症，下令彭德懷越過三八線，收回整個朝鮮半島。

彭德懷認為，連番大戰之後，部隊疲憊不堪，後勤的冬裝、糧食、武器均接濟不上，建議推遲攻越三八線。但毛澤東堅持打下去，彭德懷只能說：「既然政治形勢要求我們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們打，而我們現在打起來又有很多困難，所以一定要慎重，要適可而止。」

毛澤東的大頭症和麥克阿瑟的大頭症落得同一收場：慘敗。志願軍攻入漢城不到一個月，美軍開始大反擊，志願軍嚴重受創，好不容易才守住了三八線。

韓戰在一九五三年結束。早在兩年前，麥克阿瑟因私自向中國軍隊發出挑釁性的新聞公報，破壞了美國政府與中國談和的打算，因而被杜魯門「炒魷魚」。杜魯門則在一年前下台，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繼任總統，決定同中國和北朝鮮宣布停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仍以三八線為界，與未動干戈時全無分別。

這一場韓戰，中國犧牲極重，人命傷亡、軍事開支之外，連「毛皇帝」的「太子」毛岸英也被美軍炸死。而中國得到的，是保衛了北朝鮮這緩衝國，也贏得百多年來中國對西方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正式洗刷了「東亞病夫」這污名。

除此之外，韓戰的另一貢獻，是救回了香港，改寫了香港的命運。

話說杜魯門決定參戰之後，發表了「韓戰宣言」，明確地表示：「在這形勢之下，如果被共產勢力取得了寶島，將成為太平洋地區安全的直接威脅，亦直接威脅到美國在該地區進行合法和必須的任務。因此，我已下令第七艦隊保護寶島。」(註三)

台灣既然得到美國的保護，中國也就無法打下台灣，收回香港的時機也就未成熟。

毛澤東是頂尖兒的戰略家，十分重視軍事訊息。韓戰後，美國封鎖了整個中國大陸，香港是唯一得到情報的窗口，如果收回香港，豈非等於自己挖掉眼睛、自己刺穿耳朵?韓戰雖然在一九五三年結束，但一天中國有機會與西方開戰，一天香港便有留在英國人手中的需要，決不能收回來。

於是，周恩來與英國外交部暗中談判，要求英國履行三點條件，作為中國暫不收回香港的前題：

1.香港不能有民選政府、不能出現自治，這是防止自治演變成獨立，否則中國便永遠失去香港了。英國本來在一九四六年，已經提出了「楊慕琦計劃」，企圖「要以最佳方式使香港居民在管理其自身事務中，發揮更充分和更重要的作用。達到此目的的一個可行方法，是把目前政府承擔的若干職責，轉移給一個有充分代表性的市議會。」換句現時的說法，這是推行民主化和「港人治港」。但由於周恩來和英國政府有了這個新共識，在一九五二年，英國內閣終於正式否決了香港的政制改革計劃。其後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一個一個的搞普選、搞自治，但香港始終沒有份兒，頂多是找一些高級華人來當「非官守議員」，協助英國人治理香港。

2.香港不可被利用作為反共基地。因此，警方政治部的職責包括打擊國民黨，但另一方面，也同時打壓共產黨，恐防共產黨暗中利用地下組織來控制香港。

3.香港不可以存在外國的反華勢力，亦不可以在香港滲透諜報。

英國政府在毫無選擇之下，只有答應條件，與中國達成協議。而香港的局勢到了一九五二年，亦穩定下來。

以上的連串事件，只要一件沒發生，香港的命運立刻改寫，香港也不會是今天的香港，可說險極!


註一：希臘傳說 。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是錫拉丘斯城邦(Syracuse位於西西里島)的暴君 ，達摩克理斯(Damocles)是他的侯臣 。有一天，狄奧尼修斯邀約達摩克理斯去宴會，達摩克理斯大吃大喝，十分開心，直至發現頭頂原來懸著一把劍，只用一根馬毛縛著。

註二：麥克阿瑟的爸爸 「老麥克阿瑟」 (Arthur MacArthur)是美國內戰時的將軍 ，曾經當過菲律賓總督。

註三：杜魯門的原講話是"In these Circumstance the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the Communist forces would b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Pacific area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performing their lawful and necessary functions in that area.Accordingly I have ordered the Seventh Fleet to prevent any attack on Formosa. As a corollary of this action I am calling up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to cease all air and sea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The Seventh Fleet will see that this is don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r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o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Order of Battle, CASF, 20 Oct 50,page 11
http://www.dnd.ca/hr/dhh/Downloads/ahq/ahq062.PDF

第二節 孤島時期

十九世紀中葉，民族主義先在歐洲爆發火花，火較繼而蔓延全球。

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死對頭。人民有了民族醒覺性後，帝國主義者必須花費更高昂的武力成本，才能有效地管治殖民地。這樣一來，租界的「邊際利潤」便日益削薄，漸漸得不償失，直接造成帝國主義的沒落;到了二十世紀，殖民統治慢慢成為「夕陽工業」。

「五四運動」後，中國蘊釀了多年的民族主義意識，突然燃點成熊熊大火，從孫中山到北洋軍閥，無不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主張收回租界。

話說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軍閥吳佩孚孤軍鎮守湖南衡陽，抵住南方以孫中山為首的護法軍政府。到了一九二0年南征，吳佩孚以「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焉忍設防線」為理由，堅決不肯打內戰，違反北京命令，擅自撒防北歸，直接導致了「直皖戰爭」，將段琪瑞打得一敗塗地。

「基督將軍」馮玉祥(註一)是另一位不肯開戰的將領，還通電譴責段琪瑞：「視同胞為仇讎，以國家為孤注。」佔領武漢時:由於當地中國人常常騷擾日本僑民的商店，日僑紛向政府提出抗議。馮玉祥的對策是派出士兵，鎮守每間日僑商店，結果是沒有人再敢來騷擾，但更加沒有人敢來光顧。

這兩位軍閥，都因其民族氣節，獲得了某程度的清譽。由於政客可以從民族主義中獲得政治資本，自然更樂此不疲了。

一九二五年，日本紗廠槍殺了工人領袖顧正紅，上海二千多名學生發動遊行，號召收回租界，英國巡捕捉拿了一百多人。其後，一萬多人聚集在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學生，不幸地反被巡捕開槍屠殺，死傷數十人，此事件是為著名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令全中國的人民都憤慨填胸，由於兇手是英國人，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加上本地勞資衝突，自然首當其衝，廣東省的各大工會一致通過，發動了「省港大罷工」：除了反對帝國主義之外，還乘機爭取政治權利。法律平等、勞動生活條件改善等等。

六月二十三日，十萬名罷工工人在廣州大遊行，步行至沙基時，英法水兵開槍掃射，五十二人當場死亡，一百七十多人重傷，是為「沙基慘案」。

正如前文所言，民族主義大有政治價值，國民政府便是「省港大罷工」的「幕前」支持者，一邊封鎖香港，一邊與港英政府談判和解方案。港英政府審時度勢，覺得國民政府外有北方軍閥、內有國共鬥爭，判斷其快將「玩完」，於是在談判中堅持不肯作出讓步。雙方談判破裂。

蔣介石獨攬大權後，注意力集中在北伐上，「省港大罷工」漸被忽略。由於罷工行動需要大量金錢支持，「上頭」的注意力減低了，罷工委員會也就無力支撐下去:終於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完成了「歷史使命」，「省港大罷工」正式結束。

英國人大跌眼鏡，國民政府非但未有垮台，反而越搞越旺，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後統一中國。蔣介石當上全中國的領袖後，開始向列強施壓，要求收回租界。西方小國的特權被取消，美、英、法、日等大國亦遭受壓力，國際間也漸漸響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呼聲。租界出現了重大的危機。歷史証明，北伐得勝是租界的轉捩點，各地小型租界陸續回歸中國管治，主要租界也面臨交還中國的命運。

不過世事輒變，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三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覬覦東三省，中國面臨被侵略之危機，斯時中華民國和列強咸認為，保留租界和治外法權，無論對中國或西方政府都有好處，租界於是得以苟延殘喘。六年之後，「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鐵騎「進出」中國，席捲了差不多整個神州大地，蔣介石向西方乞求援助也來不及，自然再也不敢提及收回租界了。

其實，日本侵略東亞，企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背後的意識形態，也不外是反帝國主義，是對殖民地制度的抗議。當然，日本人以侵略和軍國主義來取代帝國主義，是以暴易暴，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中日戰爭爆發後，上海周邊地區已被日本人所佔領，但日本尚未向列強宣戰，一直末敢攻進上海租界。這四年間，中國各地淪為動盪戰場，租界卻成避風港，人民和財富紛紛流向租界避難，因此，中國處於淪陷期時，上海反而異常繁榮，這就是上海的「孤島時期」。

茅盾的《子夜》對此有極精采的描描寫。由於內戰，鄉紳收不到田租，遂駕少量金錢往上海並碰運氣結果被人騙光。《于夜》其中一段，描寫半身不遂的吳老太爺為了逃避土匪和共產黨，從鄉下走難到「離經叛道」的上海，先坐上「子不語」的怪物汽車，然後又看見了「邪魔」：

「滿客廳是五顏六色的電燈在那裹旋轉，旋轉，而且愈轉愈快。近他身旁有一個怪東西，是渾圓的一片金光，荷荷地響著，徐徐向左右移動，吹出了叫人氣噎的猛風，像是甚麼金臉的妖怪在那裹搖頭作法。而這金光也愈搖愈大，塞滿了全客廳，瀰漫了全空閒了；一切紅的綠的電燈，一切長方形，楠圓形，多角形的傢具，一切男的女的人們，都在追金光中跳著轉著。粉紅色的吳少奶奶，蘋果綠色的一位女郎，淡黃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裏瘋狂地跳，跳!她們身上的輕綃掩不主全身肌肉的輪廓，高聳的乳，．嫩紅的乳頭，腋下的細毛!無數的高聳的乳，顫動著，顫動著的乳，在滿屋子裹飛舞了!」

這恐怖的情景，把吳老太爺嚇得暈倒了。 這段故事寫出了當時社會狀況：鄉紳富豪帶著金錢走難，大量財富源源流入上海。先是逃避內戰，繼而是避開中日戰爭，還有的是避開政治迫害。

香港同時間亦出現了畸型的繁榮，這是租界地作為逃難聖地之迴光返照。我袒母和父親亦在那時期從廣東省中山縣搬到澳門，再而移遷香港。

張愛玲當時正在港大唸書，她對那時的生活有極生動的描寫。

「中日戰爭」初期，美國非但不支持中國，反而暗中支持日本。日本的本土並無天然資源，鋼鐵及燃料均需要從外國進口--奪取天然資源，正是日本不停侵略東亞的重要原因--美國既是全世界鋼鐵和燃料的最大出產地，運輸路程又比歐洲更接近日本，自然而然成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商，大發戰爭財。著名的富豪老甘迺迪(Joseph Kennedy)，即甘迺迪總統的老爸，生意瓣數極多，電影、造船、地產、金融，甚麼都幹，其中一項一本十利的大生意，便是出售鋼鐵給日本。

日本最大白錯誤，是目睹希特勒的軍隊席捲了整個歐洲，以為希特勒必勝無疑，遂慌忙「下注」，與德國和意大利組成了軸心聯盟。此舉惹得美國大怒，立刻停止了對日本的鋼鐵和燃料供應。日本頓時大亂陣腳、叫苦連天。

老舍在《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寫過一個故事：刮了一夜的狂風，家家戶戶閉門在家，不敢外出。早上醒來打開門一看，赫然發覺，所有門環不翼而飛，原來統統給日本軍隊撬走，拿去溶掉鑄炮彈去了。可知當時日本急需鋼鐵之吃緊程度。

日本不甘坐以待斃，多次派特使跟美國談判，但均不得要領。美國的立場是，除非日本無條件撤出中國大陸，否則絕對不會放行鋼鐵和燃料。

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的燃料僅足半年之用，軍隊又絕不同意吐出已吞下肚之華北與東北，迫不得已之下，只有放膽一搏。唯一的「背城借一」之計，就是「偷襲珍珠港」，乘美國不備，突襲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這才有戰勝之望。

日軍對美國開戰，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盟軍宣戰。皇軍旋即入侵所有小租界及殖民地，租界於是不再起任何保護難民作用。

香港和上海相繼淪陷，人口大量流失，經濟迅速衰退，光芒驟黯下，雙雙變回普通城市，與中國其他城市無甚分別。

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人將澳門四周包圍，澳門成為了唯一的「孤島」。澳門得以逃脫日軍魔掌，主要是因為在葡屬巴西，住有不少日裔移民，假若日軍攻打澳門，恐怕居於巴西的日本僑民便會遭殃，遭葡國政府報復了。

賭王何鴻樂之所以在澳門掘得第一桶金，便是利用當時澳門的特殊地位，走私火水和藥物，將此等渴市物資來回運送日本佔領區和澳門。正是透過道種政治局勢縫隙，何鴻樂得以在短短的幾年間，賺得了第一個一百萬。

當年澳門的人口有五十萬，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經過澳葡政府在九十年代多次特赦來自大陸的偷渡客後，澳門的人口也維持在五十萬之數而已，由此可推想「孤島時期」的澳門是如何的繁榮。

另一個轉捩點是在一九四三年，中、英、美三國齊集開羅開會，美國總統羅斯福同意，中國可在戰後收回香港，之後將香港劃成國際自由港。美國的如意算盤是：香港開放給全世界來貿易經商，英國在港的特權便消失了，這對美國有利無害，何況可藉此換取蘇聯也放棄在大連的優越權益。

英國的立場，是答應取消在華的所有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但論到香港和新界，大英帝國首相邱吉爾則強硬地說：「不通過戰爭就休想從英國手上奪去任何東西。」

大戰精采之後，中國收回全部租界，當年比香港更為繁榮的上海，也重歸中國管治。中國名列世界「五強」，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國，試問中國又怎能容忍代表著國恥的租界繼續存在呢?這是說不通的。

租界一一被中國收回，但殖民地卻例外，香港和澳門是最後兩處依然被西方國家所統治的中國地方。「租界式繁榮」發生了質變，進入了第二階段。

先說香港。這塊土地是英國人在遠東的橋頭堡，唯利是圖的英國人那肯放手，雖然對著的是共同抵抗軸心國的盟友中國，但大利當前，又算老幾:第一吹世界大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協約國「分贓」時照樣不分給中國。同樣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安排，英國也不打算給面子中國。早在「開羅會議」結束之後，英國已第一時間宣布，戰後「不打算放棄任何領土」。

但你精我不呆，國民黨根本不打算捨棄香港，共產黨亦有霸佔香港之心，所以日軍宣布投降後，國、共、英三方鬥快出兵，誰先登陸，誰就可佔據香港。結果，英軍派遣的海軍首先搶抵港口，恢復了其對香港的統治，國共兩隊軍隊其後趕來，也只能飲恨。望門興嘆。

當時局勢之危急，其是千鈞一髮。冥冥中之安排，英國人得以繼續管治香港，延長了香港浪接浪的繁榮命運。道是僥倖中的僥倖。

至於澳門，葡萄牙人則從未離開過。除非中國跟葡萄牙打一仗，或者跟葡萄牙談判，否則葡人不可能交回澳門。

葡萄牙亦保留了另一個殖民地，就是位於北非的「卡薩布蘭卡」。戰時歐洲淪陷區的人，紛紛逃至那裹，也一度造成了畸形的繁榮景像，這就是著名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的時空背境。


註一：馮玉祥是虔誠的基督徒，並要求全軍信奉基督教。

第一節 租界式的和平

這一章題為「偶然中的偶然」，是使用了「唯物辯證法」的概念。

唯物辯證法把命運分成偶然性和必然性兩種因素。例如一棵樹的種子掉在泥土上，當時雨水是否充足、氣溫是否和暖等都是偶然性因素。幾個偶然的因素相遇，便生出必然性，得出必然的結果來：種子會發芽、生長。

用數學上的集合論來表達，一個集(可用一個圓圈來表示)可以代表一個偶然，幾個集重疊起來(相等於幾個圈重疊起來)，即是幾個偶然的條件重疊起來，其交集(圓圈重疊的部分)便相扣成必然性的因素。

香港能夠延續一百五十年的繁榮，可說是偶然中的偶然，非常非常的僥倖。

我們且將香港的歷史分段。由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這一百年，可界定為「租界式的繁榮」年代。

香港能夠興盛起來，由幾個因素造成：首先是歐洲國家船堅炮利，打進中國後侵佔統治了好些地方，繼而在這些地方施行西方之法律制度。這些「國中之國」，包括諸如香港、上海法租界、天津租界、武漢租界及青島租界等等。租界外的整片中國國土，則仍然實行中國的法律。在各租界內，或有深淺不同程度的畸型繁榮，但本質可說是一致的。

香港是第一個得利於租界統治而繁榮起來的地方。與其他租界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是唯一的永久割讓地，其他租界只是暫時租借性質。

由港島至九龍的界限街以南劃為割讓地，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方，是英方向中國租借的，租借年期由一八九八年算起合共九十九年。未割讓予英國前，香港只是一塊非常荒涼的「光禿石山」，為何英國人又偏偏垂青於這片不毛之地?

答案也是由多個「偶然」組合而成。

將大不列顛國旗插於香港，整個過程可說是義律的個人選擇。義律是大英帝國當年派駐中國之商務監督，算是首席對華政策執行人，英國政府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香港不錯是坐擁一個良好的深水港，但鄰近地區，例如現今深圳的蛇口和鹽田，何嘗沒有深水港，再者，香港並非正對、而是偏斜地向著珠江出口的，真正的珠江出口其實是在虎門、澳門一帶，這解釋了為何早在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首選澳門作為殖民地。

到了義律執掌對華政策時代，對港口要求已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珠江出口經常有大量流沙淤塞，日積月累下，澳門其實從不算是一深水港。去過澳門的人大概也留意到，那一帶水域，水色是黃黃濁濁的，顯見水底積存了大量流沙。由於水淺，大型船隻根本無法泊進澳門的碼頭。那時容載數百乘客的大船，也得由縴夫用繩索拖拉才能泊岸，這些情景，中年以上的人相信記憶猶存。

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可以不在意海港是否頁的夠深，因為當時乘以東來的，不過是幾百噸排水量的帆船。但十九世紀發生了工業革命，大型的蒸汽船盛行，深水港的重要性才突顯出來。

香港除了水深港闊，更另有一優點為鄰近港口所無：維多利亞港是一天然避風港口，比「裸露」在海邊的鹽田或蛇口，更適合於船隻停泊。南中國海時刮颱風，避風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獻上，其實看不到義律為何垂青香港，只知道義律返英述職時，曾遭當年英國外相帕默斯頓大力抨擊。由此看來，捨他地而獨挑香港，決定僅是他個人選擇，當年亦末為英國人所理解。

不難猜度義律獨選香港，實另有不宜宣諸於口、寫諸於文獻的理由，就是香港在軍事上易守難攻。香港島是個四面環水之孤島，當年大英帝國的海軍堪稱世界最強，守住一個孤島，當然比保護一個接連著中國大陸的港口-----例如蛇口或鹽田容易得多。再者，香港仍是一片荒涼，遠離大陸的人口中心，可剔除窩裏反的危機，加上北面有大帽山、獅子山作為屏障，陸路上與大陸隔絕，防守自較穩當。

英國第二次從中國手上謀得的土地為九龍半島。這塊土地又可作為港島的屏障，所以英國人在香港所投下的最重要「注碼」，諸如港督府及匯豐銀行等，莫不建立於香港島"

另一抉擇取捨關鍵，是香港具通航南洋這交通之利。整個南洋，都納入英國人控制範圍，由英倫三島起航計，會繞過南非的好望角，及至印度，再達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南洋地方，香港正好是這條海航線的自然延續。

香港僥倖地被英國人選中，脫離了中國、轉行歐洲帝國主義的政經制度，百多年的繁華興盛才得以萌芽、再而茁長。

香港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後，一切華洋繆竭、契約糾紛，法院皆依據英國法律來作出仲栽。由於香港施行西方人熟悉的一套法律、西方商人遂信心大增，絡繹來港經商。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其他的租界，例如上海。

其實，單按地理因素而論，香港是遠墜後於上海所具之優勢的。當年香港的經濟活動優勢，只在於地處接近珠江出口，唯珠江由廣西流至廣東，流經的不過是中國最貧瘠的不毛之地，並無穿過中國主要的經濟地帶。反觀上海，位鄰長江出口，而長江流經的七省，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富裕的區域，特別是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兩省，更是全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命脈所在。

在清朝時，單從江蘇、浙江兩省，已可徵得全國賦稅收入的四成，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在文化文教層面，這塊傳統上稱為「江南」的沃土，絕對是文化薈萃之地，孕育出的狀元和進士，多得數也數不清。反觀廣東省，處於文化邊陸，這麼多年來僅出了一個狀元倫文敘，珍罕程度足令廣東人歌頌了三百年，再往下數，也只得一個「南海聖人」康有為而已。

江浙地傑人靈，遠的不說，就算是近年，也是人才輩出。當代七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朱棣文、丁肇中、李遠哲、崔琦及高行健等，其中三人就是祖籍江浙。數學大師陳省身、華羅庚、被譽為「居里夫人第二」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光纖之父」高鯤，這些輩聲中外的大學者，莫不是江浙人士。江浙人口約一億三千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人才輩出的比例實是異常地高。

人才既多，發展經濟便容易得多。整個江浙地區的優秀人才盡朝大城市上海湧去，上海很自然地成為人文薈集之地，而對外航運方面，上海面向太平洋，是日、韓、美航線必經之道，所以兩相比較的話，上海實較香港更具優勢。

早在一八三二年，白種人已經開始覬覦上海。當年英國人林特賽，奉東印度公司之命前赴中國考察，見到上海雄踞長江出口，無疑控制著一切通往內地之路，假以時日，一定會成為中國最繁盛的商業中心。他在報告中內結論：「英國人如果能在這裏自由貿易，可得利潤必定無窮。」他唯一奇怪的是，何以這樣的一個要津，竟一百未為人重視。

原因很簡單，上海特有的優勢，只就對外貿易才有意義。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商業活動以內向型為主，政府根本不容許廣東省的「十三行」以外的任何商人經營外貿，上海縱有上述優勢也無法繁盛起來。

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已是走私鴉片的重要轉運站，英國得嚐甜頭，進一步決心把上海闢成商埠。經過「鴉片戰爭」一役，上海正式開埠，短短十年時間，上海即迅速取代了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港口。在一八四九年，鴉片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入口商品，全國消費的總箱數是四三零七五箱，單是經上海輸入的，已經是二二九八一箱，佔了總入口的一半以上，佐證了上海發展之迅。

《南京條約》並沒有列明鴉片買賣是合法的，但清政府受壓於西方武力威脅，鴉片貿易實被默許、形同合法活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終於確認鴉片為合法貿易貨品，每箱抽稅三十兩紋銀。當時一箱鴉片約售六百兩紋銀，即是抽稅百分之五，比起今日香港的煙草稅率，算是低得多，但此項稅收已成清廷的一項重要收入，中國也首次嚐到了關稅收入的甜頭。

太平天國時代，忠王李秀成和小刀會的劉麗村互相呼應，意欲攻打上海。此舉令滿清朝廷既震驚又慌亂，因為自一八四二年中國實行「五口通商」後，短短二十年間，上海的海關賦稅已變成清朝的財政命脈，一旦上海陷落，清朝沒錢把仗打下去，豈非命休矣?

劉麗村跟洋人大搞關係，心想太平天國也是崇奉基督教，與西方人宗教共屬一脈，於是一廂情願地以為洋人會保持中立，不干涉清廷與太平天國之導。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取得大量權益，假若滿清政府下台，條約豈非作廢?利益當前，洋人立刻改變態度，加上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自認是天父的兒子、耶穌的弟弟，此等候語更是不可原諒的瀆神行為，所以非得幫助清廷討伐太平天國不可。

清朝的中興名將曾國藩剿伐太平軍，任令他的九弟曾國荃領兵，從湖南始，沿著長江，由武昌、九江、安慶，揮軍直指大千天國的首都南京，這叫做「高屋建瓦」之勢。曾國藩有心讓自己的弟弟立此大功，所以到了太平天國快將滅亡時，下令所有將領按兵不動，任由「曾老九」獨佔破城之功，至於破城之日，把太平天國的國庫所藏的無數金銀財寶擄掠一空，自然不在話下了。

曾國藩運籌帷喔，身居湘軍及淮軍領袖，但他是不會親到前線的，原因在於心存陰影，自覺打仗運氣十分糟糕，有兩役輸得太慘，幾乎跳湖自殺，所以他只管在後方策劃，不敢到前線督師。

曾國藩的另外一支奇兵，則採用了「用滬平吳」策略：指派他的徒弟李鴻章，帶淮軍到上海防守，利用上海(滬)來平定浙江、江蘇這兩個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吳)。淮軍由安徽人組成，由李鴻章在安徽招募，先坐船往上海，再以上海作為起點，出發攻打太平天國，之所以轉了這麼一個大彎，不過是利用上海的關稅收入，作為軍餉而已。

太平天國攻打上海時，有一則趣事可堪一提。由外國人組成的洋槍隊，叫做「義勇軍」，是清朝的僱傭兵，負責保護上海，但這些義勇軍原來並非白膚藍眼的正牌洋鬼子，只是呂宋人，即是菲律賓人。義勇軍的對手是太早天國的第一名將----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手握十多萬士兵，但卻被區區幾百人的義勇軍打得一敗塗地。

大家勿以為雙方武器火力懸殊。清朝和太平天國都懂得向洋商購買洋槍，槍炮威力分別不大。洋鬼子可以戰勝，皆因他們善用陣法。

洋槍隊把兵士排列成三行，把上膛、預備、發射分成不同的步驟，第一排的士兵發射後，便走到第三排，再作開槍前的準備，而第二排的上兵則立刻補上第一排，即時開槍。如此這般「流水作業」，子彈可以連綿不停向敵方射擊，而且敵方士兵排列成行，子彈密集式發放，士兵根本不用懂得槍法，也必定能夠射中目標。反觀太平天國的中國軍隊，開仗不懂陣法，只是胡亂放槍，槍法再好也沒有用----何況他們的槍法也不好----結果李秀成被洋槍隊以少勝多，被打得慘敗而回。

當時洋槍隊的洋將領飛揚跋扈，但李鴻章硬是有辦法，軟硬兼施，把洋槍隊收得服服貼貼，乖乖的為他去攻打太平軍。而李鴻章前半生的功業，也就是從上海而來。

所謂「租界」，其實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將原來的大城市劃出一部分，供外國人居住，成為「城中有城」的局面，例如上海、天津租界。另外一類，則是整個地區都是租界，例如旅順、大連、青島、香港的新界部分。

租界有多種獨有特色，「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 rights)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只要罪案或糾紛發生在租界內，或者與外國人有關，就得依照外國的法律加以仲栽，由外國法官和中國官員共同會審。說是共同會審，但外國人有槍炮挺腰，聲音自然響得多，所以在租界內，實際上是受外國人的法律所管治。

「治外法權」其實並非近代的發明。中國政府一向要求外國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去自治，從明朝的阿拉伯商人到晚清的西方商人，均是如此。而西方商人到中亞的那斯曼帝國做生意時，也享有「治外法權」。「治外法權」除了去除外國人免受中國「野蠻」法律所制之顧忌，外國商人更需要西方的契約法去保護與中國人訂立的商業合約。早在一八四二年之前，外國人已有把「治外法權」的管轄範圍擴大，從只管轄外國人，變成也管轄中外糾紛。鴉片戰爭之後，擴大了的「治外法權」更加名正言順地施行了。

在上一章「苛政猛於虎」已論及，能夠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地方，必吸引人民流入。租界內「治外法權」高舉，割讓地香港甚至實行全套英國法律，有外國勢力保護，自為成為逃難勝地，一旦發生戰亂，人們莫不湧往租界、逃向香港。我的租先就是因為逃避戰亂，才從廣東走難到澳門，再而轉來香港，尋求英軍和英國法律的保護。

租界第二個特色，是貿易興盛。西方帝國主義的其中一大目的，就是覬覦貿易巨利，故列強侵佔之租界地區，無不具優良港口，可發展為轉口貿易的大商埠。這些租界果如列強期許，迅速成為了洋貨的入口集中地，再由當地輸往整個中國內陸。

由於是中國法律管治不到的地區，租界的第三個特色，是作為政治避難所。

從清朝末期開始，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所有革命人士，全部匿藏香港，受到港英政府的法律保護，清廷也奈何他們不得。一百到了民國時期，舉凡政治鬥爭失敗、被政府通緝者，莫不逃往租界。

例如袁世凱稱帝失敗，新政府立刻通緝您患袁稱帝的「洪憲六君子」，六人便是火速逃往租界；段祺瑞的院系從當權到被直系打敗，安福系全部當權派，也是立刻逃往天津租界n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亦是寄居天津租界。北洋軍閥下野之後，遇事逃往租界已經成為必然選擇，問題只在於「套餐」A、B或C -- 逃往天津、上海或是香港而已。當時有人諷刺這些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是「一隊夷齊下首陽」-- 伯「夷」和叔「齊」是商朝的人，周朝取代了商朝之後，兩人「義不食周粟」，避到首陽山自耕自食。知說他們是「一隊」伯夷和叔齊，真是既笑且謔。

再晚一點的陳炯明，因根據地在廣州，自然逃往比較近的香港，到了「國共內戰」之後，上海清幫老大杜月笙要「著草」走避共產黨，也是逃來了香港。

這些過氣權貴，坐擁巨額民脂民膏，狂嫖濫賭，當然促進了租界的繁榮。他們大都野心不死，經常幻想捲土重來，租界又成為各方勢力買空賣空、合縱連橫的舞台。

失敗軍閥當中，只有吳佩孚一人不肯住在洋人統治的租界。這位「玉帥」以「三不主義」自炫：不積錢、不納妾、不入租界。不過，他房子的後巷，就是租界，假如有人來拘捕他，必要時也可以立即逃往租界，以保老命。

換句話說，每一吹政局有變，均有大批軍閥逃往租界。這些軍閥當權時十居其十搜括下大量的民脂民膏，逃難時挾帶到租界，這些巨額「不義之財」自然使租界地區更加繁榮。話說回來，這些大小軍閥搜括民間財富固然不可原諒，然而看一看前述的陳炯明將軍，是少數不愛財的清廉軍閥，與孫中山政治鬥爭失敗後，子然一身逃到香港，晚上只睡一張帆布床，最後蕭條而死，大家可能理解軍閥大貪特貪的理由。

最大諷刺是，共產黨人亦托庇於租界。當年國民黨特務千方百計，要跨入租界非法拘捕共產黨。國民黨屬下最大特務組織是「軍統」，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蔣介石的第一號「家臣」戴笠當頭頭。

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不是不准戴笠的人馬進入租界逮捕共產黨，而是必須事先知會租界內的巡捕房，由雙方共同捉人，再由國民政府向租界正式申請引渡。如此一來，報紙勢將報道整件事故，在逃的「餘匪」(共匪的「匪」吾會不把所有的線索斷絕，所以為免廢時失事，戴笠寧願干脆綁票捉人。

有一吹，戴笠的人馬在法租界的蒲柏坊綁架了一名共產黨人，豈料大意綁錯了一名騎師，押抵南京才發覺誤中副車，但放了他又恐洩漏秘密，於是索性將他繼續囚禁，直至中日抗戰開始了，國民政府從南京撒退至重慶，才把這名倒楣的傢伙放掉。

又有一吹，戴笠人馬又往抓一名住在英租界邊緣的共產黨人，道位「疑犯」察覺形勢不妙，趕緊從後門奪門而出，但一跑便跑出了租界之外。

戴笠的人馬在租界內是綁匪，出了租界，便是政府人員了，於是二話不說立刻拔槍開火，共匪腿傷倒地、束手就擒。

租界第四個特色，就是所謂「買辦階層」。

香港開埠初期，商貿活動由「南北行」和「金山莊」主導，這兩個行業就是買辦制度的始祖。

昔日南北行之名並非代表一系列海味參茸店，而是一種行業的統稱．把南貨北銷，或北貨南銷的各個商號，聚集在今日港島文咸西街一帶，統稱為「南北行」。南銷的北貨包括了從天津、上海、福州、廈門、汕頭運來的豆類、食油、雜糧、藥材等等，大批運到南洋去。南貨則從遲羅、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運來大米、樹膠、錫礦、椰油、沙藤等等，銷往中國內地。

南北行的商人除自辦貿易貨物，亦代客買賣貨物，每日公開開盤拍賣。代客買賣時，無論買者還是賣者，都要「九八計算」，即是一百元抽兩元佣金，買進賣出皆要抽佣，所以又稱為「剃刀門楣」。

南北行還兼營銀行業務，既代客匯款到海外及內地，也接受存款及借貸。一來中國人並不相信由洋鬼子開設的匯豐及渣打銀行，二來這些銀號．付的利息比較高，三來存款及提款的手續都很簡易，十分「User friendly」，憑存摺和印章就可提款，不識字的中國人大感方便;再者就算存戶突然死亡(在當時醫學水平低落兼政治動亂的中國，是常有發生的事)，其家人也可提錢，對熟客甚至單靠認人而不用核對印章，經營手法特別適合中國人的習慣，所以銀號廣受歡迎。

毋庸多說，當年是沒有「銀行三級制」的，開設銀號或經營存貸業務並不需要向政府領牌。

南北行聚集在文咸西街一帶，也有一些設店於文咸東街和德輔道西一帶，當時的上環，可說是在港華人之商業中心，到了今日，上環猶有往昔商貿繁榮的影子，文咸街一帶照舊被稱為南北行。

至於金山莊，則是「豬仔」的過境地。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西岸和澳洲墨爾本一帶先後發掘出金礦，急需招募大量廉價勞工。人多價賤的中國人，自然是「獵頭公司」覬覦對象。外國公司大張鑼鼓招請中國人去「掘金」，實則只是去當礦工苦役，因為掘得金屬只歸西方老闆，掘金者何曾有金落袋。中國人慣把三藩市叫作「舊金山」，墨爾本則為「新金山」，而千里迢迢飄洋過海去掘金的華人則是「賣豬仔」。

當年毅然投身「賣豬仔」行列的人，簽約和收錢都在金山莊辦理。豬仔上船前，會先在金山莊住上幾日，從金山歸來，也會先在金山莊先歇腳數天。不用說，金山莊也兼營國貨、手信、匯兌、代收發信件等，總之，這些獵頭公司，集百貨公司、酒店、銀行、郵局於一身。大家都知道，「豬仔」的收入甚豐 -- 否則誰肯離鄉別井、萬里渡洋的去「金山」當苦工?--金山莊居中大發其財，不在話下。

總括一句，南北行是溝通中國南北部、以及南洋一帶的中心，金山莊則是中國與西方的仲介地，前者以販賣貨物為主，後者則以販賣人口為主。

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並不允許外國人直接跟中國人做生意，洋商華商只能透過在廣州由政府特許的店號、統稱為「十三行」(但數目卻不一定是十三間)接頭，雙方才能做成生意。「十三行」享用此等特許專利權的義務，是為政府監督洋人的行為、保證繳稅和向洋人傳達政府的法令。「十三行」中人便是第一代的買辦。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經濟，「十三行」隨之失去其壟斷地位，套句現代術語，即是「買辦市場專營權」開放了。

不過外商仍然需要透過買辦來跟中國人做生意，金錢來往也只跟買辦交收。為的是外商老認為中國人做生意太過「蟲惑」，不透過買辦難以收數，而且買辦實行「責任保證制」，承擔了所有交易風險，所以外商繼續徵用華人買辦。

不消說，初期的買辦很多由南北行和金山莊的經營者或僱客所擔任，因為前者做價貿易，早已搭通了買賣貨物的「天地線」，後者則無論是「豬仔」抑或「豬仔販賣者」，或多或少也粗懂一點英文會話，跟英國人溝通較易。

說到最有名的買辦，莫過於怡和洋行的何東，及太古洋行的莫仕揚。

何東是中英混血兒，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最初在怡和洋行當助理，後來變身買辦，二十年間，累積財富達二百萬元，成為了新一代兼最有代表性的華人大家族。剛剛去世的前《工商日報》老闆何世禮將軍，以及商業電台大股東何佐芝，均是何東的後人。

莫仕揚在商場上本就是長袖善舞的大商人，太古洋行力邀莫仕揚出任其買辦，不惜高付佣金百分之五，莫氏兼且可從中國商人手裏再得回扣，錢財絕對滾滾而來。自他起計，兒子莫藻泉、孫兒莫干生，連續三代都是太古洋行的買辦，累積財富以千萬計。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買辦制度迅速沒落，主要是洋行在中國的勢力已鞏固下來，再也不想付出佣金，以太古洋行為例，佣金從五巴仙減至二巴仙，最後滑落至零點二五巴仙，莫干生終於捱不住，主動向太古洋行請辭。

何東家族的分支何世光、何世亮兄弟(他們是何東弟弟何福的兒子)，本來也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後被怡和大班故意發放虛假的內幕消息，以致炒股票一敗塗地、破產收場。何世光出走到越南，何世亮吞槍自殺。世亮的兒子何鴻燊後來自手興家，成為一代賭王，此又是另外一個富豪傳奇了。

另一批崛起的家族，則是歸國華僑。他們長居外國，習慣了外國的環境、生活和意識型態，自然不喜歡住在內地，鍾情香港這一塊行英式法制之殖民地了。這批歸國華僑，袋中往往積存了一筆開業資金，不少更有在外國經營雜貨店的經驗，例如先施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馬應彪和永安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郭樂、郭泉兩兄弟，都是來自澳洲悉尼的歸國華僑。

香港的第一家百貨公司，是在一八五0年，由兩位英國人「連」(T.A.Lane)和「卡佛」(N．Crawford)共同開創的「連卡佛百貨公司」。但百貨業的真正崛起，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香港已發展成一個有三十萬人口的中型轉口商埠。

把許多種不同的貨品集中於同一間店舖販賣，在華人來說是嶄新的新鮮事。這門新興服務性行業，是當時利錢最豐厚的生意，先施和永安憑著「不二價」這條新橋段，迅速冒起，先施更創新風氣成為第一家聘用女售貨員的公司。不用說，女售貨員的吸引力和賣貨能力比男售貨貝高得多，營業額節節上升不在話下!

營商致富的大家族，均將兒女們送往外國最著名的學府留學，悉心安排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這些受過高深教育的華人，盤根錯節地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者礙於不解中國文化，需要透過華人來協助管治，「高等華人」遂乘時崛起，正式晉身政治建制;市政局和定例局(即現在的立法會)都有華人代表。正如做生意要透過買辦，摘政治也要透過這班政治買辦，形成「英人與華人共冶」的現象。

在列強的武力統治下，非但在香港，在其他的租界，也是實行這種畸型的統治方法。租界式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塊統治基石之上。

第3章 偶然中的偶然

香港的命運(二)

第三章 偶然中的偶然
第一節 租界式的和平
第二節 孤島時期
第三節 命懸一線
第四節 絕處逢生
第五節 大轉折
第六節 前路茫茫

第四章 人間正道是滄桑

第一節 「一國」何以「兩制」
第二節 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