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苛政猛於虎
假如一個城市與鄰近地方的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出現了重大的歧異，財富必然向較先進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地區傾斜，致使這地方出現了繁榮，這是因政治原因而造成了經濟形態的轉變，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非常明顯的例子。但我並不準備引用中國近代史來說明，在稍後直接討論香港的興旺史時，才作出詳細的分析。
近代西方亦有例子，如東、西柏林。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盟軍分割成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其首都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同樣被四國瓜分。一九四八年六月，西方三國建議將其佔領區合併，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立即封閉由其佔領區往柏林的公路及鐵路，藉此打消西方統一德國的計劃，或迫使西方退出柏林。
柏林是一個孤城，不能自給自足地獨立生存，美國既無法越過蘇聯佔領區，也無法對柏林提供日常的補給品，更不能用武力打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否則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軍於是採用空軍投擲日用品，補給支援柏林市內的二百萬居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蘇聯才取消封鎖。
東、西柏林並非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分裂為兩部分，一個由共產黨統治，另一個由民主政府統治。在兩套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之下，結果是，共產的東柏林的人民不斷逃往自由的西柏林，東柏林日益衰落，西柏林卻越來越繁榮。於是，東德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柏林圍牆，下令將越過圍牆的人全部槍殺。初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建築，後來終於演變成永久的「鐵幕」。結果，給圍在中間的西柏林變成了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東柏林卻一直衰落破敗下去。直至在一九九0年，柏林圍牆被東柏林的市民所推倒，東西德統一，才出現了轉機。
第二個例子是巴拿馬運河區。一九零三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並與剛成立的巴拿馬政府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使美國享有運河的開鑿權、永久使用權和控制權。在美軍佔領下，運河區非常繁榮，而運河區以外的地方，則混亂不堪。這局面與香港的情形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上，邊疆地區例如苗疆、蒙自一帶，常常與內地施行兩套不同的政制。中國是中央集權，而苗疆、蒙自地區則是「一國兩制」，實行「民族自治」土司制度，前者是比較自由的制度，後者則是封建的奴隸制度。在邊境民族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即不同政權、不同制度的交接地，會特別的繁榮，這是由於人口和物資流向較先進、政治和經濟較自由的地方，而作為交易中心的接壤地帶，則蒙受其利。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同類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蘇東坡」:在中蘇的邊界，由於中國的經濟較蘇聯蓬勃，許多蘇聯人便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售賣貨品。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方國家。因為加拿大的銷售稅率比美國高，溫哥華的居民經常開車一個半小時，往美國的伯明翰購物，甚至要加滿汽油，才啟程回加。伯明翰雖是小城市，商店卻其門若市，溫哥華比伯明翰大得多，商店就門庭冷清。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優勢，促進了某一地區的繁榮。
政治制度的優勢，亦必然促進一個地區的繁榮。墨西哥是由制度革命黨統治下的一黨威權，鄰近的美國則是民主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墨西哥人渴望自由，更加羨慕美國的富裕，大量偷渡到美國，而美墨交界的地方，亦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而中國傳統的「仁政」，亦是這個意思。儒家學派對「仁政」下了這樣的定義：減輕刑罰和賦稅，不打擾農務，壯丁便有閑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在家則事奉父兄長輩，在國家則事奉上級。(註十四)
「仁政」的最經典例子，是在夏朝的末期，其末代國王桀施行苛政、殘害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商國國王湯則施行仁政，他攻打東面，西夷的人民怨怒他;他攻打南面，北狄的人民怨怒他，埋怨:「為甚麼這麼晚還末攻打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接受湯的統治，盡早脫離桀的苛政。(註十五)推行仁政的結果是天下人民歸心，如百川匯海一樣，向仁政施行地集中，當然這就會促成當地的繁榮。
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苛政猛於虎」: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經過一處樹林，看到一位婦人在哭泣。孔子的一個弟子子路問她:「為甚麼妳哭的這麼傷心呢?」婦人說:「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兒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傷心。」子路很奇怪的間:「明知這裏有老虎，為甚麼不早搬走呢?」婦人哭得更傷心了..「因為這裏沒苛政!」(註十六)。這是從相反角度看同一問題，苛政把人民趕走，做成了當地的蕭條。
「苛政對人民的威脅，更超過了老虎。正如越南、柬蒲寨這些地區，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怎會是理想的居所呢?
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法治、民主、保障私有產權。哪一個政制適應時代潮流，適應人民的需要，財富及民心就會歸向它。
下一節我們會直接討論香港歷史，而早期香港的繁榮就是租界繁榮，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直接導致孤島式繁榮的因素，這個對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註十四：《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十五:《孟子．梁惠王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後，後來其蘇。』」
註十六：《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近代西方亦有例子，如東、西柏林。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盟軍分割成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其首都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同樣被四國瓜分。一九四八年六月，西方三國建議將其佔領區合併，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立即封閉由其佔領區往柏林的公路及鐵路，藉此打消西方統一德國的計劃，或迫使西方退出柏林。
柏林是一個孤城，不能自給自足地獨立生存，美國既無法越過蘇聯佔領區，也無法對柏林提供日常的補給品，更不能用武力打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否則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軍於是採用空軍投擲日用品，補給支援柏林市內的二百萬居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蘇聯才取消封鎖。
東、西柏林並非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分裂為兩部分，一個由共產黨統治，另一個由民主政府統治。在兩套截然不同的統治理念之下，結果是，共產的東柏林的人民不斷逃往自由的西柏林，東柏林日益衰落，西柏林卻越來越繁榮。於是，東德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柏林圍牆，下令將越過圍牆的人全部槍殺。初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建築，後來終於演變成永久的「鐵幕」。結果，給圍在中間的西柏林變成了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東柏林卻一直衰落破敗下去。直至在一九九0年，柏林圍牆被東柏林的市民所推倒，東西德統一，才出現了轉機。
第二個例子是巴拿馬運河區。一九零三年，美國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並與剛成立的巴拿馬政府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使美國享有運河的開鑿權、永久使用權和控制權。在美軍佔領下，運河區非常繁榮，而運河區以外的地方，則混亂不堪。這局面與香港的情形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上，邊疆地區例如苗疆、蒙自一帶，常常與內地施行兩套不同的政制。中國是中央集權，而苗疆、蒙自地區則是「一國兩制」，實行「民族自治」土司制度，前者是比較自由的制度，後者則是封建的奴隸制度。在邊境民族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即不同政權、不同制度的交接地，會特別的繁榮，這是由於人口和物資流向較先進、政治和經濟較自由的地方，而作為交易中心的接壤地帶，則蒙受其利。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同類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蘇東坡」:在中蘇的邊界，由於中國的經濟較蘇聯蓬勃，許多蘇聯人便越過邊境來，到中國售賣貨品。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方國家。因為加拿大的銷售稅率比美國高，溫哥華的居民經常開車一個半小時，往美國的伯明翰購物，甚至要加滿汽油，才啟程回加。伯明翰雖是小城市，商店卻其門若市，溫哥華比伯明翰大得多，商店就門庭冷清。這就是經濟制度的優勢，促進了某一地區的繁榮。
政治制度的優勢，亦必然促進一個地區的繁榮。墨西哥是由制度革命黨統治下的一黨威權，鄰近的美國則是民主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墨西哥人渴望自由，更加羨慕美國的富裕，大量偷渡到美國，而美墨交界的地方，亦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而中國傳統的「仁政」，亦是這個意思。儒家學派對「仁政」下了這樣的定義：減輕刑罰和賦稅，不打擾農務，壯丁便有閑暇去學習做人的道理，在家則事奉父兄長輩，在國家則事奉上級。(註十四)
「仁政」的最經典例子，是在夏朝的末期，其末代國王桀施行苛政、殘害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商國國王湯則施行仁政，他攻打東面，西夷的人民怨怒他;他攻打南面，北狄的人民怨怒他，埋怨:「為甚麼這麼晚還末攻打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接受湯的統治，盡早脫離桀的苛政。(註十五)推行仁政的結果是天下人民歸心，如百川匯海一樣，向仁政施行地集中，當然這就會促成當地的繁榮。
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苛政猛於虎」:有一次，孔子帶著學生，經過一處樹林，看到一位婦人在哭泣。孔子的一個弟子子路問她:「為甚麼妳哭的這麼傷心呢?」婦人說:「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兒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傷心。」子路很奇怪的間:「明知這裏有老虎，為甚麼不早搬走呢?」婦人哭得更傷心了..「因為這裏沒苛政!」(註十六)。這是從相反角度看同一問題，苛政把人民趕走，做成了當地的蕭條。
「苛政對人民的威脅，更超過了老虎。正如越南、柬蒲寨這些地區，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怎會是理想的居所呢?
現代社會的所謂「仁政」，就是法治、民主、保障私有產權。哪一個政制適應時代潮流，適應人民的需要，財富及民心就會歸向它。
下一節我們會直接討論香港歷史，而早期香港的繁榮就是租界繁榮，政治和經濟制度是直接導致孤島式繁榮的因素，這個對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註十四：《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十五:《孟子．梁惠王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後，後來其蘇。』」
註十六：《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第五節 亂世佳人
人類(homo sapiens)這一物種，大概有十萬年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經濟形態。
在最初的九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來生活，在一萬年前，緊接著冰河時期之後，經濟形態分成了兩支，一支是畜牧，另一支是農耕，一直到了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汽機後，開始了工業時期，無論畜牧還是農耕，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工業化。二十世紀的後半段，是後工業時期，工業產品從匱乏變成了過剩，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產量最大的部門。現在則是資訊時期，資訊變成了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每段時期的經濟形態，都有不同的傾向。經濟形態的不同傾向，對大城市有什麼影響呢?
埃及文明始自尼羅河流域，昔年肥沃一片的田地，埃及古都(Thebes)，現在是一片莽莽黃沙。這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原來的經濟形態不能夠存在，原來倚養農業經濟生存的大城市，不能不隨之衰落，這可算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亦有相同的例子，地方就是陝西。大家有沒有看過《黃土地》?看過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裏漫天遍地都是黃土，所以有「黃土高原」之稱，人們都是住在山洞，地理環境惡劣、生產困難，在民初時候，陝西市容尚存舊日的風貌，酒館妓寮到處都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十居七八沒有褲子，有幾戶人家，全家上下只有一條褲子，誰要外出，誰就穿上那條褲子，在家裏的人都是光著屁股。陝西正是貧窮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地步。
誰會知道，在二千年前，陝西曾經是全中國最繁榮的政治經濟中心?杜甫詩云：「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經是西周、秦、西漢、新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隋、唐等十三個王朝的首都，斷斷續續的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年之久，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比它作得更多、作得時間更長的「帝王州」。
西安現時的人口足足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口雖多，但經濟條件遠遠比不上沿海城市。早在秦朝，咸陽居住了百萬人，以當時的標準，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會，只有羅馬可相比擬。此地不但是交通中心，而且，方圓一千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為「膏腴沃野千里」，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因為霸佔了陝西這塊大糧倉，軍糧源源不絕，已構成了他戰勝項羽的必要條件。
陝西一帶之所之衰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八世紀時，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率領吐蕃與漢人混合兵團造反，政府則借回紇軍隊來反擊，大混戰之後，道路、溝渠和灌溉系統遭受全面的破壞，土地荒廢，無法再耕種。杜甫詩有云：「潼關百萬卒，往者散何速，遂令半秦民，狼藉為異物。」意思是，守住潼關的百萬軍隊，為何潰敗得這樣迅速?令到陝西一半人民，因此變成冤魂。大家大可想像當時殺傷和破壞的慘烈。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令到上游地區的沙漠化，下游則長期乾旱，無法種植農作物。因此，農田的面積日漸縮小，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其經濟力量日益萎縮，陝西遂從此失去了當政治重心的條件。
第二種經濟形態的變化，是經濟學術語所謂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由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意思是:某地方或某企業，從事某一特定經濟活動時，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或企業，有其天然優勝地方。舉例說，經營勞工密集的工業，在國內比香港有相對優勢，因為國內的土地價格和人工，遠遠比香港廉宜得多。從另一方面看，非洲的土地價格和人工，比中國更廉宜，是否就比中國更有相對優勢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工業除了講求廉價的土地和人工之外，還有種種的配套，例如交通、資訊、工人質素、集資便利、外匯進出方便、政府文件手續簡單......等等等等。非洲在這些方面太落後，故此在整體上，非洲工業相對中國工業，並無相對優勢。一個倚仗自然經濟形成的大城市，必然是因為該大城市在某經濟領域有相對優勢。但當經濟轉型後，該大城市未必能在新經濟領域中擁有相對優勢，因此不能保持繁榮。
我想舉的例子是英國。
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在一七八五年在曼徹斯特首先發明了動力織機，減低了生產成本，也解決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一八三零年，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連的鐵路開通了，這兩個城市同時變成了工業重鎮，由於紡織工業投資少、周轉快、利潤大，這兩個城市亦變得非常繁榮。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後工業時期，紡織這種早期的工業紛紛遷往亞洲的新興國家，情形就如近二十年，香港的製衣紡織業遷往大陸設廠生產，因為新興國家比英國更有相對優勢。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只有轉型的份兒，前者變成了一個金融城市，後者則是一個重要的港口。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片《亂世佳人》？戲中的城市阿特蘭大，是美國南部的著名城市，還有一個有名的城市，叫新奧爾良，這些南部的經濟重鎮，主要靠出產棉花和煙草而「發達」。直至南北戰爭時期，這兩大城市的繁榮已不復再，因為經濟形態已改變，北部的新興工業城市開始崛起，例如紐約和芝加哥，規模均遠較南方的農業城市為大。阿特蘭大和新奧爾良只有轉型，前者現在是東南部的批發和零售中心，可口可樂公司即以此地為總部，後者則改以海運與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
隨著北部工業的崛起，南北部的生產力亦漸漸拉遠。我們看到這些農作物的出口，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南北戰爭時，農作物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六至七成，但到了現在，只剩下百分之二而已。
農作物的價格在近年來升幅不大。記得小時候，到米舖買米，上等靚米一元八角-斤，今天則大約十元一公斤，過了四十多年，才漲了幾倍。農作物的的售價既低，利潤也不高，農人只有不停遷移到新興的廉價土地，或是使用大型機器輔助耕種，以減低生產成本。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繁榮重返南方，但已不再是靠農業產品，而是靠開採石油，經濟的中心不復是阿特蘭大或新奧爾良，而是達拉斯、侯斯頓這些新興的石油城市，石油城市的興旺，從肥皂劇的鼻袒《豪門恩怨》可見一斑，該劇的名字正是達拉斯(Dallas)。
但達拉斯和侯斯頓的繁榮，因為石油工業的「空洞化」----轉向開採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採成本較低的油田----到了現代，美國的經濟形態轉入了後資訊時代，波士頓和矽谷就分領東西岸的風騷。就是在同一經濟的層面內亦會有輕重的變化，比如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底特律因製做汽車而雄峙一代，到今時今日，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仍然經常是美國最大公司，但汽車行業在美國整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底特律的風頭早就被西雅圖、羅省等地方追過。
這一節，我們探討了因為經濟形態的轉變，造成不同城市的興起。在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對城市的影響。
在最初的九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來生活，在一萬年前，緊接著冰河時期之後，經濟形態分成了兩支，一支是畜牧，另一支是農耕，一直到了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汽機後，開始了工業時期，無論畜牧還是農耕，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工業化。二十世紀的後半段，是後工業時期，工業產品從匱乏變成了過剩，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產量最大的部門。現在則是資訊時期，資訊變成了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每段時期的經濟形態，都有不同的傾向。經濟形態的不同傾向，對大城市有什麼影響呢?
埃及文明始自尼羅河流域，昔年肥沃一片的田地，埃及古都(Thebes)，現在是一片莽莽黃沙。這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原來的經濟形態不能夠存在，原來倚養農業經濟生存的大城市，不能不隨之衰落，這可算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亦有相同的例子，地方就是陝西。大家有沒有看過《黃土地》?看過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裏漫天遍地都是黃土，所以有「黃土高原」之稱，人們都是住在山洞，地理環境惡劣、生產困難，在民初時候，陝西市容尚存舊日的風貌，酒館妓寮到處都是，十四五歲以下的孩子，十居七八沒有褲子，有幾戶人家，全家上下只有一條褲子，誰要外出，誰就穿上那條褲子，在家裏的人都是光著屁股。陝西正是貧窮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地步。
誰會知道，在二千年前，陝西曾經是全中國最繁榮的政治經濟中心?杜甫詩云：「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經是西周、秦、西漢、新朝、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隋、唐等十三個王朝的首都，斷斷續續的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年之久，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比它作得更多、作得時間更長的「帝王州」。
西安現時的人口足足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口雖多，但經濟條件遠遠比不上沿海城市。早在秦朝，咸陽居住了百萬人，以當時的標準，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大都會，只有羅馬可相比擬。此地不但是交通中心，而且，方圓一千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為「膏腴沃野千里」，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因為霸佔了陝西這塊大糧倉，軍糧源源不絕，已構成了他戰勝項羽的必要條件。
陝西一帶之所之衰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八世紀時，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安祿山率領吐蕃與漢人混合兵團造反，政府則借回紇軍隊來反擊，大混戰之後，道路、溝渠和灌溉系統遭受全面的破壞，土地荒廢，無法再耕種。杜甫詩有云：「潼關百萬卒，往者散何速，遂令半秦民，狼藉為異物。」意思是，守住潼關的百萬軍隊，為何潰敗得這樣迅速?令到陝西一半人民，因此變成冤魂。大家大可想像當時殺傷和破壞的慘烈。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令到上游地區的沙漠化，下游則長期乾旱，無法種植農作物。因此，農田的面積日漸縮小，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其經濟力量日益萎縮，陝西遂從此失去了當政治重心的條件。
第二種經濟形態的變化，是經濟學術語所謂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由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意思是:某地方或某企業，從事某一特定經濟活動時，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或企業，有其天然優勝地方。舉例說，經營勞工密集的工業，在國內比香港有相對優勢，因為國內的土地價格和人工，遠遠比香港廉宜得多。從另一方面看，非洲的土地價格和人工，比中國更廉宜，是否就比中國更有相對優勢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工業除了講求廉價的土地和人工之外，還有種種的配套，例如交通、資訊、工人質素、集資便利、外匯進出方便、政府文件手續簡單......等等等等。非洲在這些方面太落後，故此在整體上，非洲工業相對中國工業，並無相對優勢。一個倚仗自然經濟形成的大城市，必然是因為該大城市在某經濟領域有相對優勢。但當經濟轉型後，該大城市未必能在新經濟領域中擁有相對優勢，因此不能保持繁榮。
我想舉的例子是英國。
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在一七八五年在曼徹斯特首先發明了動力織機，減低了生產成本，也解決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一八三零年，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相連的鐵路開通了，這兩個城市同時變成了工業重鎮，由於紡織工業投資少、周轉快、利潤大，這兩個城市亦變得非常繁榮。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後工業時期，紡織這種早期的工業紛紛遷往亞洲的新興國家，情形就如近二十年，香港的製衣紡織業遷往大陸設廠生產，因為新興國家比英國更有相對優勢。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只有轉型的份兒，前者變成了一個金融城市，後者則是一個重要的港口。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片《亂世佳人》？戲中的城市阿特蘭大，是美國南部的著名城市，還有一個有名的城市，叫新奧爾良，這些南部的經濟重鎮，主要靠出產棉花和煙草而「發達」。直至南北戰爭時期，這兩大城市的繁榮已不復再，因為經濟形態已改變，北部的新興工業城市開始崛起，例如紐約和芝加哥，規模均遠較南方的農業城市為大。阿特蘭大和新奧爾良只有轉型，前者現在是東南部的批發和零售中心，可口可樂公司即以此地為總部，後者則改以海運與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
隨著北部工業的崛起，南北部的生產力亦漸漸拉遠。我們看到這些農作物的出口，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南北戰爭時，農作物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六至七成，但到了現在，只剩下百分之二而已。
農作物的價格在近年來升幅不大。記得小時候，到米舖買米，上等靚米一元八角-斤，今天則大約十元一公斤，過了四十多年，才漲了幾倍。農作物的的售價既低，利潤也不高，農人只有不停遷移到新興的廉價土地，或是使用大型機器輔助耕種，以減低生產成本。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繁榮重返南方，但已不再是靠農業產品，而是靠開採石油，經濟的中心不復是阿特蘭大或新奧爾良，而是達拉斯、侯斯頓這些新興的石油城市，石油城市的興旺，從肥皂劇的鼻袒《豪門恩怨》可見一斑，該劇的名字正是達拉斯(Dallas)。
但達拉斯和侯斯頓的繁榮，因為石油工業的「空洞化」----轉向開採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採成本較低的油田----到了現代，美國的經濟形態轉入了後資訊時代，波士頓和矽谷就分領東西岸的風騷。就是在同一經濟的層面內亦會有輕重的變化，比如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底特律因製做汽車而雄峙一代，到今時今日，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仍然經常是美國最大公司，但汽車行業在美國整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底特律的風頭早就被西雅圖、羅省等地方追過。
這一節，我們探討了因為經濟形態的轉變，造成不同城市的興起。在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對城市的影響。
第四節 風水
一個大城市要興起，並不需要有任何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只要擁有一項「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便足夠勝出了。正如一間企業要成功，可以搞地產，可以做金融，可以從事高科技，只要有一項專長，條條大路可通羅馬。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
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先前我已說過了軍事因素，例如羅馬和蒙古的和林，在這一節，我打算談一談交通因素。
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說是看「風水」。而風水之說，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
郭璞是一代才子，《晉書》說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而且更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有一次，郭璞為人安排葬禮，採用了「龍角」的儀式，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皇帝微服出巡，看到了，立刻問主人，你不怕滅族嗎?主人答:「這叫『葬龍耳』注意：是龍『耳』，而非龍『角』，郭璞說，三年之內，就可以「致天子問」。」皇帝問:「是可以做皇帝嗎?」主人答:「不，是可以被皇帝問話。」(原文:「能致天子問耳。」)
後來王敦作反，抓住了郭璞，叫他為自己占卦。郭璞說:「失敗。」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郭璞說：你快要死了。王敦大怒，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郭璞說:「命盡今日日中。」果然，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
風水有四字訣:風、水、龍、砂。「風」是空氣的供應，「水」是交通，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龍」是山勢，「砂」是地質。
其中「龍」、「砂」兩項，主要是為「陰宅」，即是墓地而設。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龍脈」，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因為後代「發」不「發」，要長時期才知道，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大可「關人」，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如果地窖漏水，表示龍體會被水浸，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
「陽宅」即是住宅和公司，則大多只看「風」和「水」，很少談「龍」和「砂」，故此叫作「風水」。
如今我且以交通和水(亦即風水)的角度，去研究大城市的興衰，而最有名、最神祕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到歐洲的沿絲路城市，整整千多年間，影響到各地城市興衰的經過。
「絲路」這名字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提出，指的是從中國到中亞的貿易路線，由於當時中西貿易以絲綢為主，故名「絲路」。後來則泛稱東起長安，西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長七千多公里，橫穿歐亞大陸腹地的通道。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懂得養蠶織絲，考古學家在浙江省姆渡村挖掘出來七千年前的黑陶器，刻紋了紡輪、紡磚、織機零件，而三千多年前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也有了「蠶」、「絲」這些字。《舊約．以西結書》有言：「我也使你身穿繡花衣服，並用細麻布給你束腰，用絲綢為披在你身上。」(16:10)可知遠在公元前七百年，，西方已視絲綢為貴重的「來路貨」。
但當時中西方的交通困難，直至漢武帝時代，為了軍事原因，由公元前一三九年開始，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約定西域各國，夾擊匈奴。接著，名將霍去病擊潰了匈奴軍隊，在佔領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個城市。西域各國遂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這一連串赫赫戰功的副產品，打通了中西的交通，成就了由長安經隴西、河西走廊、新疆，去到中亞、南亞的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輻射到整個歐洲的「絲綢之路」。
羅馬帝國每年花用三千五百萬至一億羅馬金幣(sestees)，購買中國絲綢，這筆巨款使絲路成為當時最長、最興旺的貿易通道，沿路的城市也變得繁盛起來。武威、敦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而中繼站高昌、鄯善、焉耆、龜茲，均變成了人數以萬計的大城市，還有撒瑪爾罕，雖然不停被不同的國家所佔領，但其作為中國與地中海貿易的橋樑，地位卻絲毫不變，因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同錢鬥氣」。
單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海關稅收，每年就為東羅馬帝國國庫帶來七三0萬「比真特」元(bezant，東羅馬帝國貨幣)，令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絲綢，佔了關稅收入極重要的部分，甚至引起了鄰居的覬覦。由公元二世紀起到七世紀的五百年，先是安息帝國，跟著是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長期鬥爭，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為了控制歐亞大陸的絲路貿易，獲得中國絲綢。兩國戰爭後的停戰協議，例必有涉及絲綢供應的條款。
到了唐朝，單是武威已經有七座城市，《舊唐書．地理志》說:「元宵盛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唐代詩人溫子升的《涼州樂歌》：「遠游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描寫出了當時武威的繁榮。
後來絲路衰落，主要的中西交通路線從北路的陸運，改成南路的海運，北路的城市的結果是怎樣呢?
敦煌變成了一片荒漠，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繁榮。十九世紀末葉，居住在敦煌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內藏公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文獻五萬件、繪畫千多件，藏品之多之精，可謂中華藝術的無價瑰寶，也可證出當年敦煌文明之盛。但一旦覆敗之後，據名畫家張大千的自述，他前往敦煌拓畫的時候，就是籌集食水食糧，也非常困難。
但很可惜，這些國寶在一九零零年被外國列強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取豪奪，把大部分的精品盜個清光，甚至直接破壞石窟的文物。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無價文物妥善存在外國設備完善的大型博物館，因而逃過了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等「人禍」，從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反而可能是好事。
在八世紀後，回教帝國興起，「黑衣大食」(即回教的阿拔斯王朝)橫互中亞三百年，一零九五年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回教徒與基督徒征戰不休，而中國亦失去了西北地區的控制權，西域的絲綢之路遂斷絕，而先述的沿絲路城市亦由盛至衰。
其實，絲綢之路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大概在十三世紀，開始將中國發明的指南針用於航海，這使到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而且相比起經過高原、雪山、沙漠的西北絲綢之路，南下走海路，似乎舒服得多，也安全得多。當線路改由海運後北路的城市如何呢?
在六世紀時，歐洲人已學會了養蠶的技巧，到了十二世紀，意大利成為了歐洲絲綢的生產中心，對「made in China」的絲綢的需求大為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產品」，也是「China」(瓷器)。
據說，瓷器是十三世紀時，由馬可孛羅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只有陶器，初次見到這種「色如玉，聲如磬，平如鏡」的精品，只有驚嘆讚美的份兒。瓷器這種「高科技」，西方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製造的原理，甚至想到過磨碎雞蛋殼，但當然，雞蛋殼是造不出瓷器的。
其實，泥土多含有鐵的成分，而鐵是一種極活潑的元素，很容易與其他分子結合，所以含鐵的泥土只能造出陶器。但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山頂上，有天然不含鐵而含鋁的白色黏土，叫做高嶺土(Kaolin)。用高嶺土做原料，再加上攝氏一千一百四十度的高熱，才能造出潔白無瑕的瓷器來。而現代科技則可使用高能攝石，把鐵質全攝出來，令到瓷器的品質更加完美。
歐洲人足足花上了超過五百年，才掌握到製造瓷器的竅門，在這段漫長的壟斷期間，中國人大發西洋財，甚至有畫上西洋圖畫和「鬼佬鬼婆」的「外銷產品」。而中國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新興的對外貿易城市。
所謂的「香瓷之路」，是由福建泉州開始，沿南中國海航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之南，從非洲東部下船登陸，由陸路上北非，由陸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或由水路運到威尼斯。在歐洲，船隻卸下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紙張(也是高科技產品)，再放上中國人需要的香料、珠寶，原路回中國，如是周而復始。東非變成了必經之路，遂發展了幾個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這個時期，正是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最興旺的高速發展期。上述的海路必經馬六甲海峽，而新加坡位於其口。從七世紀開始，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因為這條航線，新加坡在中西貿易上，處於戰略性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它被英國人所佔領、二十世紀獨立後，其貿易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改變。
說到城市興亡，不能不用威尼斯作例子。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君土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威尼斯靠近中東，是東西運輸的交匯點，是經濟中心。
在五世紀時，大約四萬名日耳曼難民，來到了威尼斯，發現這裏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建築、甚至無清水可飲，但這些一無所有的日耳曼難民，只因抓住了一個商機，在三五百年之內，將這小城市變成了全歐洲最富有、最繁榮、也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中國的貨品從海路西去，繞過印支半島，再經印度運到北非後，早期是沿陸路上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勢力興起後，逐漸改變成在北非裝船，運上威尼斯，威尼斯把貨物散布到整個歐洲。慢慢地，威尼斯的重要性超越了君士坦丁堡，因而大發其財。
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是獨立的自由城市。它有一個由一千二百到兩千名貴族控制的「民主政府」，由行政長官到立法、司法機關，均由這一班世襲貴族所選出來，管理這個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一二0二年，威哈陶因伯爵(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發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尼斯以八萬四千銀元租出二百多艘運輸船隻，為期一年，先賺一筆，再免費供給五十艘軍艦，條件是東征獲得的領土，威尼斯可分享一半。
後來，軍隊集結在威尼斯，但威哈陶因只能籌集到五萬銀元。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叫查拉(Zara)的港口，是新崛起的貿易競爭對手，於是，威尼斯強迫十字軍攻打查拉，掠奪一番。
這時，另一個大好商機從天降臨:東羅馬帝國皇帝阿魯修士三世(Alexius III)的侄兒阿魯修士王子想借助十字軍的力量，篡去叔父的寶座，代價是國庫的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東羅馬帝國是多麼的富有，其國庫藏之豐，令人垂涎三尺。於是，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十字軍決定暫不東征，興興頭頭的，移師君士坦丁堡，打走了阿魯修士三世。
但很可惜，阿魯修士三世逃跑時，把國庫的金銀珠寶也一併帶走，威尼斯索性自己佔領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後，得到四十萬銀元和一萬副甲冑，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威尼斯之興起，是在交通;之衰落，也正是在失去了交通。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鄂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此路不通」，威尼斯成為唯一的交通樞紐，繁榮冠絕歐洲。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交通途徑改變了，威尼斯地位就一瀉千里。
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尖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二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從好望角繞到印度。自此之後，歐洲的船隻循海路南下，繞過好望角，直接經印度而到中國。威尼斯的海港是珊瑚礁，經好望角的船隻是深海船，船高底尖，不能泊入威尼斯，擁有深水港的熱內亞遂取代威尼斯地位，成為出口港。威尼斯就此一蹶不振，今日祗是旅遊勝地，讓人憑弔昔日繁榮而已。(註十二)
威尼斯日漸衰落，而東非也繁榮不再，近期考古學家在東非發掘出大量文明遺跡，歷史學家亦在爭論這些城市的主人是非洲黑人、還是回教徒，可見這些城市湮沒得何其徹底。這時候去亞洲的船轉泊西非港口，西非就取代了東非的位置。但自從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西非的港口亦不能不沒落，因為船隻不須經過非洲荒蕪之地，而直接從繁華的地中海穿越，路程也短得多。
由上述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交通路線的改變，不斷的主宰著上述城市的興衰命運，以下我還想說一說交通方式的改變，也能對城市的興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從秦朝到唐朝，均以西安為全國的政經中心。周朝的首都豐鎬即是今日的長安縣，位於西安市的南部，秦朝的首都咸陽和漢朝的首都長安均位於今日西安市的西北部，幾者的關係就像元朗、西貢和香港島，其實是同一處地方，只是「新區」崛起了，「舊區」便變得破敗，正如中環取代了上環，上海的浦東在將來很可能取代浦西。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立刻大築馳道和直道，前者是皇帝的「專線」，後者則是軍事通道，但兩者均以秦國首都咸陽為中心。之後從漢朝到唐朝，所有道路網絡的建築，全都通往西安。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邵縣志》列舉了多條從長安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路：
1.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直至安西都護府，即今日的新疆庫車，全長約二千七百八十公里。
2.從長安往西，直至四川松州，全長約一千零八十公里。
3.從長安往西南，直至四川成都，全長約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4.從長安往東北，直至單于都護府，即今日的內蒙古，全長約一千七百公里。
5.從長安往東:經洛陽、汴州(即開封)、揚州、杭州，溫州、福州等等繁華勝地，直至福建省的海港城市泉州，全長約四千五百六十多公里。
6.從長安往東南，直至廣州，然後一條循環線經過黃州和大庾嶺，再回到廣州，全長約四千六百八十公里。
這些「超級公路」合起來，全長約一萬四千八百公里，令長安成為無法取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直至「安史之亂」起，道路被大肆破壞，而南方經濟日趨重要，河流運輸取代了道路。
中國的內河航運，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繁忙，並且開鑿了大量的運河。秦朝動用了五十萬人挖出的靈渠，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但真正大規模的興建水利，還得數隨朝的五大運河: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廣通渠。
其後發展的大城市，莫不位處河道的要衝。像宋朝的首都開封，是一片平原，敵人的騎兵從東、西、北方均可長驅直進，宋朝之所以以它作首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靠近運河，方便把「南糧北調」，把南方的資源運往首都。
大運河的沿河城市，以南方的杭州為起點，經揚州、徐州，北上至淮河交界口的清江浦，再上天津，以北京為終點。這些城市固然是富庶奢華到了極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治河工程涉及大量的賄賂，清江浦成了賄賂的交易中心，其繁榮比之杭州，簡直不遑多讓。大家如雷貫耳的滿漢全席，起源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源自廣東十三行，但更可靠的說法，是來自揚州的鹽商，或者是來自清江浦的河道工程承包商。這兩地的繁榮，可想而知。
其他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無不是靠近河道，像武漢(註十三)位於長江中流，廣州位於珠江之口，金陵「龍盤虎踞」，前面是「盤龍」長江，後面是「踞虎」紫金山，至於大運河的沿河大城，從北京、天津到揚州、杭州，更是「自古繁華」，取代了以往以陸路為主的要津。
但從元代開始，河渠日漸失修，不少河流日益壅塞，地方土豪惡霸仗著勢力，毀堤佔田，有的河段淤塞十餘里，幾近乾涸，有的河段水面高於平地，僅靠河堤護水，有的河段底下鋪滿沉船破木，甚至有人掘堤挖井，引水灌溉自家的田地......漸漸地，中國發現了「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因為海床深而河床淺，海船遠比河船為大，裝的貨也多多，船隻直接停泊在深水港，便省掉了駁船和縴夫的成本，是為「規模效益」(econony of scale)。
於是，明朝和清朝的政府可逐漸減少對河運的倚賴，到了一八二四年，黃河和南方各水驟漲，政府花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仍未解決漕運問題，道光皇帝決定採用戶部尚書英和的建議，採用了海運。
清朝每年海運糧食，數量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石左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海船通常由上海開行，經過山東，航至天津，水程總計二千多公里，航程十餘日。糧食運到天津後，內駁船轉運到通州，再轉至北京，後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又曾經由海運改回河運。但自《南京條約》以來，開五口通商，海運日盛，沿海大城市如天津、大沽口、上海、寧波、溫州、泉州、廣州，地位迅速冒升，取代了沿運河大城市的地位。
自從鐵路在一八七六年傳到了中國之後，中國的交通狀況，又進入了新的一個階段。
最初的時候，中國人對鐵路的抗拒很大，有認為它破壞了風水龍脈者，有認為它令到帝國主義的軍隊更容易駛入中國內地者，相信大家在看清末背境的電影和電視劇時，已經知道不少有關的故事了。而在一八七六年興建的上海到吳淞鎮的鐵路，只運行了一年，便被滿清政府收回、拆除。
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列強紛紛來中國興建商營鐵路，而一九0一年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全面西化，自己也不甘後人，開始大建鐵路了。
自此之後，中國不停的建築鐵路，京漢路、隴海路成為了大城市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鐵路網逐漸完善，現在的鐵路網，由京九線作為主幹，沿途不停分叉到全國各地，而河南的首府鄭州，現在己成為第一級的大城市，人口六百三十萬，正因為它處於的鐵路交匯點，是全中國交通的中心。
正如當年洛陽的興起，皆因接近洛水，洛水是黃河的重要分支，而黃河打從華夏文明開始之時，已經是交通中心，當時黃河的名字是「河」。但正因它是中華民族的聚居地，千多年來，兩岸密集居住的人口不斷的砍伐林木，導致泥土大量喪失，到了漢朝初期，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沙河，所以人們改稱它為「黃河」。當隨朝建立起運河系統之後，開封因位處運河的要津，成為了交通中心。今日鄭州的情況，正與當年洛陽和開封的崛起相同。
用一個最顯淺的例子來比喻，是香港的沙田。沙田屬於新界，七十年代早期還是一片農地，那時荃灣早就是工業重鎮了，但沙田一旦「開車」發展，短短的十多年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其繁榮已經遠遠超越了荃灣，到了今天，地價非但是新界之最，比九龍的大部分地區還要貴得多。因為在沙田，九鐵北上直通內地，南下鐵路直進九龍，大老山隧道連接東九龍，城門隧道通往新界西，對面是馬鞍山和西貢，交通四通八達。從地利的角度看，沙田是大九龍的交通中心，難怪它的發展會這麼迅速。
從馳道到運河，從運河到海運，從海運到鐵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形式的改變，扭轉了城市的風水命運。然而，香港的興起，交通因素有一定影響，但並非決定性，主要是政治原因。至於經濟因素，會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探討。
註十二:威尼斯的衰落另有多種說法，包括了
1．它在十五世紀後開始在陸地發展，因而忽略了海運事業;
2．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了造船業;
3．公債和軍費累積太多，國家債務拖垮了其財政;
4．文藝復興期間，花太多的金錢在建築業......等等等等。
註十三:武漢原來是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市，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之合併為一個大城市，稱為武漢。
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一些國家或部落，憑藉武力建立了帝國，它原來的首都很自然的，也會變成了大城市。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最明顯的例子是由馬其頓帝國。馬其頓本來是個希臘的小城邦，但因其國王阿歷山大的連番軍事勝利，建立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馬其頓遂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由龐大帝國的首都。隨著人口的增加，全國各地的財富源源向首都輸入，供養著馬其頓的市民。
接著是蒙古。成吉思汗憑藉史上無雙的武力，建立起空前絕後的蒙古帝國，蒙古的首都和林從一個不毛的部落聚居地，躍身成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當一個地方的興起，非靠地利，而是憑武力而變得興盛，由於武力不能長存，隨著武力的解體，最終這種城市亦必然會解體。正如馬其頓帝國瓦解後，馬其頓先變成小鎮，繼而再變成廢墟，當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帝國的統治中心從和林南移到北京，和林亦迅速成為次級城市，直至朱元璋將蒙古人逐回北方，和林才重新成為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但因為蒙古已失去了龐大的版圖，和林也只能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城市，完全不復當年號令世界的雄風。
北京的大城市地位，也是靠軍事力量而得。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力量，從來優勝於南方。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軍閥也取笑他，說歷史上只有南征，從無北伐。北伐十居其九是慘敗收場。
「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北方人高大健碩，懂得騎馬，南方則多河流，人身材矮小，坐船不會暈船。所以，北方人要征服南方，必須先練水師。但南方人要北伐，卻得以矮小的個子，與高大的北方騎兵打硬仗。後者自然困難得多。
東晉時的大將桓溫以滅掉成漢王國而一戰成名，曾於公元三四九至三六九的二十年間，三次帶兵北伐，他雖是一代梟雄，也得三戰三敗，最後一次在枋頭戰敗，幾乎全軍覆沒。桓溫的死敵殷浩，都督五州軍事，北伐後秦王國，也是大敗虧輸告終(註十一)。後來劉裕雖先後征服了南燕、西蜀、後秦等三國，收復了長安，並且篡掉晉朝，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長安只在他手中一年另四個月，便立刻被北方的胡夏王國吃掉，留守的軍隊死亡淨盡。到了他的兒子元帝劉義隆即位，常常聽王玄謨陳述北伐大計，令他為之神往，曾經說過:「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漢代的大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後，在匈奴的根據地狼居宵山拜祭天神。劉義隆意欲效法霍去病，遂以王玄謨為統帥，三次北伐，非但無功而還，後來更被但北魏王國吞掉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所以辛棄疾寫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言:「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元嘉就是劉義隆的年號。這首詞的意思是:「劉義隆出兵伐北魏，一心效法霍去病，誰知霍去病學不成，反而大敗而回。」看近代歷史，太平天國席捲東南之後，李開芳率兵北伐，遇上僧格林泌的黑龍江馬隊，結果全軍覆沒。這是歷史上最近一次失敗的北伐。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新朝代崛起之時。
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國被秦始皇所滅，殺戳極慘，所以楚國人誓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將軍;劉邦是安徽人，也是楚國的遺民，出身寒微。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劉邦還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
第二次是朱元璋。他先取山東，再奪河南;最後會師直搗大都，推翻元朝的統治，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朱元璋生於南方，定都金陵，即是今天的南京。
然後第三次的北伐，則輪到五百年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統一中國了。
北方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經濟一直不如南方。但是它掌握了武力，所以首都不得不設在北方。結果是南方必須把物資供應給北方，北方人才能生存。宋朝把首都設在開封，開封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極容易受到金國騎兵的攻擊，但是宋代非得把首都建立在一個軍事地如此惡劣的地方，原因只有一個:開封位於運河的旁邊，方便物資運輸。之後的元、明、清三代，均以北方為權力基礎，所以漕運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將南方的稻米和糧食運往北方的大血管。如果沒有南方糧食的接濟，開封、北京這些大城市，根本不能生存。
在十世紀，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作為報酬。這十六個州，，世稱「燕雲十六州」，「燕」指幽州，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即是現時的北京，「雲」指雲州。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吳三桂齊名，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胡騎進駐河北平原，隨時大舉南下，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這就是《水澈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在統一朝代當中，北宋最弱，正是起因於此。
遼國後來被金國取代，金國是女真人的王朝，來自東北，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因為它接近萬里長城，萬一被南方的漢人推翻，也好快點逃亡。十三世紀時，蒙古入侵中國開始，由於蒙古的武力來自北方，所以也把首都設在北京(當時稱為「大都」)，以便照應。後來明朝太祖朱元璋打倒了蒙古人，元順宗果然順利逃回北方，在長城之外，另建江山，可見得蒙古的首任中國大汗忽必烈把首都設在北京，果然大有先見之明。
朱元璋本來把首都設在南京，但因為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姪兒朱允炆----即朱元璋的摘孫----的手上奪得江山，是為明成祖。由於成祖當燕王時的封地在北方，其軍事根據地也在北方，故此遷都北京。清朝的根據地在滿州，即是今日的東三省，自然也非得在北方建都不可。到了民國時代，國民黨代表了南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共產黨則代表了北方的農民勢力，共產黨打勝了內戰，首都遂也設在北京。所以歷代以來，北方首都的地位，都是基於軍事力量而建立，雖然文化經濟重心，早在千多年前南移到長江流域。
在宋朝時，理學大師程頤和程灝兄弟在洛陽橋聽見杜鵑鳥鳴叫，兩人頓時面色慘變。當時天氣正值早春，杜鵑鳥提早鳴叫，表示南氣北移，會有南人當宰相，而假如南人當宰相，天下就會大亂。南人是指即將拜相的王安石，這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法虛構出來的故事。故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意即宋皇室的秘傳心法，是不讓南方人做丞相。因為權力根源在北方的宋朝，不會相信南方人，因此程家兄弟才有「傷心洛橋聞杜鵑」之悲。而宋朝的末代忠臣文天祥和陸秀夫、張世傑之輩，均是不為朝廷信任的南方人，卻為宋朝的國祚而殉國，所以後面說:「可憐文沈余陸輩，追隨落日到虞川。」這句話代表了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不信任和歧視。
南方人雖然當不了政治領袖，但在經濟上，北方政權卻非得依靠南方不可。康熙即位後，把三件大事刻在柱子，終日提醒自己：
第一是「三藩」，即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佔去了政府總稅收的一半，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的安全計，必須削掉他們的權力。
其次是「治河」，即是治理黃河缺堤，需要修補堤壩的缺口，否則整個北方都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存。
其三是「漕運」，因為明末時流寇作亂，漕運中斷了很久，所以必須疏通大運河，然後貨物方可以穿過黃河，直上北京，文武百官和八旗子弟的餉，全部靠遭運運輸的，否則統治階層全都會餓死。
其實，「治河」和「漕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為漕運的其中一段要經過黃河，也就是所謂的「借黃」。美國的漢學家魏復古(K．A．Wittfogel)的經典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存在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而不是像西方般，分裂成多個中小型國家，因為只有一個大帝國，才能有效地動員大量人手，治理河道。
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負責漕運佚力船伕，遂漸發展成為清幫，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他們一面負責漕運，一面夾帶走私。南方帶上北方，叫「南貨」，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紹興酒是十斤裝的，用瓷器裝盛，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所以又叫「花雕」，「花雕酒」便是由此取名。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就叫「加飯」，即是「特級花雕」。其實花雕和加飯，都是紹興米酒，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廣東米酒」同出一轍，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所以變成了赤紅色。
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嬰孩長大成人後，才取出來。如果孩子是男的，打算他考中功名後，才取出來，招呼親戚朋友，所以叫作「狀元紅」，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所以退而求其次，兒子結婚時，也「趣趣地」把「狀元紅」喝掉算了。如果孩子是女的，則叫「女兒紅」，不消說，當她出嫁之日，便是「女兒紅」消耗之時。通常，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酒變得非常香醇，但並無酒味，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這就是「狀元紅」與「女兒紅」名字的由來。
到了道光年間，酒運淤塞，曾經改行海運，即是船隻不從大運河走，改走東海，但被既有利益集團反對，又回復了漕運。到了二十世紀，便全靠海運了。
而海運所用的船，完全不同。運貨往蘇州的船，船底是尖尖的，叫「沙船」。「沙船」的大老闆是上海幫中最富有的「郁」氏家族，郁家後人「郁樹意」，是位年輕貌美的小姐，早時是香港置業的執行董事，我們曾經一起做過電視台節目。
現在中國政府的武力基礎，亦建基於北方，也是靠著南方的經濟輸血而生存。當然，現代靠的是鐵路運輸，而非運河。但最近的趨勢，是北京的權力平衡開始南移，由控制全國經濟的上海人當權。政權真的南移，北京也會迅速沒落，成為不重要的城市。
註十一:殷浩(公元 ?~三三四年)戰敗後。被廢為庶人，整天在空中書寫「咄咄怪事」四字，是為成語「書空咄咄」的典故。
第二節 文明之光
在上一節，我講述了中國歷代興衰兩大根本原因: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這一節，我將用更宏觀的眼光，從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大型人類社群興亡的原則。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一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學教師舉辦的中國歷史的研討會，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廢除中史，而與其他科目合併。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太沉悶了，大家都知道，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濃厚，，可是翻看任何一本現時的中史教科書，根本不能卒讀。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門極有趣的科目，把這有趣的題目寫得如此悶蛋，編撰者實在難辭其咎。
另外，中史教科書的內容也遠遠落後於時代。像有巢氏、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只是傳說，而非歷史，卻印在歷史書上，但考古發掘的資料，卻付諸闕如。我手頭拿著一本龐德新編著、齡記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史．第一冊》，第十七頁有這樣的一句：
「......當時的商統治區周圍，存在著許多叫做「方」的部落，北方的土方和淮河流域的夷方，更是商的強大敵人，每每乘機侵擾。」「方」在古代，是「國家」的意思。「土方」就讀是「土國」，「夷方」就是「夷國」，而鼎鼎大名的「鬼方」，便是周朝的玁狁，後世的匈奴。連這樣基本的歷史知識也不懂得，也來撰寫中史教科書，真是「教壞細路」，墮落至極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情況也不比現在好上多少。根據那時的中史教科書，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進化。其實，北京猿人是四十萬年前的原始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分支。但在五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智人」(homo sapiens)已經從「直立人」分支了出來，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註一)
我的學生時代是港英政府統治，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就是基礎於其歷史，港英政府自然沒有保存中華民族的義務。但現在香港回歸了祖國，特區政府非但出版了錯漏百出的中史教科書，還打算取消中史作為獨立科目，真的是數典忘宗了。
人類文明的真正興起，是在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剛剛結束之後。在這之前，人類靠著狩獵/採集為生，但在冰河時期的前後，大型哺乳類動物例如長毛象、劍齒虎、恐鳥......等等，相繼滅絕，而獵殺中小型動物的既不容易，所得到的肉量又少，令到狩獵變成了成本高、效益低的商業行動，偏偏當時亞非地區的天氣，又因環境的轉變而變得乾旱，這對當時的人們造成了重大的危機。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樣寫：
「在這情形下，既不變換居地、又不變更生活方式的人，便因不能對乾旱的「挑戰」作出「回應」，只有滅亡一途。不願變更居地，而變換了生活方式的人，即自狩獵者轉變為畜牧者的人，便成為亞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本書後面還會談到他們的成就與命運。至於選擇了變更居地，而不變換生活方式的人，又分為兩群，其中一群沿著旋風帶北移，以躲避乾旱，不料又遭到一項新的挑戰----北方季節性嚴寒的挑戰，這挑戰引起了一項新的創造性回應，故而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另一群人向南沿著季風帶走，以躲避乾旱，則由於受到熱帶氣候單調沉悶的影響，而變得昏昏欲睡。第五種人，也就是最後一種人，為了回應乾旱的挑戰，既遷移居地，又變換了生活方式，這種罕見的雙重反應，便是創造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的動態行為，它使埃及文明與蘇美文明，自行將消失的亞非草原一些原始社會中，脫穎而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歷程。」
「這些創造性的社群，其生活方式之改變，即是徹底放棄了採食和狩獵，而轉變為農耕的生涯。他們居地的變換，以距離而言，其實不遠，但若以性質而言，則差別實有若南轅北轍，因為他們放棄了草地，而進入新的自然環境，從事新的生活。」
以上就是湯恩比有名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不能有效地回應客觀環境的挑戰的民族，只有滅絕。但在舊石器時代的亞非地區，幾乎同時崛起了多個文明，亞非地區的乾旱正是一項「挑戰」，而文明的誕生，正是對這「挑戰」的「回應」。
人類文明隨著農業的出現而開始，因為農業代表了大型社會，以保護耕地的收成----否則在收成前農作物會被人搶光----而大型社會代表了分工，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令到一部分人獲得了餘暇，有餘暇，便逐漸發展出文化來。
人類的第一個文明，正是出自稱為「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兩河流域。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兩河之間的一塊沃地，就是「肥沃月彎」，在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國境內，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的戰機也毀壞了不少無價的古跡。
以前我一直對湯恩比的說法深信無疑。直到近來，我看了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and Steels: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對於人類文明不在別的地方，偏偏在「肥沃月彎」崛起，又有了新的體會。
大約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肥沃月彎」開始了農耕，這是發展文明的第一步。「肥沃月彎」的土地固然很肥沃，可是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美國的加州、澳洲的西南部、歐洲西南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田地都很肥美，但卻很為遲才發展出農耕文化，澳洲更從來沒有發展過，要白人前往移民，才帶來文明。湯恩比歸功於「肥沃月彎」人民的創作性，戴蒙則認為是物種不同的緣故。
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是要有馴化的農作物。野生的植物能吃的本就不多，要想作為農作物，更必須有種植時間短、收穫果實多這些優點。人們必須首先發現基因突變了的野生植物，拿來種植，才能發展出農業來。
要馴化植物，殊不容易，得依靠「逆向遺傳」。人類喜歡吃的植物，很多是天然遺傳學上的失敗者：無核西瓜是不能養育後代的「太監」。稻米的顆粒太大，便會墮入水中腐爛，但人類必須栽種大顆粒的稻米，才有經濟效益，所以，在大顆粒的稻米成熟前，便用鐮刀將它「割禾青」，便沒有腐敗之虞。
銀杏本來是有毒的種子。無毒的銀杏很容易被動物吃光，是進化的失敗者。但人類故意種植無毒的銀杏，來供自己食用，這應了西方的一句諺語：「劣幣驅逐良幣。」(註二)
由於人類大量種植基因不良的「畸形品種」，進一步使品種脫離原有的進化軌跡，例如米和麥的顆粒被培植得越來越大，因為經濟就是植物馴化的最高原則。
地球上二十萬種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食，可以馴化的則只得幾十種，而世界農作物年產量的八成都是來自十多種植物，其中最普遍的大麥和小麥，均出生自「肥沃月彎」。
「肥沃月彎」可供馴化的植物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四：
一、「肥沃月彎」是同類型沃土面積最大的，也意味著有最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二、「肥沃月彎」的氣候多變，每一季、每一年的差異都很大，這對植物的演化大有幫助，尤其有助於一年生的植物。由於一年生植物生命周期太短，所以不會把資源浪費在多纖維的枝幹上，而把絕大部分的營養來生產最大顆的種子。人類常吃的穀物和豆類，都是種子特大的植物，而植物的枝幹，則不能食用。
三、「肥沃月彎」的地形多變，從地表最低的死海一帶，到德黑蘭附近海拔五千四百八十六千米的高山，不同的地形也造就了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四、「肥沃月彎」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自花傳粉，千辛萬苦培植出來的品種，就會和野生植物花粉混種，下一代質素不能保證，因而前功盡廢。「肥沃月彎」第一批馴化的八種農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的，其中包括了野生種小麥、通心粉小麥和小麥。
「肥沃月彎」除了幸運地有最多可供馴養食用的植物之外，還幸運地擁有最多可供馴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
馴化動物比馴化植物更見困難得多。動物可以訓練成為寵物，卻難以馴化:經過訓練的獅子，可以在馬戲團表演，古代的迦太基人把大象訓練，可以作為戰爭的「坦克車」，蒙古人豢養獵鷹，來幫助打獵......但這些動物，並不能大量繁殖，因為這些被訓練是的動物，每一代都必須經過重新訓練，人力成本極高。而真正馴化的動物，其馴化的個性可以透過遺傳承繼，這才合乎經濟效益。
優生學的奠基者達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可能變成家畜，但能馴化的寥寥無幾。大多就差那麼一點，最後還是失敗了，注定永遠野蠻。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馴化的動物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繁殖才有價值。以下的六個條件是先決的因素：
1.飲食:食肉動物從食物鏈中轉變能量的效率很低。一萬公斤的玉米，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草食動物;一萬公斤的草食動物的肉，可長出一頭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換言之，一千公斤的肉食動物，成本需要十萬公斤糧食，是草食動物的十倍。大型家畜要麼吃草，像牛、像羊，要麼雜食，像豬、像雞，肉食動物成本效益則太低了，更不用說無尾熊、大熊貓這些刁嘴的動物，豢養牠們可太奢侈了。
2.發育速率:畜生得長得快，才值得養。大猩猩和大象雖然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但是成長期長達十五年，回本期太慢，也即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太高，相比之下，雞的肉雖然少，但成長期只要半年，成本效益便高得多了。但人們可不介意從打獵中獲得肉食動物的肉，因為「野味」天生天養，不需要飼養成本。今天中南半島的人民抓野生的大象來幹活，因為抓回來的大象比較馴養更節省成本。
3.繁殖困難:許多動物和人類一樣，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性行為。獵豹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古埃及人、亞述人和印度人都喜歡家養獵豹，作為打獵的幫手，印度有一位蒙兀兒皇帝尤其癡迷，甚至養了上千頭獵豹。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地抓來馴養的。儘管王公族投注了大量的心血，都不能使這些獵豹在人工環境下繁殖，因為獵豹的求偶過程，是多頭雄豹追逐一頭雌性，飛奔數日，雌豹似乎必須在這樣粗野追求的過程中，才肯發情，這保證了跑得最快、耐力最持久的獵豹，才能獲得交配權，才能把其基因留存下來。在獸欄中，獵豹拒絕表演這樣複雜追求戲碼，這使馴化獵豹成為不可能，直至一九六0年，生物學家製造出第一頭在動物園出生的獵豹，但到目前仍不能大量繁殖。
4.凶殘成性:只要力氣比人類大的動物，就能殺人。豬、馬、牛、駱駝本性馴良，雖然亦有過殺人的個案，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然而，有些大型動物凶殘成性，到達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從來沒有過馴服至可靠程度的例子。大灰熊、非洲水牛、河馬都是可口的一團大肉，但必須在幼年便把牠們宰掉，像日本北海道的蝦夷人，聰明地等到小灰熊滿周歲後，就宰殺來供應祭典，如果等到牠們成長，非得被這可怕的龐然大物殺掉不可。斑馬成年後，變得十分危險，咬了人就不肯鬆口，每年牠們在美國的動物園造成的傷害，數量比老虎還多!斑馬也不可能給繩套套住，即使是牛仔比賽冠軍，也無法將套索圈在牠們頭上，牠們總是頭一偏，躲過飛來的繩圈，要把馬鞍套在斑馬背上騎乘，更不可能了。南非多年來興致勃勃的搞過無數次馴化斑馬的實驗，結果都是失敗收易。
5.容易恐慌:動物對於危險的反應各有不同。「肥沃月彎」地區第一個嘗試馴化的對象，應該是瞪羚。瞪羚一跳可達九米高，奔跑的速度可達每小時八十千米;但很容易驚慌，一旦關進獸欄，若不是嚇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時，撞上獸欄，重傷而死。相反地，綿羊和山羊反應慢、神經粗，面臨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反正有一大批同類站在附近，死掉的不一定是自己。
6.社群結構:只有社會性的動物，例如綿羊和馬，方能容忍大伙兒擠在一起，彼此在身邊生活，才可以圈入柵欄豢養。而且，牠們的基因本能懂得跟隨領袖，未曾馴化時，也服從同類中階級最高的領袖。馴化之後，遂把人類當成領袖，很容易接受牧人或牧狗的指揮，只有這樣的社會性的動物，才能以極低的成本，以量產的方式大批豢養。
並不止是大型的哺乳動物才有可能是社會性生物，其他種類的生物，例如螞蟻，其社會性甚至比起人類來，也不遑多讓。
很多人誤會螞蟻和白蟻是同一類昆蟲，其實不然。白蟻是等翅目昆蟲，類似蟑螂的遠祖，螞蟻則是膜翅目生物，和蜜蜂、條蜂、細腰蜂、蟻蜂、蛛蜂、土蜂、胡蜂、瘦蜂有著同一祖先。
螞蟻是一種極其成功的生物，總數量高達一萬兆(10,000,000,000,000,000)隻，人類有六十億人，兩者的總重量差不多，而把所有的螞蟻鋪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地球。
螞蟻非但有社會性，還懂得畜牧。它們對蚜蟲提供保護，並將蚜蟲的卵收藏在自己的蟻窩裏，當蚜蟲賴以吸食的植物枯萎後，螞蟻會帶蚜蟲到另一叢植物。螞蟻的「回報」，則是吸食蚜蟲肛門滴出的甜美汁液，像附庸國。而琉璃蟻不但畜牧，還是遊牧民族。它們飼養粉蚧維生，由於粉蚧喜歡汁液豐富的新萌枝葉，所以琉璃蟻也要不時遷徙，「逐水草而居」。
螞蟻亦有農民。切葉蟻採集新鮮樹葉，來培養真菌，像菇、覃團等等，有點像麵包發霉長出來的東西，而它們有一條分工合作的生產線甚至有不事生產、專門負責戰鬥的兵蟻，這些兵蟻的身體比工蟻大上三百倍，人給咬中一口，也得流血。
螞蟻甚至懂得搶奪奴隸。像紅悍山蟻，不懂得挖蟻巢、不懂得養育幼蟲、更沒有自行覓食的能力。但它們是第一流的戰士，專門搗入山蟻的巢，殺死防衛軍、殺死任何抵抗的工蟻，搶走繭、蛹，然後迅速撤退，把戰利品帶回家，交由成年的奴隸蟻照顧。夠絕了吧?
由此可見，飼養生物並非人類獨有的行為。事實上，人類對飼養動物的興趣極大，幾乎企圖馴化過每一種動物，其中大部分均以失敗告終。
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人類豢養狗，已有超過一萬年歷史。狗的祖先是豺，豹和狼一樣，同是屬於犬科。犬科動物都是社會性動物，像狼，整族狼群皆由一公一母的「雄性領袖」(alpha male)和「雌性領袖」(alpha female)所統領，並由牠們負責生育，其社會制度有如人類的酋長制。
狗既對人類忠心，又可以協助打獵，偵察和打架都是好幫手，吃的則不過是主人吃剩的殘肉，難怪成為人類第一個動物夥伴。
至今為止，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
山羊、綿羊、豬、牛、馬，而其餘的九種則為:阿拉伯駱駝(單峰駝)、雙峰駝、駱馬和羊駝(出自同一祖先「野生羊駝」-Guanaco)、驢、馴鹿、水牛、氂牛、巴里牛、東南亞野牛。
這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在公元前八千年至二千五百午間開始馴化，首先是綿羊、山羊、豬，最後則是駱駝。而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後，人類已經找不到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了。在這階段，人類仍在不停嘗試馴化各種生物，甚至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亦然，但從沒有成功過，可見馴化所需條件嚴苛、要找尋可供馴化的大型動物之難。不過，最新的科技可憑藉改造基因來馴化動物，但這已經是第二個故事了。
人類在大約三千年前，即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馴化貓，但並不成功。儘管經過了三千五百年的馴化，但養過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服從，有時甚至會抓傷主人。幸好人類馴化貓的目的並非為了經濟利益，非為了食用或運輸，而是當作寵物。
之後人類還馴化了雞、兔子之類的小型動物。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言:「雞鳴桑樹顛」，可知當時的雞是會飛的，今日的雞不會飛，其品種已與魏晉時代的雞有所不同。不會飛的雞當然比會飛的更易養，至少不那麼容易飛走。白兔則是更晚出的品種，宋朝大儒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鑑》記載唐朝歷史時，還有「白兔現」之句，可知當時白兔的出現，仍罕有得值得在史書記載。
前述的五大家畜，除了馬之外，全都在「肥沃月彎」首先馴養。相比起美洲和澳洲，歐亞大陸是面積最大的大陸，所以物種也最豐富，而「肥沃月彎」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更易於東、西方的所有動物兼收並蓄。這裏之所以成為馴化動植物的中心，並非偶然的事。
家畜除了能吃進肚子之外，還能幫助耕種和運輸。因此，「肥沃月彎」的居民靠著馴化了的動植物，便能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運輸和衣服。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肥沃月彎」的居民憑著豐富的物質生活，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國家:「蘇美文明」(sumerian)。(註三)沒有馴化的大型動物，文明很難發展。相反例子是南美洲，只有一種可馴化的大形動物，就是駝馬，所以，南美文明開發得極遲。更不幸的是澳洲，一種適合馴化的大型動物都沒有，所以澳洲土著長期滯留在狩獵/採集的階段。
蘇美文明之後，歷史上陸續出現過無數的文明，湯恩比將其歸納為二十一種：
「在文明單中，計收大小文明三十七個之多，惟因部份過於支離瑣碎，部份尚在存疑階段，故我們以二十一個文明為主，而未及其他。即：
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以上二者合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希臘文明、敘利亞文明、天竺文明、華夏文明、米諾文明、蘇美文明、希太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安棣文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與馬雅文明、此為十九個。然而巴比倫文明是否可與蘇美文明分開，尚有可疑之處。又東正教文明，可分為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東正教俄羅斯文明，而遠東文明，又分為中國文明與日韓文明，故共為二十一個文明。」
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米諾、蘇美、希太、安棣、墨西哥、尤卡坦、瑪雅、巴比倫，這九種已經滅亡，而今天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與古代的這四種文明差不多全無關係，古代的敘利亞、天竺、希臘、埃及，這四個文明可算是名存實亡了。
因此，真正到今天仍然能夠存在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東正教、伊朗、阿拉伯、華夏、印度、遠東，寥寥幾種文明。在湯恩比這些西方人看來，伊朗和伊拉克可以歸納成伊斯蘭文明，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和東正教大同小異，而華夏文明和包括了中國和日、韓的遠東文明，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嚴格說起來，現在世界只剩下了基督教、伊斯蘭、印度、遠東四大文明而已。
文明是和創造力分不開的。一處地方之能夠發展出文明，仰賴其少部分成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和人民思想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
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寫的：
「自有記載以來，希臘歷史的最早階段中，即有一種尖銳的對比存在，那就是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的統一、與其政治上的分立。我們發現，希臘世界在政治上分裂為一些主權獨立的城邦，城邦中的公民承認他們是一個共同文化的分享者，可是這並不能抑止他們彼此發生戰爭。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些城邦之間的鬩牆之戰，變得極具破壞性，終使文明陷入悲慘的命運。而當希臘世界正要分崩離析時，卻因為羅馬帝國遲來的政治統一，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這種政治統一雖帶來了短暫的和平與秩序;可是在它來臨之前，卻是先有一連串「致命打擊」，結果所有的政治強權全部傾覆，只剩下一個勝利者--羅馬帝國。而當羅馬建立起希臘的「大一統國家」(Universal State)時，希臘世界卻早已精疲力盡，墮落不堪，無法將它的大一統帝國垂諸久遠了;故而羅馬帝國的崩潰，也就表示了希臘文明的解體。」
民族創造力的消耗，意味著其文明的走向末路。吉朋談到羅馬帝國的衰亡時，認為「教會與蠻族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hurch and barbarian)。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統治後，基督教一教獨大，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人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則窒息了羅馬人民的創造力。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亦隨著公元五世紀的初期，多次被日耳曼蠻族入侵洗劫，而壽終正寢。而整片歐洲被基督教文化一統後，經過了接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至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希臘文化，科學和美學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奠定了今天西方的文明。
在中國，情況也是差不多。中國人創造力最盛的時間，是春秋戰國時代。《莊子．天下》說：諸子百家均不再明白聖人的真理，世間的思想已經分裂，不再有一致的想法。(註四)
但是，中華文化最中心、最菁華的部分，包括儒、道兩家的思想，以及對史學的熱忱，都是在這段思想分裂的時間成形。但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精力，都浪費在幾本指定的經書之上．我並非指四書五經沒有價值，而是不應該把所有的腦力資源全放在它們之上----翻來覆去又翻來覆去的研究又研究，遂把我們的創造力喪失殆盡。在之後，五胡、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人(即女真人)，先後入侵和統治中國。這情節與羅馬帝國的故事何其相似!
人民之所以渴望大一統，是因為害怕戰爭，以為大一統可以停止戰爭。人民之所以渴望統一思想，是因為害怕思想混亂，認為制定出思想的「典範」(paradigm)，便不會再有爭拗。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itfic Revolution)提出了「科學典範」的理論：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套「典範」去指導思想。自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採用了阿里士多德《物理學》作為「典範」，大家不是不知道阿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理論不少地方很荒謬，但以當時人民的知識水平，用阿里十多德的理論已足以解釋已知世界的所有事物，又何必自尋煩惱，去推翻他的理論?
直到十七世紀，人們發現阿里士多德的理論解釋不了許多天文現象，套句孔恩的術語，科學出現了「典範危機」，方才有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解決了這個「典範危機」也同時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典範」。同樣道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的電磁力公式和比以前精密得多的望遠鏡令到牛頓理論出現了「典範危機」，於是，愛因斯坦乘時而出，發表了「相對論」，創造出新的一套指導世界的「典範」。
說穿了，「典範」是一種惰性，人民喜歡大一統的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惰性作崇。
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過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王朝。當有了「統一帝國」之後，秦始皇雄心勃勃，也企圖統一言論，建立「統一教會」。
於是，秦始皇下令，各國的歷史書都得統統燒光，只留下秦國記載的歷史，諸子百家的書籍，則只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註五)才准收藏，民間收藏的也得統統燒光，連談論者也要判處死刑。人民只能擁有醫藥、占卜、種植打魚等書籍。(註六)
漢朝取代秦朝的初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回復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到了武帝時代，正值漢帝國「統一帝國」的高峰，儒學家董仲舒上書武帝，指出思想一統，人民方有所遵從，法制才有一致性。武帝想想也有道理，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七)
「獨尊儒術」之後，讀書人只有研究《五經》(註八)，才有前途。《五經》既然被認為是「指定教科書」，註釋《五經》的「補充教材」遂多不勝數，這種「補充教材」，統稱為「注」。既然是「注」，便不能超越《五經》的原文。雖然範圍狹窄了，但你有你的「注」，我有我的「注」，他有他的「注」，還是造成了思想的大混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大混亂，規定使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作為指定的「補充教材」。
政府雖然規定了使用鄭玄「注」的《五經》，但是後來的人又要解釋鄭玄「注」的《五經》，這些解釋稱為「疏」。隨著時間過去，「疏」越來越多，越來越五花八門，你有你的「疏」，我有我的「疏」，他有他的「疏」，又造成思想混亂。到了唐太宗時代，終於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派遣《五經》專家孔穎達，把前人所「注」及「疏」的《五經》，全部整理一次，制定出《五經正義》，並且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科書」，所有要考試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均非得熟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可。這樣一來，進一步收窄了思想的範圍。
到了明朝，統治者還是覺得人民思想太多、太紛雜、太混亂了，決定把思想範圍收窄到極點，規定只以朱熹注的《四書章句集注》(註九)作為唯一的經典。為甚麼要指定朱熹的「注疏」呢?這固然是因為朱熹是一代大學問家，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和明朝的皇帝份屬「同宗」，正如唐朝的皇帝尊崇老子，也是因為大家同是「李」的「同宗」。
而且，根據「考試課程」，考生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寫出自己的思想。由於最後一位聖人孟子死掉了二千年，考生遂不准引用近二千年的故事，所以一些讀書人甚至連司馬遷是誰也不識得。非單「課程內容」，甚至連考試的格式和起承轉合，也很出了嚴格的規定，是為「八股文」(註十)。
八股文最重要的是破題:破題是甚麼呢?
有人為八股文出了個遊戲題目:「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考生「破題」題的最佳答案是:「天道有常，人生多異」，其實就是把題目的意思，用別的文字再寫一次，完全是和猜謎一樣的文字遊戲，完全沒有思想價值可言。
此外，明朝還規定了「非聖無法者誅，非議聖人者族」。既然批評聖人是殺頭抄家的第一大罪，於是，全中國的思潮，都不敢有任何的踰軌，只能鎖在框框之內，變成刻版模式，人民的智慧完全無法發揮。言論自由受制，文化就難以進步，原因是大多數人都受傳統思緒所影響，創新及革命性思維在開始時，必定是少數聲音，必須經過某段時期傳播解釋，方會為大眾所接受。而尋求思想言論統一，就是對這些聲音的抑制。假如這些聲音不被批准自由發表，如何能得到大眾認同最後被承認為真理?
因此，對整個民族或文明來說，抑制言論自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民族及文明創造性傷害至大。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但只能作為羅庚，給「風水佬」看風水，西方人學會製造指南針，則用作航海，令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橫渡太平洋。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只用作放煙花，西方人則用來做炮彈、開山劈石鑿隧道。中國文化踏上了這一步，與西方文化相比，由遙遙領前變為遠遠墮後，在帝國主義東渡而來後，只有束手待斃。
在滿清政府的末期，儒家思想出現了「典範危機」，大家都知道必須有一套新的理論，去取代固有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只是曇花一現。共產黨統一了政治，同時鎮壓了思想，只准傳播一套新的「共產典範」。
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統一帝國」，也是「統一教會」。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亞聖孟子」，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注」不可。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疏」。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毛澤東再詮釋「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為「毛澤東思想」。為了將「毛澤東思想」精益求精，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最一致，遂把「毛澤東思想」簡化為一本小小的「紅寶書」《毛語錄》。
直至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現出了一線生機。
然而到了今日，中國人--甚至是一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喜歡大一統思想。本港的政務司司長梁愛詩，十一月十四日時在獅子會的演講中說:「翻看舊剪報，看見八四年的社會及其關心問題是相當一致，報章也相當一致，不如今日有時看到不同報章的報道，有如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樣的思維，和二千多年來喜歡大一統思想的人，又有何異呢?
正統以外的思想被壓制，人民的思想像梁愛詩所講的「一致」，遂失去了多元化，也沒有了不同的意見。《詩經．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正是「真理越辯越明」，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便不會有進步。
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一處地方的人民失去了創造力(lost of creativity)，該城市便會滅亡。文明一旦退化，可以磨滅得點滴無存，回到原始。在美洲尤卡坦半島發微的瑪信雅人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展出文字，並曾經有過許多偉大的建築，但到了公元十世紀，瑪雅文明突然衰落，到了歐洲人侵略新大陸的時代，瑪雅人連文字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昔日的高棉王國造出吳哥窟這樣偉大的建築，如今在東埔寨，高棉文化安在哉?
我發覺，香港人正出現了相同的狀兆。
我剛剛概括了各大人類社群興衰的通則，也分析了中國一代一代把思想框越來越緊的經過。但香港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國家或朝代，究竟像香港這樣的城市的興起及衰落，是否適用同樣的通則呢?
城市興衰的原因錯綜複難，箇中有著太多的互動關係，不能孤立去討論。我姑且跳出此巢臼，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觀察這課題，並且借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將所有的因素列入「控制組」(control group)，而將單一因素列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然後逐一把「實驗組」的因素提取出來，一一加以分析。
註一:「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概在十萬年前，從非洲東部的「智人」分支出來。從粒線體(mitochrondrion)作出基因分析，人類的共同祖先應是一位女性，現時科學界稱她為「夏娃」。
註二: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約1529~1579)是英國倫敦皇家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曾任愛德華六世和伊莉沙白一世的海外財政代理人。他認為如果一處地方同時流通同等價值的紙幣和貴重金屬貨幣，則人民傾向收藏貴重金屬貨幣，花用紙幣，因此，「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稱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張五常則認為「格雷欣法則」並不正確，因為儘管人民傾向於花用劣幣，但收錢者卻可拒絕接受，堅持收取良幣。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良幣」外匯券成功驅逐了「劣幣」人民幣，到處都接受外匯券，不肯接受人民幣，證明了張五常的正確。
註三:蘇美文明和埃及傳說中的第一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時候，都是距今約六千年，巴比倫、猶太、希臘、中國諸地文明的崛起，均比這兩大古國要晚許多年。
註四：《莊子．天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百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五：秦代的名稱是「博士官」，柑當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政府的學術顧問。
註六:《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知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識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感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日：「可」」
註七:《史記。董仲舒傳》記載了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減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八:《詩經》、《尚書》、《易經》、《槽經》、《春秋》，合稱為《五經》。其中《禮經》包括了《周禮》、《儀禮》和《禮記》，《春秋》包括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
註九:《論語》、《孟子》，加上《禮記》的兩篇:「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
註十:「八股」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
延伸閱讀: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ATV World Channel [歷代經年:強佔世界-中東紀事] (i.e National Geographic Live! Guns Germs & Steel) January 3, 10, 17, 2006 (Every Tuesdays) at 22:00 – 23:00
3. ATV World Channel [國家地理雜誌 - 頂天立地地球人] (National Geographic: Last Man Standing: The Human Race) January 14, 2006 at 22:00 – 23:00
第一節 千古興亡
我們意圖推斷香港的命運之前，必定要明白，香港是一個大城市，香港興亡亦不能逃脫大城市興亡的軌跡。大城市是大型人類社群的聚居地，我們在本章，將會檢視大型人類社群興衰的基本原理，然後再在下一章，試圖將這些原則應用在本港歷史之上。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中國人提起「興亡」，自然而然的想到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的說法:「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我們會覺得，歷代的治亂興衰，好像一個循環，如果用生物的觀點來看朝代，將發覺朝代像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不變的循環。
當然，單純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想法很有問題。朝代並不是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這一回事。一個朝代中的一批人老了，必定有另一批比較年輕的人補上，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到了最後，何以所有長命朝代都在三百年左右滅亡?
舊代歷史告訴我們，導致國家滅亡的原因，總是離不開下列幾項:君主荒淫無道、任用奸佞小人、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等。其實，這些所謂「亡國」的徵兆，任何時代也有發生，可說是屢見不鮮。為何一個朝代有時短命而亡，有時卻可以維持數百年以上才滅國呢?當然，個別朝代有其獨特的滅亡理由，但是綜觀大勢，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瓶頸危機」。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這樣定義「瓶頸危機」:
「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一一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的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發生瓶頸危機，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開始，人民還沒有形成效忠的心理慣性作用。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負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鬨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不符眾望往往促使掌握軍權的將領們興起取而代之的慾望。貪污腐敗則完全背叛建國時的政治號召，跟當初賴以成功的群眾脫節。外患內鬨之類的傷害，更為明顯。」
通常，開國十五年至四十年這段時間，是「瓶頸」的關口，朝代過不了這關口，便注定短命而亡。最明顯的例子，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氣焰得不可一世，但到了秦二世時，終不免把「家當」敗盡，王朝壽命僅十五年。惰文帝統一天下後，次子場帝接不上棒，王朝只推了三十八年，便告壽終正寢。
中華民國的被共產黨打敗，也是一個好例子。
其他的王朝雖然末致滅亡，但在「瓶頸時期」，無不經歷過很大的危機。例如漢朝，有「呂后之亂」和「吳楚七國之亂」;唐代有「武韋之亂」：宋朝高宗時，有「燭影斧聲」和「歧溝關之敗」;明朝成祖時，有「靖難之變」;清朝康熙帝時，有「三藩之亂」......：這些第二、三代的君主，均都克服了「瓶頸危機」，所以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朝代的國昨，皆可維持二百至三百年之久。
然而，柏楊雖提出「瓶頸危機」的理論，卻並未能解釋清楚其真正的成因，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羅素在《權力論》是這樣說的：
「我將不以傳統或贊同為根據的權力稱之為「赤裸的」權力。它的特徵和傳統權力的特徵大不相同。傳統權力保存著的地方，這種政體幾乎無限制地依靠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赤裸的權力通常是軍事的，它可能採取內部專制或外來征服的形式。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後一種形式的重要性，確實是很突出的——我認為，比許多現代「科學的」歷史學家所願意承認的要突出得多。亞力山大大帝和凱撒通過戰爭改變了歷史的整個進程。如果沒有前者，《福音書》就不會用希臘文寫成，基督教也不會盛行於整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後者，法國人就不會說這種從拉丁語派生的語言，天主教教會也將很難存在。白人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軍事優勢，更是無法否認的武力之權。武力的征服較之任何其他單一的力量都更有助於文明的傳播，然而，軍事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要依靠他種形式的權力，如財富、技術知識和狂熱。我並不是說情況永遠如此;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馬爾巴羅的天才對於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應當視為一般規則中的例外現象。」
「傳統的、和赤裸的權力的區別是心理上的。我稱權力為傳統的，不僅是因為它有古老的形式:它還須得到部分是源於風俗的尊敬。當這種尊敬減弱時，傳統的權力就逐漸轉化為赤裸的權力。這一過程在俄國逐漸發展為革命運動，終至一九一七年的勝利。」
簡單來說，羅素指出赤裸武力維持不了長時期，長期的權力是植基於慣性和傳統的權威，這亦是中國歷史所謂的「天命」。
任何朝代最初興起時，一定是武力集團，在強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去建立一個朝代之後，即使軍隊再多、武力再強，單靠打仗來維持國祚，統治者必須是長勝將軍，不能失手，否則別說涯到「瓶頸危機」出現，早在第一代，便已滅亡大吉，例如南梁蕭衍自殺身亡，而後唐李存勗晚年的體魄亦大不如前而國破身亡。所以說，「馬上得天下」，卻不可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武力衰退之後，便無法維持政權。
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代的君主，會像開國君主一般的能幹、一般的本領高強。但只有在第二代僥倖地也出現了能幹的統治者，多熬上幾十年，慢慢地，便會由赤裸裸的權力(Power)，變成了權威(Authority)，那就是人民養成了習慣，開始慣性地服從權力、服從統治階層。
漢朝有漢文帝，唐朝在唐太宗之後，有武后和唐玄宗，宋朝有宋太宗，明朝有成祖，清朝有康熙......以上的朝代，兩代都有能幹的統治者出現，終於養成了權威，之後的第三代，不必很有本領，得過且過，也可以把國祚維持下去。用傳統言語說，我是天命已經確立，沒有怎麼人敢起來挑戰。
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朝代作個比喻，先有「太祖武皇帝」毛澤東，開創了江山，但在毛澤東死後，差一點就滅亡，幸好有第二個能幹的統治者出現，他就是「太宗文皇帝」鄧小平，如果沒有這位「太宗文皇帝」，中國早完蛋了。但正因有鄧小平穩住了二十年的大局，第三代的領導人江澤民，便不必是位很能幹的統治者，也能夠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當然，第二、三代不肖者多，強悍英明者少，所以中國朝代短命的多不勝數，能夠維持上二、三百年的，數來數去也不外是漢、唐、宋、明、清等寥寥五個而已。
說到服從權威，大多出於習慣，已不考慮到對方的強弱，所以王朝到了第三代，人民連造反的心也蕩然無存。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佔領印度，建立了威信之後，不過派駐了幾千名軍人，便能有效地管治包括了現代整個印度、巴勒斯坦、孟加拉的廣大地方。
美國的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一大批大學生囚在地窖，一批穿著制服，扮演獄卒的角色，另一批則扮演囚犯。實驗其間，扮演獄卒的，經常呼喝扮演囚犯的。三個月後，把他們從地窖放出來，過回以往的學生生活。「囚犯」仍然畏懼「獄卒」，見到「獄卒」時，仍然聽命於後者。
這就像有些人聽從老上司、父執輩的說話，縱使後者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但對他們亦會畏懼三分，這是出於傳統、出於慣性，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慈禧太后信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領練兵事務，整個北洋系的軍隊，均由他一手訓練、提拔出身，是他的嫡系。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一道上諭，即使當時的袁世凱擁有全權調遣軍隊的權力，也得乖乖的交出四鎮兵權和兼領的練兵事務;一九零七年，慈禧太后再一道命令，又把袁世凱的軍權剝掉，明升暗降他為軍機大臣。別說是有無上權威「老佛爺」，就算在慈禧太后死後，毫無威信的攝政王載澧意圖殺袁，袁世凱也萬萬不敢造反，只一心漏夜「著草」到日本避風頭。後來載澧改變主意，著袁「回藉養痾」，袁世凱只有回到家鄉，戴著斗笠、披著箕衣、在漁舟上釣魚。可見得那時的袁世凱仍然非常畏懼清廷，因為清廷擁有他所沒有的權威，這是二百多年的慣性統治製造出來的名牌。
就算到了清朝瀕臨亡國，中央疲弱不堪，大官如總督巡撫，御旨要他退任，立刻便退任，要他交出兵權，也得立刻交出來不可。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廷無法對抗革命軍，才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凱，統兵平亂，誰知給袁世凱來個窩裡反，才反掉了清朝的江山。
早前有人預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四分五裂。當時我斷定不會，因為中國過渡了「瓶頸危機」，人民已養成了服從的慣性，成就了對政權堅強的忠誠度。當「權力」變成了「權威」，人們便不會考慮它背後的勢力;港英政府有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長期統治在先，在市民的心目中，早已培養出極強的權威。但到了特區政府，並無傳統威信，所有市民對它都沒有尊重之心，只能乞靈於北京的威信，但偏偏香港有很大部分的人，並不服從北京的威信。
對於過渡了「瓶頸危機」的政權，究竟怎樣才會滅亡呢?現在得說到第二種滅亡的原因:土地兼併。
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後期，官僚架構越來越大，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兼併也會越來越厲害。例如漢朝從「文景之治」時，實行「黃老政治」，富人和貴族開始兼併窮人的土地，有時用金錢巧取，有時用勢力豪奪，到了西漢末年，人口有三千多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民根本無法生活。所以王莽纂漢，成立新朝之後，才提出「限民名田」，規定八口以上的家庭，不得擁有超過九百畝田，而沒有田地的佃農，則由政府給予土地，以一家一百畝為原則。但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結果還是失敗了。農民沒有飯吃，只有造反。新朝末年的「赤眉之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黃巢之亂」，宋朝的「方臘之亂」，及直接推翻了明朝的「李闖起義」，清朝的「太平天國」，都是同一類型的農民起義。
大部份的人民都在造反期間被殺死了，土地重新分配。東漢末年有六千多萬人，經過了改朝換代的大屠殺後，到了三國時代，全中國只剩下三百萬人。李自成反明，軍隊殺至河南，「赤地千里無人煙」，真是血流成河!
造反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被鎮壓了，這佔了大多數;另一種是極度幸運地，成功了，成為新的武力集團，於是「瓶頸危機」和「土地兼併」的循環再度開始。但無論是成是敗，經過了大屠殺之後，又變回了人少地多，大家都擁有了田地，問題遂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這是臨時解決方法。之後，土地再逐漸兼併，矛盾到了盡頭，又再發了農民起義把舊政推翻。這個循環，大概需時二、三百年。因此朝代革命大慨在這個範圍，而二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個泥沼內循環不能自拔。
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兩代政權轉接間，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人雖多，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因此，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共產黨提倡「土改」，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國民黨遂被打敗，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誰知後來實行共產，土地收歸國有，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農民卻無私田可耕，比周代井田制度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情況還要糟，問題又再出現。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名句:「千古興亡多少恨，輕歌一唱萬山驚」，把這些朝代興亡的故事，盡化在兩句嘆喟中。
第五節 黍離
這幾年來，我經常作一個夢，夢見自己白髮蒼蒼，老態龍鍾地在踽踽獨行。到處都是頹垣敗瓦，大團大團的黑雲低壓在頭上，荒涼得像是世界末日。忽然，我若有所見，衝過去，撥開一堆殘枝敗葉，赫然見到放在維多利亞公園裡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原來，這裏是香港!
跟著，我從夢中驚醒，冒出一身冷汗。當然，這個夢是受到電影《猿人襲地球》所影響:查爾登希士頓是太空人，去到一個很遙遠的星球，那裏由猿人統治。猿人懂得說話，到處狩獵人類，將人類捉回來，囚在鐵籠裏。查爾登希士頓千辛萬苦才逃脫，在猿人追殺下，逃到一個荒涼沙灘，在沙堆中，見到自由神像的頭部和火炬。原來，這裏是核戰後的地球，人類已經退化為野蠻人，而猿人則進化，還主宰了地球:::最後的鏡頭更是令人畢生難忘，查爾登希士頓悲憤莫名，握拳向空，大聲控訴:「You fools.You fools (你們這些傻瓜)!」其實是控訴掌權人士的愚蠢，令地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我從事影視界多年，電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令我在香港璀璨輝煌的時候，神經過敏地，想到頹垣敗瓦的景象。但亦因為我受舊文學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致，盛衰無常的興嘆，是中國文學的一大主流感情的表達，當中極淺白易懂的。可算是馬致遠的《雙調．夜行船秋思》
二千年來，文人都有描寫這種感情，它甚至有專門的名稱，叫做「故國黍離」。
「黍離」出自《詩經．黍離》，字面的解釋是這樣的：
表面看來，內容純是離鄉別井的愁思。但據漢代儒學家毛萇注解《詩經》的《毛詩》說，周朝的首都鎬京被北方的蠻族玁狁(即匈奴)侵略後，遷到洛邑。後來，周平王將玁狁趕出中原，重返舊都，緬懷一番，見到以往的宗廟宮室：已經長滿了高梁，哀傷西周滅亡，在廢墟中不忍離去，因此，創作了這首詩。
公元前二七七年，秦國大將白起攻進了郢都(即楚國首都)，燒掉了楚國歷代國王的陵墓。當時屈原己被流放到東方多年，在他的《九章，哀郢》中，抒發了幻想重返郢都，面對故都變成廢墟，所抒發的情懷。
跟著下來，我的思維飄到最多文人吟詠的金陵(現在南京附近)。
金陵(今日南京附近)是過去東吳、東晉、南宋、南齊、南梁、南陳六朝的首都(註二)。在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時，北方胡騎縱橫，南方則保持了太平，士大夫和貴族紛紛南渡，增加了人口和文化的流入，更促進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南方怡人的天氣更適宜遊樂，使金陵的繁榮達到顛峰，持續三百年作為各王朝的首都。
陳後主(陳朝末代皇帝陳叔寶)的寵妃張麗華，一頭馬髮長得披在地下，黑得發亮。當時惰軍大將韓擒虎率領大軍南下，到了長江北岸，陳後主還相信命相的預言，以為北軍很快敗退。聽到北軍死了一些馬匹，君臣還齊聲說，馬匹遲早會屬於我們的，北軍為甚麼不好好為我們看管呀，真可惜!京城已經危在旦夕，宮廷中，陳後主和張麗華還在結綺樓上，欣賞新作的樂曲《玉樹後庭花》，這就是所謂的「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到了國破之時，陳後主和張麗華躲在井內，被人發現，兩人被吊出來時，張麗華的嘴唇印在井邊，唇印洗也洗不掉，成為名勝「胭脂井」。
其後，金陵長期淪為廢墟，大家想想，這是何等香艷、何等傳奇、何等引人遐想!所以，懷念金陵六朝繁榮，千多年來，有無數文人吟詠，相信杜牧的《泊秦淮》最人所熟悉：
這裏說的是亡國之恨，而不是對遺墟的憑弔，王安石的《桂枝香》則更為貼切：
但最深刻的，還得數南宋詞人姜夔(姜白石)的《揚州慢》。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國的軍隊南侵，揚州遭受到慘重的破壞。姜愛在詞的序言這樣寫：
這首詞寫出了以下名句:
其中「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所寫的那種悲苦的情懷，令我感受至深。
從夢見自已老態龍鍾地在廢墟中看見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卻驚覺廢墟原來是香港，又對廢墟產生了一連串古人的愁思，我應該收拾情懷，從客觀理性的歷史角度，去考慮香港的前途。
香港最終會否變成廢墟?我們且從歷史的興亡、城市的興衰，以推測到香港這城市興起的原因，以及預測香港的前途。
註一:屈原《九章．哀郢》篇:「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耶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合慼。」
註二:其後金陵(後來改名南京)還做過南唐、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首都。
註三:千巖老人指蕭德藻。姜夔是他的姪女婿，曾跟他學詩。
註四:姜夔《揚州慢》的序:「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霧，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怡然，感概今昔，因自度上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註五:「二十四橋」有兩種說法:一指在揚州西郊的一座橋，相傳古代有二十四個美人在裹吹蕭。另一指唐朝時揚州一共有二十四座橋，但到了北宋，已殘缺不全。
跟著，我從夢中驚醒，冒出一身冷汗。當然，這個夢是受到電影《猿人襲地球》所影響:查爾登希士頓是太空人，去到一個很遙遠的星球，那裏由猿人統治。猿人懂得說話，到處狩獵人類，將人類捉回來，囚在鐵籠裏。查爾登希士頓千辛萬苦才逃脫，在猿人追殺下，逃到一個荒涼沙灘，在沙堆中，見到自由神像的頭部和火炬。原來，這裏是核戰後的地球，人類已經退化為野蠻人，而猿人則進化，還主宰了地球:::最後的鏡頭更是令人畢生難忘，查爾登希士頓悲憤莫名，握拳向空，大聲控訴:「You fools.You fools (你們這些傻瓜)!」其實是控訴掌權人士的愚蠢，令地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我從事影視界多年，電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令我在香港璀璨輝煌的時候，神經過敏地，想到頹垣敗瓦的景象。但亦因為我受舊文學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致，盛衰無常的興嘆，是中國文學的一大主流感情的表達，當中極淺白易懂的。可算是馬致遠的《雙調．夜行船秋思》
「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麼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秦漢時代偉大輝煌的宮殿，現在變成了牛群和羊群放牧的草地。這個方向望去，是荒廢的墳墓，那個方向望去，是折斷的石碑，沒有人知道，碑上所刻的，墳內所葬的，究竟是大英雄，還是不知名的小人物。」
二千年來，文人都有描寫這種感情，它甚至有專門的名稱，叫做「故國黍離」。
「黍離」出自《詩經．黍離》，字面的解釋是這樣的：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擾，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看小米長滿在田野間，高梁的穗兒垂下頭。遠行在即，舉步艱難，精神恍惚，好像醉酒的感覺。明白我的人，知道我心煩擾，不明白我的人，以為我有甚麼目的，遙遠的蒼天啊，是誰害我離鄉別井?」
表面看來，內容純是離鄉別井的愁思。但據漢代儒學家毛萇注解《詩經》的《毛詩》說，周朝的首都鎬京被北方的蠻族玁狁(即匈奴)侵略後，遷到洛邑。後來，周平王將玁狁趕出中原，重返舊都，緬懷一番，見到以往的宗廟宮室：已經長滿了高梁，哀傷西周滅亡，在廢墟中不忍離去，因此，創作了這首詩。
公元前二七七年，秦國大將白起攻進了郢都(即楚國首都)，燒掉了楚國歷代國王的陵墓。當時屈原己被流放到東方多年，在他的《九章，哀郢》中，抒發了幻想重返郢都，面對故都變成廢墟，所抒發的情懷。
「誰想到昔日宏偉的建築會變成廢墟!誰想到郢都的兩座東門會變成荒蕪!我內心不快樂得太久了，憂傷銜接著愁苦。到郢都去的路程是那麼遙遠，又被江水與夏水分隔，不得渡航。忽然地離開郢都，真令我難以置信，如今已整整九年，仍舊不能返回。我的內心慘痛鬱結而不能開朗，失意憂愁而充滿悲傷。」(註一)
跟著下來，我的思維飄到最多文人吟詠的金陵(現在南京附近)。
金陵(今日南京附近)是過去東吳、東晉、南宋、南齊、南梁、南陳六朝的首都(註二)。在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時，北方胡騎縱橫，南方則保持了太平，士大夫和貴族紛紛南渡，增加了人口和文化的流入，更促進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南方怡人的天氣更適宜遊樂，使金陵的繁榮達到顛峰，持續三百年作為各王朝的首都。
陳後主(陳朝末代皇帝陳叔寶)的寵妃張麗華，一頭馬髮長得披在地下，黑得發亮。當時惰軍大將韓擒虎率領大軍南下，到了長江北岸，陳後主還相信命相的預言，以為北軍很快敗退。聽到北軍死了一些馬匹，君臣還齊聲說，馬匹遲早會屬於我們的，北軍為甚麼不好好為我們看管呀，真可惜!京城已經危在旦夕，宮廷中，陳後主和張麗華還在結綺樓上，欣賞新作的樂曲《玉樹後庭花》，這就是所謂的「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到了國破之時，陳後主和張麗華躲在井內，被人發現，兩人被吊出來時，張麗華的嘴唇印在井邊，唇印洗也洗不掉，成為名勝「胭脂井」。
其後，金陵長期淪為廢墟，大家想想，這是何等香艷、何等傳奇、何等引人遐想!所以，懷念金陵六朝繁榮，千多年來，有無數文人吟詠，相信杜牧的《泊秦淮》最人所熟悉：
「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在一個濕氣凝聚、煙霧迷濛的晚上，我將船停泊在秦淮河附近，遠處的酒家傳來歌聲，歌女不知亡國的悲痛，常常遙望故國，唱著陳後主的《王樹後庭花》。)
這裏說的是亡國之恨，而不是對遺墟的憑弔，王安石的《桂枝香》則更為貼切：
「念往昔，繁華競逐，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搓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想起過去，這裏一片繁華，城門外、綺樓上(借用前述陳後主在結綺樓的典故)，悲痛遺恨的事不斷出現。歷代以來，人們登臨高處，憑弔古代遺跡，空嘆興盛衰亡，東吳，夷晉、南宋、南齊、南梁、南陳，六個朝代的興亡往事，都像流水消逝了，只有在寒氣裏的衰草，依舊一年一度蔥綠。到了今日，歌女還不時唱著陳後主的《王樹後庭花*。」
但最深刻的，還得數南宋詞人姜夔(姜白石)的《揚州慢》。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國的軍隊南侵，揚州遭受到慘重的破壞。姜愛在詞的序言這樣寫：
「宋孝宗淳熙二年冬至日，我經過揚州。下了一夜的雪剛剛停止，只見遍地薺菜和麥子。入城後，只見四處蕭條，碧綠的溪水自流。太陽漸漸升起，傳來戌角悲吟。悽搶的感覺湧上心頭，感慨今昔的景象已大有不同，因此作這首曲。千巖老人(註三)聽過這首歌後，認為有《黍離》的悲傷感覺。」(註四)
這首詞寫出了以下名句:
「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自從金兵的戰馬離開長江之後，剩下的，只有廢棄的水池和古老的大樹，人們至今仍厭恨那一場戰爭洗劫。黃昏將近，淒清的號角聲在寒冷中迴盪盤旋。......二十四橋(註五)仍在老地方，但只有冷清的月色在水波蕩漾。橋邊的紅芍藥年年開花，不知為誰而生呢?」
其中「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所寫的那種悲苦的情懷，令我感受至深。
從夢見自已老態龍鍾地在廢墟中看見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卻驚覺廢墟原來是香港，又對廢墟產生了一連串古人的愁思，我應該收拾情懷，從客觀理性的歷史角度，去考慮香港的前途。
香港最終會否變成廢墟?我們且從歷史的興亡、城市的興衰，以推測到香港這城市興起的原因，以及預測香港的前途。
註一:屈原《九章．哀郢》篇:「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耶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合慼。」
註二:其後金陵(後來改名南京)還做過南唐、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首都。
註三:千巖老人指蕭德藻。姜夔是他的姪女婿，曾跟他學詩。
註四:姜夔《揚州慢》的序:「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霧，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怡然，感概今昔，因自度上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註五:「二十四橋」有兩種說法:一指在揚州西郊的一座橋，相傳古代有二十四個美人在裹吹蕭。另一指唐朝時揚州一共有二十四座橋，但到了北宋，已殘缺不全。
第四節 治安策一
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
在新城的記者招待會，我宣布「開咪」，做晨早節目《平息你的風波》的主持人，記者反應劇烈，主要是想我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在淡出娛樂圈幕前二十年、幕後五年之後，我為甚麼會再出來做節目﹖
第二，我這行動是否針對鄭經翰﹖
對第二個問題，我當時的答案是這樣的﹕我認識鄭經翰，但只是泛泛之交，而我對他主持節目的形式，並不認同。我認為，電台節目主持人應該明白，大氣電波是公共財產，根據廣播守則，討論問題應該盡量客觀持平，鄭經翰主持的作風霸道非常，經常截斷對方的說話，不給予不同意見充份發表的空間，並不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者所應為。在討論過程中，亦不能做到就事論事，充份擺事實、講道理，其作風我實在不敢苟同。我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發揚客觀理性論事的風氣，培養香港人分析論理的能力，雖然，我個人所能影響的非常有限，但對社會不無好處。
我和鄭經翰對民主觀念接近，除此之外，信念就絕少相同。簡單來說，他是一個左派（根據經典解釋），而我是一個右派，當時我的感覺是，在香港政界和輿論界，左派勢力非常大，或者正確一點說，左派的聲音非常大，民粹派、工會派、福利派觀點充斥。對於任何社會問題，答案都是加強管制，結果是政府架構不停擴大，同時令到經濟彈性減少，蠶食市場經濟體系基礎。
相反地，正確表達右派觀點則寥寥無幾。我希望能夠平衡一下。
當時有人問我是否要與鄭經翰爭一日長短，當時我引了莊子一個故事，鳳凰（鵷鶵）是神鳥，非梧桐子不食，非最乾淨的泉水不飲，有一隻貓頭鷹，找著了一隻死老鼠，鳳凰剛好在頭上飛過，貓頭鷹大聲厲叫，想恐嚇鳳凰，恐怕鳳凰搶走他的死老鼠。(註一)
鄭經翰回應說我當觀眾是死老鼠，以鄭經翰的學識，不明白這個寓言的含義，自是意料之中。其實我的意思是最佳電台主持人，這樣的蝸角虛名，何嘗在我心中﹖北方人的諺語﹕「沒有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我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在無線主持晚間新聞，我負責周一至周五，劉家傑負責周六和周日。當日李志中為狄娜自殺後，劉家傑寫公開信表白和狄娜的戀情，寫下「一紙婚書不能阻擋這三十年來一份不平凡的情意」這名句時，我正在他左右。
當年晚間新聞的收視率長期高踞收視首席，我好歹也曾經是最受歡迎電視節目主持人，廿三年後，經歷過無數起跌浮沉後，如何會搶鄭經翰的死老鼠？更何況，還要每天早上七點鐘起床趕往電台。
當張承勷和我商量做《平息你的風波》時，我一口答應。原因只得一個，就是我對香港前途還有一點意見，不吐不快。畢竟，我是個香港人。
我到過很多地方﹕美國的大峽谷是天然的雄奇。巴黎的凱旋門是在拿破崙三世時代由頭到尾重建的，莊嚴崇高，盡顯世界文化中心的氣派。羅馬是古城，到處都是歷史，有著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紐約的百老匯每天都有數不盡文化活動，在那裏可以過著最高質素、也最充實的精神生活。但包括巴黎、紐約在內，沒有一處地方有本港這樣美麗的夜景，及像香港這樣充滿生命力。
香港的夜景，我怎樣說好呢﹖香港的夜景是無可比擬的。
夜景靠的主要是燈光，世界上有幾多個大城市有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市中心可能有，但住宅區多是低平房，有那個城市的公共房屋都是二、三十層高的大廈﹖不只這樣，這個城市又必需是靠山近海，才能突顯夜景的美麗，唯有靠山，大廈燈光才會層層疊起，如七寶樓台，唯有面海，才有海面燈光反映，如夢如幻，有海市蜃樓之感。
就算上述條件齊備的大城市，夜景也比不上香港。外國人多注重私穩，帘雖設而常閉，住宅區晚上一片漆黑，香港人很少拉上窗簾（很多民居連窗簾都沒有）因此晚上整座大廈燈火通明。這是民族性格使然，亦令其他大城市難與香港爭光。
在外國，就算是最繁榮的城市，最多不過是在紅燈區，或者某些特別繁盛地區，才會徹夜熱鬧。但在香港，無論多晚，無論地方多偏僻，只要等上十至十五分鐘，必定有的士經過。旺角、銅鑼灣這些不夜天不算，就是遠至大埔、屯門、元朗的公共屋村，凌晨過後，照樣一片喧鬧，到處都是無牌熟食檔。
說到吃，那處地方有香港這麼多的游水海鮮？為何比我們富裕的地方也很少有游水海鮮供應？供應游水海鮮必需有很多配套設施，魚缸、汽泵、海水、活魚迅速運輸系統，這些設備香港四五十年前已經完善齊備，近十年來，其他有中國人社群的地方才陸續添置。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唯有粵菜才有蒸魚，而只有蒸魚必需要用活魚。其他的烹調法，則活魚和冰鮮魚，吃起來沒有多大分別，有怎麼理由要投資供應游水海鮮？這就來到問題的核心﹕中菜以粵菜為首，而粵菜又以香港獨領風騷，粵菜優勝地方是以平淡口味為主，而口味清淡就要以原料新鮮取勝。所以，粵菜的貴重實在遠超其他地方食譜，舊廣東諺語﹕「富貴三代，然後知食飯穿衣」。一處地方必須高度經濟蓬勃，才有本錢發展出精緻的食譜。正如法國經過了路易十四的「太陽王」盛世，才令法國有了傲視西方的佳餚美食。廣東菜從清代中葉「十三行」時代開始發展，再經香港三十年繁榮，才有這樣大的成就，更加成為了中國菜在全世界的代表作。
說香港是「美食天堂」，絕非過譽。別說廣東菜，就是杭州菜，我們也有價錢最貴、材料最挑剔的、烹調最考究的天香樓。世界有甚麼地方，能像香港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繽紛美食的呢？
遍地的美食，恰好證明香港人的活力和拼勁。一份正職、數份兼職，甚至是數份正職的香港人，比比皆是。服務的態度可能粗暴一點，但論手腳之快，世界上決沒有任何地方的人比得上香港的收銀員、售貨員、服務員。
香港人非但快，而且懂得「執生」，隨時隨地隨機應變﹕七天拍完一部電影，美國、以至全世界都做不到。日本人也許速度同樣快，但香港人還可以不用劇本，現場「飛紙仔」，作為臨時劇本，照樣可以「七日鮮」。事事講求規矩、不懂靈活變通的日本人，沒有完整劇本，便不可能把一齣電影拍出來。
就像是互聯網，在一九九九年五月，香港人普遍不知互聯網為何物，直至盈科「借殼」德信佳，股價一日間狂升二十二倍之後，人們突然知曉互聯網有利可圖，不到半年，七百萬
香港人均速成互聯網專家，上市公司紛紛轉型成為網股，幾乎到了無股不網的地步！
我是中國人，有著中國人含蓄的本性，感情發於心而不露於外，正如我對香港人的感情，也是內蘊的。不移民是我一貫的原則，「六四事件」後，受家中婦孺催促，我曾經鍾情移民加拿大，到了九一年，移民批准，我略為猶疑後，就把入境簽證撕掉，至今無悔，我希望到死之日仍是香港人。我的員工九成是國內人，但是我遇上困難、有仗要打時，第一時間，總是想到找香港人去領兵。《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沒有良兵，連廉頗這樣的名將也無法立功，難怪我「聞鼙鼓，思港人」了。(註二)
《左傳》說：「心之所謂危，亦以告也。」由於我有太多的衷心話跟大家說，所以終於決定每天晨早起床，自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起，與吳明林一起主持《平息你的風波》。
當時，金融風暴已發生了五個月，香港地產暴跌了三成，社會一片惶惶然不可終日。我不能不深切反省，究竟香港前途是怎樣﹖我們面臨的，只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的下坡路﹖
如果我有一點長處的話，就是在反省能力，我不會自欺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力求冷靜客觀。這是我多年努力改進自己的成果，牽涉到我怎樣評估人的才能。
我讀中六時，開始留意成功人士的事蹟。我很驚奇地發現，才智過人的人往往不能出人頭地，在社會上名成利就的人，其實多是中庸之才。似乎才智並非決定事業成敗主要因素。
後來，我再用心觀察，得出一個結論﹕性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西諺有云﹕「性格就是命運」。古典希臘悲劇都是命運悲劇，大家比較熟識的《伊底匹斯王》(註三)，就是這類作品典型。
伊底匹斯是底比斯國王的兒子，出生時被神諭預言，他將娶母而殺父。底比斯國王遂命僕人將他殺死，但僕人不忍心，把小伊底匹斯送給來自柯林斯的牧人。伊底匹斯在柯林斯國長大，並成為柯國王子。後來他到神殿求神諭，神諭預言他會殺父娶母，於是他逃離了柯林斯。
在途中，伊底匹斯與一個老人爭路，殺掉該人，不知該老人便是他生父。當時底比斯正受人面獅身獸的禍害，他殺掉了怪獸，成為底比斯的救星。其時國王己死，伊底匹斯順理成章被擁立為國王，並且接收了皇后，即他的生母。兜兜轉轉，伊底匹斯王終於難逃神諭的宿命，殺父、娶母。他發現真相後，自挖雙目，然後流浪人間。
這類戲劇表現出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在命運玩弄下，越是掙扎去逃避，越是深陷不拔。同樣的主題，後來在英國文學中不停閃現。
沙士比亞名劇《李爾王》有以下名句﹕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梁實秋譯文﹕我們在天神掌裏，等於是蒼蠅在頑童手裏，他們做為遊戲就把我們殺了。)」
哈地(Thomas Hardy, 1840-1928)在《黛絲姑娘》(Tess of D’urberville)亦這樣說﹕
「Until the immortals have finished the game with Tess
(直至諸神完結了對黛絲姑娘的遊戲) 。」
在中國，《老子》也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說法。
到了希臘晚期，阿里士多德的時代(註四)左右，悲劇的主角開始由命運換成性格（由外因變成內因）。到了莎士比亞時代，這轉變已經完成。莎翁的「四大悲劇」都是性格悲劇﹕《王子復仇記》(Hamlet) 的哈姆雷特想殺親叔父為父親報仇，但又怕母親不快(母親與叔父有親情)，猶豫不決，終於使到所有人都被殺。《金殿屠龍》（Macbeth）的麥克白在妻子教唆之下，弒君奪位，終於被殺身亡，寫的是野心。《奧塞羅》(Othello)深信謠言，以為妻子對自己不忠，殺死妻子，發現真相後自殺身亡，寫的是妒忌。《李爾王》喜歡諂媚，驅逐最忠心第三女，卻把國土分給最諂媚的長次二女，結果長、次二女把他驅逐，三女則決意想為父親報仇。這些悲劇英雄既非大仁大義，亦非大奸大惡，但性格充滿了弱點，這些弱點使他們不能自拔地一步步走向悲慘的收場。
性格對人的際遇起著決定性作用。大學一年級時，我更歸納出成功人必需具備的三種性格，當時我稱為六字真言﹕自信、自律、毅力。
如果大家觀察所有的「成功人仕」，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多是他們充滿自信。客觀世界是這樣的複雜紛紜，有時完全相反的理論，雙方看起來都似乎相當有理，沒有充份自信心的人，很容易進退失據，不知所措。
《伊索寓言》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兩父子帶一隻驢子進城。起初是兒子騎驢，父親拖驢走，但路旁的人罵兒子不孝﹕怎可自己騎驢，讓父親走路？於是，兩父子掉轉位置，路旁人又罵父親﹕怎可忍心自己騎驢，讓兒子步行？於是，兩父子一齊騎驢，路旁人又罵這兩父子殘忍﹕是否想騎死驢子？於是，兩父子都不騎驢，路旁人又罵他們愚蠢，有驢子也不騎，情願走路。搞來搞去，兩父子惟有把驢子紮起，抬進城去。
中國成語故事有「建屋道旁，三年不成」，也是同一意思。其實世事往往殊途而同歸，祗要你認定方向，鍥而不捨，往往能達到目的。如果歧路徘徊，終將一事無成。而充滿自信心的人，則勝在行事果斷，起碼在轉機的掌握上較勝一籌。
毅力是第二個重要因素。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挫敗、失誤是每日都遭遇到的事，要在某一行業出人投地，亦必須下過苦功夫。意志薄弱的人容易中途而廢，必須是有毅力的人，才能在失敗中汲取教訓，在艱苦磨練中成長。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一個故事，說英國的阿瑟王(King Arthur)屢次被人打敗。他躲在山洞中，心灰意冷，恰好看到一隻蜘蛛結網，每次不是被風吹掉，就是被其他動物破壞，但蜘蛛鍥而不舍，經過七次嘗試，終於成功。
唸小一時，又有一篇課文說﹕「李白小時很懶惰，天天不願去上課，街上看見老婆婆，拿著鐵棒慢慢磨。李白看到很驚奇，走上前去問究竟。她說要磨一根針，李白聽了很感動，從此讀書很用功，後來成為大詩人，多虧她的好教訓。」又或者是「毛澤東老三篇」，亦有一篇說到「愚公移山」。當然，這些都是寓言故事，但沒有毅力的人，實在極難得到成就。
毅力和自信，兩者有密切關係。唯有對最後會成功有充份信心，才能在困難中堅持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自律精神，也是徒然。廿多年前，我知道包玉剛每天早上六時，都會到深水灣游早泳，寒暑不易。我這個每次意圖做運動減肥，都只做得一兩次，就中途而廢的人，對他不禁五體投地。你問每個小學生，都知道應該努力讀書，不應該整日嬉戲。正如成人明明知道要努力工作，不要賭馬、不要嫖妓，但明知不要做的，天天都做。老子有說﹕「勝人者力，自勝者強」，能夠勝過別人，因為你比別人大力，但能克服自己的弱點，才是真正堅強……非常有道理。
跟著我想補充兩個字﹕「反省」。我發現社會上雖然有很多人掌握了毅力、自信、自律，但也未能成功，就算成功了，亦很快失敗，甚至一蹶不振。尤其過去十年，我見到有太多人走向債務重整，有的甚至宣佈破產，我認為是十大商業奇才的飛圖老闆葉志銘( 註五)就是最佳的例子。
所以，我在近年，把「反省」也列入成功因素，成為了「八字真言」﹕「毅力、自信、自律、反省」。
試想想，一個人如果充滿了自信、自律及毅力，但卻沒有自省能力，他將會很容易跌入陷阱，這陷阱正如古龍小說經常提及的「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沒有反省能力的人，會很容易變成一個永遠也不能聽從別人說話的人。他雖意志堅強，但最終亦會欺騙自己，太過樂觀去看一件事物，而最終挫敗。
換言之，「反省」可以大大減低一個人的失敗機會。
到了一九九四年，哈佛大學行為與頭腦科學教授高曼(Daniel Goleman)提出了「情緒商數」(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說法，跟我先前「八字真言」的想法不謀而合。
高曼提出「自信、好奇、意圖、自制、人際關係、溝通能力、合作」七種能力，只是「八字真言」的變調。只是「八字真言」不涉及好奇、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力，但上述三項似乎是才能多於情緒。
若果一個人擁有自信、自律、毅力，而又能客觀冷靜地反省自己的強弱點，他已經衝破了「聰明」，達到「智慧」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說：「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在毅力和自律方面，我做得相當差，所以才會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幸而我能夠在反省這方面下功夫，所以，在九八年後，當香港的經濟飽受創傷之際，我跳出來，客觀及冷靜地反省香港的長遠前途。
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以後的五個月，香港經濟捱了多記重擊，政權的轉變亦似乎做成了香港精神面貌的重大變化。這些變故引起我的憂慮，對香港問題作出深刻的反省。第一日主持電台節目，我引用了賈誼的《治安策》。
賈誼的故事，我自幼耳熟能詳，但年輕的朋友未必熟識。當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第一篇背誦的古文是《滕王閣序》，其中雖然當時並不懂解釋，但久不久吟一吟「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搖頭擺腦，相當寫意。《滕王閣序》中，亦提到﹕「屈賈誼於長沙，豈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不乏明時。」有漢文帝這樣的好皇帝，亦會將賈誼這樣的賢人從首都權力中心外放到長沙，曹操這樣英明的領導，梁鴻這樣的忠臣亦難免被佞臣饞言所害，被逐往北海。「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幸而，君子能夠安於貧窮，通達的人知道命運難以勉強，所以失意亦不會怨恨，好像馬援那樣，老當益壯，要戰死沙場的人，怎會傷心年華老去，越窮意志越堅定，不會失墮了崇高的志氣。
我引賈誼《治安策》，比喻香港的局勢，主要是因為漢文帝時，很多人都以為天下太平，就好像大家以為香港的繁榮不可破，而事實上，「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睡在床上，而床下堆滿乾柴，「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單單欠了燃點的火花，就以為很安全，「方今之勢，何異至此」，香港的局勢我也認為正是這樣！
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李商隱的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夕，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被貶之後，文帝忽然掛念他，便把他從長沙請回來，兩人詳談到深夜，文帝越談身體越向前傾，留神賈誼說的話，可惜所問是鬼神的來源，不是問天下百姓的大事。結果亦不能用賈誼，一九九九年復活節，我曾被邀前往特首上水別墅一談，竟然，亦有多少這種感覺。
《治安策》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賈誼是說當時西漢局勢在表面的繁榮安定之下，值得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流眼淚的事有二件，講起來就令人嘆氣搖頭不已的事有六件。我對當時香港局勢亦有同感。
大城市的興起與滅亡，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由很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了地緣、交通、政經制度、外圍或人為因素等等。有些是長期原因，例如羅馬和中國的長安是當時政治文化的中心，成為了空前繁榮的超級城市，其興盛的原因，大多是長期性的，但一旦形成了強勢，便可以長期維持，羅馬帝國的羅馬城興旺了五百年，中國的首都長安興旺了一千年，直至羅馬帝國衰亡後，中國權力中心東移後，但到了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羅馬和西安雖然「一哥」不再，但羅馬仍是意大利首都、是西歐前五名的大城市，西安仍雄峙中國西北，是陜西、甘肅等地的首席城市。
但是，有些大城市既然只是奠基於單一的偶然因素，一旦情勢逆轉，單一因素消失了，繁榮也就迅速凋謝，不復存在。
在一八四○年，香港不過是一片「光禿石山」，如果她有任何長期客觀的成功條件，早就繁榮起來了。但她直到英國人到來之前，還只是一個住了七千四百五十人的小島，肯定不存在任何必然成功的原因。所以，香港的崛起，只是一個偶然，短期、人為的因素，是政治的產品。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才無數，但人工只是香港的五分之一。我們的人工和生活水準要長期高出內地五倍，在回歸以後，我們成為一個中國城市，就難免要與其他中國城市比較，而北京、特區政府、香港人都沒有正視這問題，給予香港正確的新地緣政治定位，反而不停削弱香港原來賴以生存獨特性。
身為香港人，想到這裏，怎不抱頭痛哭？
值得流淚的兩項事是人才飄零和教育的失敗。
人才淍零最好的例子，在演藝界。
很多人問我：「香港的電影事業何會如此衰落？」我答：「沒有人才！」。大家試想想，在八零年代，當我這一輩人從電視走向電影的時候，拍電影的人如徐克、麥當雄、王晶，到二十年的今天也後繼無人，蹺段拍來拍去，不斷重覆，自然沒有人看電影。電視亦是一樣，看一看八零年的電視劇劇本，基本上好過現在，何解？因為現在沒有新的創作人才。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新的創作人才？」我想到的有幾個理由：
第一，當然是香港較以前富裕，人在艱難困苦中成長，有了錢則「蓆豐而履厚」，無法接受艱苦的挑戰，亦都沒有刻苦向學的精神。尤其是，現代人很多是獨生子女，太被父母寵愛了。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上，讀書人有讀書人的責任，即「以天下為己任」。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這一輩的讀書人通常都有這種使命、有讀書人道義上的責任，在中國文化完全失墮之後，新的一輩也失墮了這種責任感，但又未能學會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求真的精神，這精神進一步發展，成為科學。現代人對原則的執著、對言論自由、法治精神的堅決維持，這一點香港人就學不到。在兩面傳統文化都沒有的時候，是個價值觀念的失墮，而價值觀念失墮，會做成職業水準的失落。我們看看美國的「紅番」(政治正確的說法是「土著」)就知道，他們失去了「印第安人」的傳統，又學不到西方的傳統，結果日日酗酒，整個民族的精神已完全失墮。
第三，是文字文化的失落。小時候常看武俠小說或其他書本，是很平常的事，二、三十年，電視、錄影及漫畫興起，人們看的是影像，學的也是影像，而不學文字。而影像文化「先天上」是淺薄的，何解？因為你看一個人的「公仔」及表情，你能夠猜到他內心有多複雜嗎？如果寫小說，寫一個人內心的感覺，至少也要廿多頁紙，當中怎樣錯綜複雜，他怎樣矛盾，作者一路徘徊、盤算，這些在影像上完全不能表達出來。最複雜的理論到今時今日都只能夠用文字來演繹，而後生的一輩完全不看文字，只靠影像，文化水準自然低落。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教育的失敗。
一直以來，香港實行東方式的填鴨式教育，這種教育方式的缺點是窒息學生的思考能力，優點是基礎知識紮實。現時的教育政策，卻是拋棄了原來的優點，卻學不到外國人的獨立思維能力，《莊子》說過一個故事：燕國的的少年羨慕趙國首都邯鄲的人走路時昂首闊步，煞是好看，於是巴巴走去「邯鄲學步」，結果學不成邯鄲人走路，反而忘記了自己走路的方法，只有爬呀爬呀的爬回燕國。(註六)
天網旗下「CyberTV」有一個叫「網上問功課」的節目，我們請了一位大學生當主持人。這位中大學生中學唸文科，會考成績是6A2B，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是4AlB，中文中史成績都是A，可算是所謂的「狀元」了。但當她被網友問及「朱熹」是誰時，竟然答不出來，甚至連朱熹的名字也沒聽過!這不是偶然失憶事件，同樣，他亦不能舉出民國任何一位文學家的名字，亦不知「林彪」是怎麼人。被問及「TradeWind」時，她竟然答道不知這個是地理名詞還是經濟學名詞。
這樣的學識，在我那個年代來說，中學會考文史一定不合格，今日我們浪費公帑，製造大量這樣水準的大學生，不問質素，是在自欺欺人。反正不論質素，不如將中六改名為大學，我們的大學生數目將更大，而節省了很多民脂民膏。
一個地方的盛衰消長，與人才多少，有直接的關係，梁啟超的《新民論》是這樣說的：
老一輩的文化「花果飄零」，薪盡而無法火傳，教育失敗，人才凋謝，新民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又怎能不掉下眼淚呢?
至於令我嘆氣搖頭不己的事，則一共有六件:曰「公營部門擁腫」、曰「損害自由經濟」、曰「法制崩壞」、曰「環境日漸劣化」、曰「社會分崩離析」、曰「政府好大喜功」。當日我就是懷著說明這些問題的抱負，踏上新城做節目，但兩年後，我就不得不承認失敗，從這個崗位退下來。
註一：《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日：「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島，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日：「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二:《史記．廉頗蘭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註三:《伊底匹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古希臘的傳說，戲劇家索福克理斯(Sophocles 公元前496-406)把它編成不朽名劇。
註四：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是希臘最後一位大哲學家。他是柏拉圖的弟子、阿歷山大的師傅，代表了希臘最光輝、也最晚期的文化。
註五: 葉志銘在七十年代以「繽繽」為牌子，製造牛仔褲，第一次發達。之後多次破產、多次再崛起，飛圖是他最近期的一戰，九十年代初期以製造卡拉OK雷射碟起家，九十年代末期則賣給商人楊受成。
註六：《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夭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在新城的記者招待會，我宣布「開咪」，做晨早節目《平息你的風波》的主持人，記者反應劇烈，主要是想我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在淡出娛樂圈幕前二十年、幕後五年之後，我為甚麼會再出來做節目﹖
第二，我這行動是否針對鄭經翰﹖
對第二個問題，我當時的答案是這樣的﹕我認識鄭經翰，但只是泛泛之交，而我對他主持節目的形式，並不認同。我認為，電台節目主持人應該明白，大氣電波是公共財產，根據廣播守則，討論問題應該盡量客觀持平，鄭經翰主持的作風霸道非常，經常截斷對方的說話，不給予不同意見充份發表的空間，並不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者所應為。在討論過程中，亦不能做到就事論事，充份擺事實、講道理，其作風我實在不敢苟同。我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發揚客觀理性論事的風氣，培養香港人分析論理的能力，雖然，我個人所能影響的非常有限，但對社會不無好處。
我和鄭經翰對民主觀念接近，除此之外，信念就絕少相同。簡單來說，他是一個左派（根據經典解釋），而我是一個右派，當時我的感覺是，在香港政界和輿論界，左派勢力非常大，或者正確一點說，左派的聲音非常大，民粹派、工會派、福利派觀點充斥。對於任何社會問題，答案都是加強管制，結果是政府架構不停擴大，同時令到經濟彈性減少，蠶食市場經濟體系基礎。
相反地，正確表達右派觀點則寥寥無幾。我希望能夠平衡一下。
當時有人問我是否要與鄭經翰爭一日長短，當時我引了莊子一個故事，鳳凰（鵷鶵）是神鳥，非梧桐子不食，非最乾淨的泉水不飲，有一隻貓頭鷹，找著了一隻死老鼠，鳳凰剛好在頭上飛過，貓頭鷹大聲厲叫，想恐嚇鳳凰，恐怕鳳凰搶走他的死老鼠。(註一)
鄭經翰回應說我當觀眾是死老鼠，以鄭經翰的學識，不明白這個寓言的含義，自是意料之中。其實我的意思是最佳電台主持人，這樣的蝸角虛名，何嘗在我心中﹖北方人的諺語﹕「沒有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我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在無線主持晚間新聞，我負責周一至周五，劉家傑負責周六和周日。當日李志中為狄娜自殺後，劉家傑寫公開信表白和狄娜的戀情，寫下「一紙婚書不能阻擋這三十年來一份不平凡的情意」這名句時，我正在他左右。
當年晚間新聞的收視率長期高踞收視首席，我好歹也曾經是最受歡迎電視節目主持人，廿三年後，經歷過無數起跌浮沉後，如何會搶鄭經翰的死老鼠？更何況，還要每天早上七點鐘起床趕往電台。
當張承勷和我商量做《平息你的風波》時，我一口答應。原因只得一個，就是我對香港前途還有一點意見，不吐不快。畢竟，我是個香港人。
我到過很多地方﹕美國的大峽谷是天然的雄奇。巴黎的凱旋門是在拿破崙三世時代由頭到尾重建的，莊嚴崇高，盡顯世界文化中心的氣派。羅馬是古城，到處都是歷史，有著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紐約的百老匯每天都有數不盡文化活動，在那裏可以過著最高質素、也最充實的精神生活。但包括巴黎、紐約在內，沒有一處地方有本港這樣美麗的夜景，及像香港這樣充滿生命力。
香港的夜景，我怎樣說好呢﹖香港的夜景是無可比擬的。
夜景靠的主要是燈光，世界上有幾多個大城市有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市中心可能有，但住宅區多是低平房，有那個城市的公共房屋都是二、三十層高的大廈﹖不只這樣，這個城市又必需是靠山近海，才能突顯夜景的美麗，唯有靠山，大廈燈光才會層層疊起，如七寶樓台，唯有面海，才有海面燈光反映，如夢如幻，有海市蜃樓之感。
就算上述條件齊備的大城市，夜景也比不上香港。外國人多注重私穩，帘雖設而常閉，住宅區晚上一片漆黑，香港人很少拉上窗簾（很多民居連窗簾都沒有）因此晚上整座大廈燈火通明。這是民族性格使然，亦令其他大城市難與香港爭光。
在外國，就算是最繁榮的城市，最多不過是在紅燈區，或者某些特別繁盛地區，才會徹夜熱鬧。但在香港，無論多晚，無論地方多偏僻，只要等上十至十五分鐘，必定有的士經過。旺角、銅鑼灣這些不夜天不算，就是遠至大埔、屯門、元朗的公共屋村，凌晨過後，照樣一片喧鬧，到處都是無牌熟食檔。
說到吃，那處地方有香港這麼多的游水海鮮？為何比我們富裕的地方也很少有游水海鮮供應？供應游水海鮮必需有很多配套設施，魚缸、汽泵、海水、活魚迅速運輸系統，這些設備香港四五十年前已經完善齊備，近十年來，其他有中國人社群的地方才陸續添置。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唯有粵菜才有蒸魚，而只有蒸魚必需要用活魚。其他的烹調法，則活魚和冰鮮魚，吃起來沒有多大分別，有怎麼理由要投資供應游水海鮮？這就來到問題的核心﹕中菜以粵菜為首，而粵菜又以香港獨領風騷，粵菜優勝地方是以平淡口味為主，而口味清淡就要以原料新鮮取勝。所以，粵菜的貴重實在遠超其他地方食譜，舊廣東諺語﹕「富貴三代，然後知食飯穿衣」。一處地方必須高度經濟蓬勃，才有本錢發展出精緻的食譜。正如法國經過了路易十四的「太陽王」盛世，才令法國有了傲視西方的佳餚美食。廣東菜從清代中葉「十三行」時代開始發展，再經香港三十年繁榮，才有這樣大的成就，更加成為了中國菜在全世界的代表作。
說香港是「美食天堂」，絕非過譽。別說廣東菜，就是杭州菜，我們也有價錢最貴、材料最挑剔的、烹調最考究的天香樓。世界有甚麼地方，能像香港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繽紛美食的呢？
遍地的美食，恰好證明香港人的活力和拼勁。一份正職、數份兼職，甚至是數份正職的香港人，比比皆是。服務的態度可能粗暴一點，但論手腳之快，世界上決沒有任何地方的人比得上香港的收銀員、售貨員、服務員。
香港人非但快，而且懂得「執生」，隨時隨地隨機應變﹕七天拍完一部電影，美國、以至全世界都做不到。日本人也許速度同樣快，但香港人還可以不用劇本，現場「飛紙仔」，作為臨時劇本，照樣可以「七日鮮」。事事講求規矩、不懂靈活變通的日本人，沒有完整劇本，便不可能把一齣電影拍出來。
就像是互聯網，在一九九九年五月，香港人普遍不知互聯網為何物，直至盈科「借殼」德信佳，股價一日間狂升二十二倍之後，人們突然知曉互聯網有利可圖，不到半年，七百萬
香港人均速成互聯網專家，上市公司紛紛轉型成為網股，幾乎到了無股不網的地步！
我是中國人，有著中國人含蓄的本性，感情發於心而不露於外，正如我對香港人的感情，也是內蘊的。不移民是我一貫的原則，「六四事件」後，受家中婦孺催促，我曾經鍾情移民加拿大，到了九一年，移民批准，我略為猶疑後，就把入境簽證撕掉，至今無悔，我希望到死之日仍是香港人。我的員工九成是國內人，但是我遇上困難、有仗要打時，第一時間，總是想到找香港人去領兵。《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沒有良兵，連廉頗這樣的名將也無法立功，難怪我「聞鼙鼓，思港人」了。(註二)
《左傳》說：「心之所謂危，亦以告也。」由於我有太多的衷心話跟大家說，所以終於決定每天晨早起床，自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起，與吳明林一起主持《平息你的風波》。
當時，金融風暴已發生了五個月，香港地產暴跌了三成，社會一片惶惶然不可終日。我不能不深切反省，究竟香港前途是怎樣﹖我們面臨的，只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的下坡路﹖
如果我有一點長處的話，就是在反省能力，我不會自欺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力求冷靜客觀。這是我多年努力改進自己的成果，牽涉到我怎樣評估人的才能。
我讀中六時，開始留意成功人士的事蹟。我很驚奇地發現，才智過人的人往往不能出人頭地，在社會上名成利就的人，其實多是中庸之才。似乎才智並非決定事業成敗主要因素。
後來，我再用心觀察，得出一個結論﹕性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西諺有云﹕「性格就是命運」。古典希臘悲劇都是命運悲劇，大家比較熟識的《伊底匹斯王》(註三)，就是這類作品典型。
伊底匹斯是底比斯國王的兒子，出生時被神諭預言，他將娶母而殺父。底比斯國王遂命僕人將他殺死，但僕人不忍心，把小伊底匹斯送給來自柯林斯的牧人。伊底匹斯在柯林斯國長大，並成為柯國王子。後來他到神殿求神諭，神諭預言他會殺父娶母，於是他逃離了柯林斯。
在途中，伊底匹斯與一個老人爭路，殺掉該人，不知該老人便是他生父。當時底比斯正受人面獅身獸的禍害，他殺掉了怪獸，成為底比斯的救星。其時國王己死，伊底匹斯順理成章被擁立為國王，並且接收了皇后，即他的生母。兜兜轉轉，伊底匹斯王終於難逃神諭的宿命，殺父、娶母。他發現真相後，自挖雙目，然後流浪人間。
這類戲劇表現出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在命運玩弄下，越是掙扎去逃避，越是深陷不拔。同樣的主題，後來在英國文學中不停閃現。
沙士比亞名劇《李爾王》有以下名句﹕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梁實秋譯文﹕我們在天神掌裏，等於是蒼蠅在頑童手裏，他們做為遊戲就把我們殺了。)」
哈地(Thomas Hardy, 1840-1928)在《黛絲姑娘》(Tess of D’urberville)亦這樣說﹕
「Until the immortals have finished the game with Tess
(直至諸神完結了對黛絲姑娘的遊戲) 。」
在中國，《老子》也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說法。
到了希臘晚期，阿里士多德的時代(註四)左右，悲劇的主角開始由命運換成性格（由外因變成內因）。到了莎士比亞時代，這轉變已經完成。莎翁的「四大悲劇」都是性格悲劇﹕《王子復仇記》(Hamlet) 的哈姆雷特想殺親叔父為父親報仇，但又怕母親不快(母親與叔父有親情)，猶豫不決，終於使到所有人都被殺。《金殿屠龍》（Macbeth）的麥克白在妻子教唆之下，弒君奪位，終於被殺身亡，寫的是野心。《奧塞羅》(Othello)深信謠言，以為妻子對自己不忠，殺死妻子，發現真相後自殺身亡，寫的是妒忌。《李爾王》喜歡諂媚，驅逐最忠心第三女，卻把國土分給最諂媚的長次二女，結果長、次二女把他驅逐，三女則決意想為父親報仇。這些悲劇英雄既非大仁大義，亦非大奸大惡，但性格充滿了弱點，這些弱點使他們不能自拔地一步步走向悲慘的收場。
性格對人的際遇起著決定性作用。大學一年級時，我更歸納出成功人必需具備的三種性格，當時我稱為六字真言﹕自信、自律、毅力。
如果大家觀察所有的「成功人仕」，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多是他們充滿自信。客觀世界是這樣的複雜紛紜，有時完全相反的理論，雙方看起來都似乎相當有理，沒有充份自信心的人，很容易進退失據，不知所措。
《伊索寓言》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兩父子帶一隻驢子進城。起初是兒子騎驢，父親拖驢走，但路旁的人罵兒子不孝﹕怎可自己騎驢，讓父親走路？於是，兩父子掉轉位置，路旁人又罵父親﹕怎可忍心自己騎驢，讓兒子步行？於是，兩父子一齊騎驢，路旁人又罵這兩父子殘忍﹕是否想騎死驢子？於是，兩父子都不騎驢，路旁人又罵他們愚蠢，有驢子也不騎，情願走路。搞來搞去，兩父子惟有把驢子紮起，抬進城去。
中國成語故事有「建屋道旁，三年不成」，也是同一意思。其實世事往往殊途而同歸，祗要你認定方向，鍥而不捨，往往能達到目的。如果歧路徘徊，終將一事無成。而充滿自信心的人，則勝在行事果斷，起碼在轉機的掌握上較勝一籌。
毅力是第二個重要因素。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挫敗、失誤是每日都遭遇到的事，要在某一行業出人投地，亦必須下過苦功夫。意志薄弱的人容易中途而廢，必須是有毅力的人，才能在失敗中汲取教訓，在艱苦磨練中成長。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一個故事，說英國的阿瑟王(King Arthur)屢次被人打敗。他躲在山洞中，心灰意冷，恰好看到一隻蜘蛛結網，每次不是被風吹掉，就是被其他動物破壞，但蜘蛛鍥而不舍，經過七次嘗試，終於成功。
唸小一時，又有一篇課文說﹕「李白小時很懶惰，天天不願去上課，街上看見老婆婆，拿著鐵棒慢慢磨。李白看到很驚奇，走上前去問究竟。她說要磨一根針，李白聽了很感動，從此讀書很用功，後來成為大詩人，多虧她的好教訓。」又或者是「毛澤東老三篇」，亦有一篇說到「愚公移山」。當然，這些都是寓言故事，但沒有毅力的人，實在極難得到成就。
毅力和自信，兩者有密切關係。唯有對最後會成功有充份信心，才能在困難中堅持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自律精神，也是徒然。廿多年前，我知道包玉剛每天早上六時，都會到深水灣游早泳，寒暑不易。我這個每次意圖做運動減肥，都只做得一兩次，就中途而廢的人，對他不禁五體投地。你問每個小學生，都知道應該努力讀書，不應該整日嬉戲。正如成人明明知道要努力工作，不要賭馬、不要嫖妓，但明知不要做的，天天都做。老子有說﹕「勝人者力，自勝者強」，能夠勝過別人，因為你比別人大力，但能克服自己的弱點，才是真正堅強……非常有道理。
跟著我想補充兩個字﹕「反省」。我發現社會上雖然有很多人掌握了毅力、自信、自律，但也未能成功，就算成功了，亦很快失敗，甚至一蹶不振。尤其過去十年，我見到有太多人走向債務重整，有的甚至宣佈破產，我認為是十大商業奇才的飛圖老闆葉志銘( 註五)就是最佳的例子。
所以，我在近年，把「反省」也列入成功因素，成為了「八字真言」﹕「毅力、自信、自律、反省」。
試想想，一個人如果充滿了自信、自律及毅力，但卻沒有自省能力，他將會很容易跌入陷阱，這陷阱正如古龍小說經常提及的「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沒有反省能力的人，會很容易變成一個永遠也不能聽從別人說話的人。他雖意志堅強，但最終亦會欺騙自己，太過樂觀去看一件事物，而最終挫敗。
換言之，「反省」可以大大減低一個人的失敗機會。
到了一九九四年，哈佛大學行為與頭腦科學教授高曼(Daniel Goleman)提出了「情緒商數」(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說法，跟我先前「八字真言」的想法不謀而合。
高曼提出「自信、好奇、意圖、自制、人際關係、溝通能力、合作」七種能力，只是「八字真言」的變調。只是「八字真言」不涉及好奇、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力，但上述三項似乎是才能多於情緒。
若果一個人擁有自信、自律、毅力，而又能客觀冷靜地反省自己的強弱點，他已經衝破了「聰明」，達到「智慧」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說：「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在毅力和自律方面，我做得相當差，所以才會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幸而我能夠在反省這方面下功夫，所以，在九八年後，當香港的經濟飽受創傷之際，我跳出來，客觀及冷靜地反省香港的長遠前途。
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以後的五個月，香港經濟捱了多記重擊，政權的轉變亦似乎做成了香港精神面貌的重大變化。這些變故引起我的憂慮，對香港問題作出深刻的反省。第一日主持電台節目，我引用了賈誼的《治安策》。
賈誼的故事，我自幼耳熟能詳，但年輕的朋友未必熟識。當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第一篇背誦的古文是《滕王閣序》，其中雖然當時並不懂解釋，但久不久吟一吟「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搖頭擺腦，相當寫意。《滕王閣序》中，亦提到﹕「屈賈誼於長沙，豈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不乏明時。」有漢文帝這樣的好皇帝，亦會將賈誼這樣的賢人從首都權力中心外放到長沙，曹操這樣英明的領導，梁鴻這樣的忠臣亦難免被佞臣饞言所害，被逐往北海。「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幸而，君子能夠安於貧窮，通達的人知道命運難以勉強，所以失意亦不會怨恨，好像馬援那樣，老當益壯，要戰死沙場的人，怎會傷心年華老去，越窮意志越堅定，不會失墮了崇高的志氣。
我引賈誼《治安策》，比喻香港的局勢，主要是因為漢文帝時，很多人都以為天下太平，就好像大家以為香港的繁榮不可破，而事實上，「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睡在床上，而床下堆滿乾柴，「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單單欠了燃點的火花，就以為很安全，「方今之勢，何異至此」，香港的局勢我也認為正是這樣！
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李商隱的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夕，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被貶之後，文帝忽然掛念他，便把他從長沙請回來，兩人詳談到深夜，文帝越談身體越向前傾，留神賈誼說的話，可惜所問是鬼神的來源，不是問天下百姓的大事。結果亦不能用賈誼，一九九九年復活節，我曾被邀前往特首上水別墅一談，竟然，亦有多少這種感覺。
《治安策》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賈誼是說當時西漢局勢在表面的繁榮安定之下，值得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流眼淚的事有二件，講起來就令人嘆氣搖頭不已的事有六件。我對當時香港局勢亦有同感。
大城市的興起與滅亡，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由很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了地緣、交通、政經制度、外圍或人為因素等等。有些是長期原因，例如羅馬和中國的長安是當時政治文化的中心，成為了空前繁榮的超級城市，其興盛的原因，大多是長期性的，但一旦形成了強勢，便可以長期維持，羅馬帝國的羅馬城興旺了五百年，中國的首都長安興旺了一千年，直至羅馬帝國衰亡後，中國權力中心東移後，但到了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羅馬和西安雖然「一哥」不再，但羅馬仍是意大利首都、是西歐前五名的大城市，西安仍雄峙中國西北，是陜西、甘肅等地的首席城市。
但是，有些大城市既然只是奠基於單一的偶然因素，一旦情勢逆轉，單一因素消失了，繁榮也就迅速凋謝，不復存在。
在一八四○年，香港不過是一片「光禿石山」，如果她有任何長期客觀的成功條件，早就繁榮起來了。但她直到英國人到來之前，還只是一個住了七千四百五十人的小島，肯定不存在任何必然成功的原因。所以，香港的崛起，只是一個偶然，短期、人為的因素，是政治的產品。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才無數，但人工只是香港的五分之一。我們的人工和生活水準要長期高出內地五倍，在回歸以後，我們成為一個中國城市，就難免要與其他中國城市比較，而北京、特區政府、香港人都沒有正視這問題，給予香港正確的新地緣政治定位，反而不停削弱香港原來賴以生存獨特性。
身為香港人，想到這裏，怎不抱頭痛哭？
值得流淚的兩項事是人才飄零和教育的失敗。
人才淍零最好的例子，在演藝界。
很多人問我：「香港的電影事業何會如此衰落？」我答：「沒有人才！」。大家試想想，在八零年代，當我這一輩人從電視走向電影的時候，拍電影的人如徐克、麥當雄、王晶，到二十年的今天也後繼無人，蹺段拍來拍去，不斷重覆，自然沒有人看電影。電視亦是一樣，看一看八零年的電視劇劇本，基本上好過現在，何解？因為現在沒有新的創作人才。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新的創作人才？」我想到的有幾個理由：
第一，當然是香港較以前富裕，人在艱難困苦中成長，有了錢則「蓆豐而履厚」，無法接受艱苦的挑戰，亦都沒有刻苦向學的精神。尤其是，現代人很多是獨生子女，太被父母寵愛了。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上，讀書人有讀書人的責任，即「以天下為己任」。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這一輩的讀書人通常都有這種使命、有讀書人道義上的責任，在中國文化完全失墮之後，新的一輩也失墮了這種責任感，但又未能學會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求真的精神，這精神進一步發展，成為科學。現代人對原則的執著、對言論自由、法治精神的堅決維持，這一點香港人就學不到。在兩面傳統文化都沒有的時候，是個價值觀念的失墮，而價值觀念失墮，會做成職業水準的失落。我們看看美國的「紅番」(政治正確的說法是「土著」)就知道，他們失去了「印第安人」的傳統，又學不到西方的傳統，結果日日酗酒，整個民族的精神已完全失墮。
第三，是文字文化的失落。小時候常看武俠小說或其他書本，是很平常的事，二、三十年，電視、錄影及漫畫興起，人們看的是影像，學的也是影像，而不學文字。而影像文化「先天上」是淺薄的，何解？因為你看一個人的「公仔」及表情，你能夠猜到他內心有多複雜嗎？如果寫小說，寫一個人內心的感覺，至少也要廿多頁紙，當中怎樣錯綜複雜，他怎樣矛盾，作者一路徘徊、盤算，這些在影像上完全不能表達出來。最複雜的理論到今時今日都只能夠用文字來演繹，而後生的一輩完全不看文字，只靠影像，文化水準自然低落。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教育的失敗。
一直以來，香港實行東方式的填鴨式教育，這種教育方式的缺點是窒息學生的思考能力，優點是基礎知識紮實。現時的教育政策，卻是拋棄了原來的優點，卻學不到外國人的獨立思維能力，《莊子》說過一個故事：燕國的的少年羨慕趙國首都邯鄲的人走路時昂首闊步，煞是好看，於是巴巴走去「邯鄲學步」，結果學不成邯鄲人走路，反而忘記了自己走路的方法，只有爬呀爬呀的爬回燕國。(註六)
天網旗下「CyberTV」有一個叫「網上問功課」的節目，我們請了一位大學生當主持人。這位中大學生中學唸文科，會考成績是6A2B，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是4AlB，中文中史成績都是A，可算是所謂的「狀元」了。但當她被網友問及「朱熹」是誰時，竟然答不出來，甚至連朱熹的名字也沒聽過!這不是偶然失憶事件，同樣，他亦不能舉出民國任何一位文學家的名字，亦不知「林彪」是怎麼人。被問及「TradeWind」時，她竟然答道不知這個是地理名詞還是經濟學名詞。
這樣的學識，在我那個年代來說，中學會考文史一定不合格，今日我們浪費公帑，製造大量這樣水準的大學生，不問質素，是在自欺欺人。反正不論質素，不如將中六改名為大學，我們的大學生數目將更大，而節省了很多民脂民膏。
一個地方的盛衰消長，與人才多少，有直接的關係，梁啟超的《新民論》是這樣說的：
「自從世界有人類開始，直到今日，在地球上的國家，一千個、一萬個也不止，但問一問，現在仍然存在的、能夠在五大洲地圖上佔上一種顏色的，又有幾個?答案是：一百幾十個。在這一百幾十個國家之中，能夠強壯有力地站立，有實力左右世界大局的、可以在末來的進化競爭中得勝的，又有幾個?答案是:四、五個。那麼，日月是相同的，山水是柑同的，腳趾是相同的，頭顱是相同的，為甚麼如此相似的人類，有些國家興旺，有的國家滅亡;有的國家衰弱，有的國家強盛，究竟是什麼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地利。」但是今日的美洲，與古代的美洲是相同的，為何只有盎格里撒克遜民族(英國人種的名稱)統治時，才享受到繁榮?古代的羅馬，與今日的羅馬同是拉丁民族，為何今日會名譽掃地?有人說:「是因為有英雄。」然而，為何馬基頓有亞歷山大這位英雄，如今也變成廢墟?為何有成吉思汗這位英雄，蒙古也差點連殘存的領土也保不住?唉!我知道箇中的原因!一個國家，由人民組成，國家擁有人民，就好像身體有四肢、五臟、筋脈、血液，從來未曾有過四肢斷了，五臟壞死了，筋脈傷了，血液凝固了，而身體尚能存在的人。亦未有過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混雜，而國家仍能屹立不倒的。所以，要身體健康，就不可不知道養生的方法;要國家安定繁榮，就不可不講新民的道理。」
老一輩的文化「花果飄零」，薪盡而無法火傳，教育失敗，人才凋謝，新民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又怎能不掉下眼淚呢?
至於令我嘆氣搖頭不己的事，則一共有六件:曰「公營部門擁腫」、曰「損害自由經濟」、曰「法制崩壞」、曰「環境日漸劣化」、曰「社會分崩離析」、曰「政府好大喜功」。當日我就是懷著說明這些問題的抱負，踏上新城做節目，但兩年後，我就不得不承認失敗，從這個崗位退下來。
註一：《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日：「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島，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日：「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二:《史記．廉頗蘭相如列傳》有這樣的一段:「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註三:《伊底匹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古希臘的傳說，戲劇家索福克理斯(Sophocles 公元前496-406)把它編成不朽名劇。
註四：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是希臘最後一位大哲學家。他是柏拉圖的弟子、阿歷山大的師傅，代表了希臘最光輝、也最晚期的文化。
註五: 葉志銘在七十年代以「繽繽」為牌子，製造牛仔褲，第一次發達。之後多次破產、多次再崛起，飛圖是他最近期的一戰，九十年代初期以製造卡拉OK雷射碟起家，九十年代末期則賣給商人楊受成。
註六：《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夭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第三節 渡盡劫波
日治時期
我是一九四九年(己丑)出生的，我的初戀情人會畫國畫和雕圖章，她曾經雕了一個「己丑生」的圖章給我，對我來說彌足珍貴，但多次搬屋之後，於多年前已經遺失，這是我的一大憾事。
解放前一個世紀，香港經歷了兩次幾乎滅頂之災，第一次是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省港澳大罷工，另一次就是日軍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前者是由於「五卅慘案」引起，香港殖民地
政府歧視和虐待華人做成了海員大罷工，所有在港華人步行離開香港(「行路上廣州」這俗語就是此時發明)，英國軍警在沙田開槍攔截，造成嚴重傷亡，香港幾乎成為死港，好幾年才能恢復。
日本佔領期間，更是慘絕人寰。經過初期一輪混亂和搶劫後，日軍執行嚴厲治安秩序，捉到小偷和劫匪，就地槍決。奈何民有飢色，街頭仍然充斥罪案。為了避免搶回來的東西來不及享用，就被槍決，劫匪一搶到東西，就一面跑、一面吃，有些捉狹鬼把穢物包成食物的樣子，引劫匪吃下，以為笑謔，其實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些都是互相折磨，笑中帶淚的慘事。
當時我母親住在香港，有一天，她在街上看見一個乞婦，用一個瓦煲在街邊不知在煲什麼，一面在喃喃自語﹕「稔未呀、稔未呀。」我母親走近一看，那乞婦從瓦煲中拿出一隻人手，我媽馬上暈了過去。大家可想而知，當時情況悲慘到什麼程度。當然，這一切都是從老輩聽回來，但近幾十年，我亦親身經歷幾次驚心動魄的場面。
出世紙
我是廣東隆都人，隆都距離中山縣石歧不遠，但鄉下說的並非廣東話，跟廣東人完全不同，譬如說，小孩子是「囝 」，女孩子是「查某囝」。後來，我祖母到台灣，發現隆都話像極閩南話，跟閩南人可以自由溝通。後來我查族譜，才知道我們本來是北方人，先移民到閩南，住了一段時期，才轉來廣東。
我的祖先是北方人，我長得高而皮膚白晢，是很好的證明。北方人來到南方「鳥舌」兼「不毛」的粵地，既然是後來者，所能霸佔到的，只能是貧瘠的瘦田。隆都，就是這樣的貧窮地方。而且，隆都人不懂說廣東話，廣東省更加難以生存，所以往往迫得往外跑。因此，我的鄉下從清末開始，就變成了僑鄉，男人全都是出洋的華僑，出洋的方法，就是「買出世紙」。
相信大家都不會明白「買出世紙」這種機制，簡單來說，是這樣的﹕如果村裡有人入籍外國，他要申報他在鄉下有多少個孩子，該國便會照申報的數目給他出世紙，憑出世紙便可取得入境簽証。他一定將子女的數目誇到最大，騙一堆出世紙回來，賣給同鄉，讓他們持以出國。要去那個國家，就要看當時有那裏的出世紙出賣。因此，一家人的國籍往往完全不同，比如，我祖父是美國籍，父親則是秘魯籍。
我鄉下的男人出國，通常一去二三十年，很多時坐大眼雞(中式帆船)去。如果去美洲，要坐三四個月船，危險到不得了，每次去都是生離死別。好像我祖父和我祖母結婚三十年，相聚不足一載。到了外國，都是做牛做馬，我祖父在夏威夷賣菜，捱死後，攢積下來的錢寄回鄉下，買田起屋。因此，我鄉下的家也有不少田。記得小時候，祖母不時把田契拿出來，對我們說﹕「只要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我們就可以取回這些田了。」所以，我的家庭基本上是反共的。
我有一個委內瑞拉籍的親叔公。二十年前，他帶同兒子回鄉，我、祖母和他兩父子閒談間，出現了十分有趣的現象。委內瑞拉是說西班牙語的，我堂叔是柏克萊高材生，四個人談話時，我跟祖母說廣東話，祖母和跟叔公說鄉下話，叔父跟他兒子說西班牙語，堂叔跟我說英文，任何兩個人說話，也沒有第三個人聽得懂，每句話都要說上三次，才會四個人都明白。說起來很滑稽，其實充滿中國人花果飄零的血淚。
這情況有點像今天的福州人。他們在福建省，卻不懂得說福建話，男人為求出頭，只有偷渡出國。那天看到五十八名福州偷渡客在比利時偷渡往英國的貨櫃車內活生生焗死的新聞，不禁惻然。
家鄉窮事
我有一個親戚，千辛萬苦到了新金山，即是今天的墨爾本，上岸之後，跟大伙兒一起走，因為走得太慢，被同伴拋離了。到了晚上﹐他一個人在河邊，欲掬水飲，誰知竟然拾到一塊暖壼般大的黃金，立刻回頭，衣錦還鄉去了。
這些「華人勞工」回家，並非買票坐船這麼簡單。他們首先得逐條船去找主人，要求收留，當廚子、擦地板，甚麼都幹，就是為了搭順風船。他可能先去英國，再去夏威夷，走上七、八處地方，才回到家鄉。
我祖母經常告訴我家鄉的情況，炒一碟黃豆，必須用筲箕蓋著，大家用筷子伸進縫隙挾來吃，如果筷子挾了兩顆黃豆，便無法從伸出縫隙，以防止小孩子一下子把黃豆吃光。
另外一絕是臘鴨尾，每天放在飯上面蒸，飯便有了油和臘鴨的香味。飯蒸熟後，立刻把臘鴨尾掛上、再晒乾，明天再用。這樣子，一隻臘鴨尾可以吃上一年。
另一道絕活是炒石春。用鹹水來炒石春，作為一道菜，每次挾一顆石春，含上一含，把石春吐出，吃一口飯，無論吃了多少次，石春的數目都不會減少，好用得很。
家裏的大閘，則髹上了大紅油。陽光太猛烈時，得把門閘收回屋內，避免陽光 把珍貴的大紅油晒得脫掉。
我祖母和父親在一九三零年初從家鄉搬到澳門，和平後就搬到香港。早期我家裡有五個小孩，我排第三，其餘四個是女兒，所以我是獨子。坦白說，在以前家庭，這樣的地位受到較多的注意，尤其是我祖母。記憶中第一次危機，是在一九五六年，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三年級。
一九五六年的石硤尾暴動發生時，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商台，報紙因暴動而沒發行，我們對外資訊只得有線的麗的呼聲，而由於政治敏感關係，其實都是語焉不詳。我們只有道聽塗說。
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小三，聽到大人說，石峽尾居民很愛國，雙十節掛國旗，但「英國佬」把國旗扯下來，惹起群眾暴動。所以我們聽到暴動擴大，都會拍掌歡呼。幾日後，暴動平息，我走路上學，在木屋區時代的健康村，順路去找同學一起回校，遇到他的爸爸，當時他對我說﹕「這幾日你們很擔心吧。那些「爛仔」搞事，真討厭！」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的真相，又再更多年後，我才明白，世事原來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
文化大革命
最難以忘懷的當然是六七年的大暴動。
我在一九六六年中五畢業。當時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前面是電車宿舍，左面是巴士公司，我們住那層舊樓有一千呎，我父母和六兄弟姊妹一起住在頭房，(在我唸中四時，又添了一個么妹)。後面三間房分租了給別人，以幫補家用。在那個年代，租一個單位來「包租」，是很平常的做法，往往可以「賺住」，幸運的還可能稍有利潤。大多數人只能一家人租住一個房間，一家八口一張床並非罕見的事。
為了應付會考，又避免影響家人睡眠，由六五年起，我駁了一條電線到騎樓，用一個衣夾，把一盞小燈夾在騎樓欄杆上照明，一個人坐在騎樓讀書，情趣相當不錯。每天晚上三點多鐘，所有巴士都回廠之後，巴士公司就會有很多工人出來，把大量的洗粉洒在地上，跟著沖水刷起來，要將巴士留下的油污清洗乾淨，整條街和巴士廠內變成白茫茫一片，好像漫天大雪，蔚為奇境。
在孤燈之下，我把會考範圍讀來讀去，同時，由於我對時事有相當的興趣，每天也追蹤著北京驚天動地的變化，當時文革正席捲全國，我們香港人就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情，見證歷史的轉折。萬萬料不到，一年後，我在同一位置，見証香港亦被捲入這場風暴之中。
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文革發生時的震憾性。整個中學每日午飯時，我都會留在西環贊育社區中心的圖書館看書，大約中二的時候，我把共產主義理論粗略看了一次，對剩餘資產價值論、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都有初步認識，但對中國內部狀況，尤其是高層人事，其實不怎了了。當時知識份子最多人看的是《明報》，我由小學開始就看金庸的小說，對大陸政情的認識和意見可謂完全從金庸而來。對我來說，中國發生的事，比《三國演義》更曲折離奇，我和我大姐每天都很焦急等報紙派來，追看最新進展。
相信年輕的人不能想像，當時派報紙的方法，是把一份報紙捲成一卷，用一條鹹水草綁住，插在單車尾，沿途踩著單車不停，經過那一處，手從後面抽出一卷報紙就一拋，拋到那一家的騎樓上。我家住在四樓，他們可以很輕鬆的拋到來，就是八、九樓，沒有騎樓，只開一面窗，也百發百中。賣飛機欖的原理也一樣。但很可惜，這絕藝恐怕失傳了三、四十年。
當時我為了關心文革發展，我和我大姐每天搶著接拋上來的報紙，每天看到標題，已經觸目驚心。
兩年的文革在我心目中留下一連串形象特出的蒙太奇﹕毛澤東親手貼上他的第一張大字報﹕「橫掃一齊牛鬼蛇神！」/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二百萬紅衛兵/出版了的《人民日報》卻被收回重印，把標題從「黨中央毛主席」，改成「毛主席黨中央」/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為「黨內的赫魯曉夫」/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跳樓/紅衛兵要「清四舊」，一夜間把全國街道名稱和商舖招牌都改成「東方紅」、「革命人民」等等名稱，把無數書藉古董付諸一炬/武漢「百萬雄師」兵變/北京百萬人上街保護毛主席/「聞道長安似奕棋」，一幕幕走馬燈似的，留下鮮明深刻的形象。
天星小輪事件
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暴動其實是六七年暴動的序幕，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分化都很嚴重，港英政府完全漠視低下階層的生計及訴求。在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加價「斗零」(五仙)，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向政府遞交了一份二萬多人聯署的呈文，政府非但置之不理，更在明年三月增加寄往中國內地的郵費，以及將一部分廉租屋的租金提高一成。
四月四日，一名青年蘇守忠穿上寫著「支持葉錫恩，參加絕食，反對加價」的衣服，在港島天星碼頭絕食，並表示要絕食至死，或至加價取消。第二天，警方以阻塞行人通道為理由，拘捕了蘇守忠。當晚，大批示威者守在彌敦道巡迴遊行，沿途高叫：「我們反對加價！」
四日之後，蘇守忠在區裁判司署受審，當日黃昏，暴動開始。
暴亂的中心在旺角﹕彌敦道、亞皆老街、西洋菜街、山東街、豉油街……暴亂分子向警察投擲石塊、搗毀巴士、縱火燒車、推倒警崗，警察則用警棍、催淚彈、開槍示警，來驅散人群。
暴動持續了兩天，到了四月八日，港英政府在九龍實行宵禁。一個月後，天星小輪正式加價，但僅限於頭等艙，結果是，很多頭等艙乘客改搭二等艙，作為無聲抗議，而這次暴動就從無聲抗議中不了了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的發起人蘇守忠後來當了和尚。他對此事無悔。
其後，港英當局委任楊鐵樑主持調查委員會，進行聆訊，印象最深刻的是聆訊中葉錫恩被人嚴詞質詢，以致淚灑當場，事後報告書把責任歸咎於「underinformed people making irresponsible remark」(不知內情的人作出不負責任批評)。我發現那句用處非常大，尤其是當你決定不聽任何人意見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七年大暴動的外因，本港勞資關係緊張是內因。
六七暴動
在六十年代，塑膠花是香港增長最快的新興工業，佔了工業總出口的百分之十二，現時許多的商界大亨，包括李嘉誠在內，都是憑塑膠花賺取了第一桶金。
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的一家大廠，員工近千人，總廠在港島西區，分廠在新蒲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它公布了十條新的員工規例，員工認為影響收入，示威抗議。廠方應付示威工人的方法，是再解僱近百名工人，被解僱的工人包圍廠房，阻止廠方搬運貨物。
當時的勞資糾紛，資方找警方幫忙是常見的做法。警察前往干預，打傷數人，逮捕二十一人。工會起而響應，人造花廠外開始集結大批工人，防暴警察動用催淚彈驅散人群，衝突中多人受傷。五月十二日，港九各業工人組成「反對港英破壞鬥爭委員會」，騷亂迅速蔓延至其他地區。
正如前文所言，香港的工人階級已累積了太多的不滿，本港的工會勢力一向分為左右兩派，右派是台灣的工團，左派就是工聯會，早期是工團(或自由工會)的勢力擴大，但工聯會較進取，到了這段時期，已經成為最大力量，在六六年暴動，天星小輪事件更令民怨激化。但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大陸的態度。在去年的天星小輪事件中，北京的態度是，反加價不應騷亂，但到了六七年，受了文革極左思維的影響，對帝國主義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駐倫敦代辦處職員曾經持斧頭追斬英國外交人員，對於近在肘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當然不會放過。
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並在北京、廣州等城市舉行群眾大會，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當局，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英國政府的反應很乾脆，一星期後，發表聲明，全力支持港府「履行其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
五月二十二日，在港督府前的花園道口，警察列隊成陣，以武力對付群眾隊伍，打傷多人，拘捕大批工人及學生。此後，遊行示威被罷工、罷市所取代。港九巴士、電車、北角發電廠、中華煤氣公司、九龍船塢、天星小輪等數以萬計的工人開始定時罷工。
我家的一個房間分租了給一名中華巴士的司機，他是左派工會的成員。由於左派工會「出糧」給所有的罷工者，這位司機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天便興興頭頭的，一面罷工，一面「返工」，罷工就是「返工」，「返工」就是罷工，真有點辯證法的意味。
由於巴士罷走，我們上學只有坐貨車，小販甚至在貨車上做生意，「九人van」大行其道。政府當機立斷，立刻將「九人van」合法化，權宜變通之快，可見港英政府行事作風於一斑。「九人van」便是今日的小巴的前身。
暴亂升級
六月三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英帝國主義越是瘋狂鎮壓我愛國同胞，它在香港的末日也就越是臨近。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歷史性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
文章刊出之後，罷工、罷市升級，港英警察與暴動工人衝突時發生了多宗傷亡，在七月八日，更有三百多名大陸民眾從沙頭角越過邊境，與港英警察槍戰，五名警察殉職。七月九日的一次衝突，一名警員開槍擊斃一名暴徒，一名暴徒則用鐵鉤殺掉一名警員，事後左派報章《晶報》更洋洋得意，以生殺「黃皮狗」作為標題。
香港居民大部份是因為中國解放逃難而來，充滿著原國民黨官僚，殘兵敗將、地主、富商、右派，基本上是反共的，何況大躍進已經失盡民心，文化大革命亦被質疑，把暴亂牽引香港時，亦被大多數市民所抗拒，所以左派雖然以民族矛盾為號召，仍是不得人心。
其實，打從七月上旬開始，中國對事件的基本態度，是毛澤東指示的「盤馬彎弓故不發」，嚇唬港英政府，但又不甘示弱，照樣大肆文攻武嚇，雖提供了二千萬元「鬥爭費」給香港左派，卻不提供武器軍火、不派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官方輿論不宣傳收回香港，而香港的一切對港英鬥爭行動，全由新華社決策指揮。
香港的一些知情人士早已洞悉先機，例如因韓戰時偷運物資到中國發達的霍英東到了英國，因吃了毛澤東親手挾的一塊雞而獲得「毛挾雞」的美稱的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到了日本，中華書店董事長吳叔同甚至「投奔自由」，跑到了台灣。
但這時候，港英政府已知悉中國政府「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底牌，決心大反擊。由七月十一日起，它反被動為主動，策略從防止暴亂轉變成直挑左派的大本營，發動了一連串的激烈的鎮壓行動，大規模圍攻六十多個左派工會和學校，逮捕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
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隔離是中華巴士公司，對面是華豐國貨公司，前面是電車廠。港英政府打擊左派據點的第一站，正是華豐國貨。港英抗暴的種種可笑可泣場面，全都為我親眼目睹。
七月十一日，駐守華豐的暴徒對於港英的攻擊嚴陣以待，非但鎖上大閘，屋頂另加裝鐵枝，事後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上千的防暴警察果然出動了直升機，攜帶現代化武器，由晚上七時開始，強攻華豐國貨公司，共施放了二十多枚催淚彈及燃燒彈，雙方周旋了十三小時，大戰方止。好一場精采的大戰！
港英政府同時打擊左派的宣傳基地，逮捕左派報社的記者和參與煽動的演員、導演、查封親左派報紙《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並拘捕報社負責人。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釋放三報負責人的最後通牒，英國拒絕。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數萬名紅衛兵到英國代辦處示威，放火焚燒代辦處。
林彬之死
由於香港的鬥爭委員會無法體會到領袖「盤馬彎弓故不發」的苦心，衝突只能繼續，更進入了炸彈攻擊的新階段，不停的在電車、汽車、渡輪、繁華鬧市等場所廣佈真假炸彈。
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少波(藝名林彬)每天都在電台上大罵左派，每次開口都是「你地呢班污糟辣達，下流賤格o既左仔」，尤其被左派恨之切骨。八月二十四日，林彬和其族弟林海光在九龍窩打老道山遭土製汽油彈襲擊，二人困於私家車內，被嚴重燒傷，送院後終於不治。商台把所有的節目取消，改播哀樂，以示悼念。
那時，我在聖保羅書院唸中六，非常非常喜歡看書，常常在晚上看書到天光。金庸在《明報》的社評和萬人傑的評論文章，兩枝健筆均對暴徒作出最嚴厲的譴責。
查良鏞在九月二日《明報》的社評這樣寫﹕「港共燒巴士、燒醫院、炸殺兒童、炸清道夫、暗殺文化人，拼命『仇視群眾、蔑視群眾、鄙視群眾』，口頭上三視港英』，實則是『三視群眾』。」
由於查良鏞的嚴厲筆伐左派，被左派勢力稱為「豺狼鏞」，列為第二號要殺的人物。第一號則是親台灣的《真報》老闆陸海安。
為免自己也成為「林彬二世」，查良鏞變成了神秘人，他從不照相，不接受訪問，沒有人知道他住處，每日午後才回明報辦公，這樣子前後維持了二十年，直到他同北京和解，才「重見天日」。
據港英政府統計，警方處置了8,074枚假炸彈、1,167枚真彈。由於炸彈屢屢傷及無辜，市民惶惶不安，令左派變成了過街老鼠、眾矢之的，暴動失去了群眾基礎，沒法維持下去。到了十二月，周恩來下令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炸彈遂停。在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二人受傷、一千九百三十六人人被捕之後，暴動終於平息。
暴動趣聞
一九七五年我輾轉到了麗的電視台，有兩位很談得來的同事，一個叫李兆熊，一個叫江龍(現執掌新加坡華人電視台)，在暴動的時候，他們都在左派陣營工作。
李兆熊的爸爸叫李晨風，是左派人士。李兆熊那時尚是長城鳳凰的編劇，拿左派薪金，亦被號召上陣，為暴動盡一分力。有一天，李兆熊被吩咐一個星期後到南九龍裁判司署，參與抗英。
李兆熊思前想後了多個晚上，進退維谷。他估計那日港英會出手鎮壓，不去，又似乎太沒義氣，終於作出了可能是畢生最英明的決定﹕他穿一雙縛帶鞋，牢牢的打上一個死結，並把剩下的鞋帶剪掉。
到了南九龍裁判司署，警方和李兆熊等一伙「愛國人士」果然大打出手，雙方從街頭打到巷尾，警方出動了催淚彈，「愛國人士」只有作出「戰略性撒退」，一哄而散。這時候，只有一名暴徒腳上還有鞋子，輕輕快快的走路回家，就是李兆熊。其他的暴徒要麼穿「懶佬鞋」，被從腳跟踩掉了鞋子，要麼更糟糕加三級，穿了縳帶鞋，給踩著鞋帶，連人帶鞋一起摔到。李兆熊對自己的抉擇感到非常得意。
江龍對暴徒「土法抗港英」的招式有點補充﹕指揮的那位仁兄在警方亮出紅旗警告時，竟然指揮他們「集結」。密集的結果，是對方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無虛發。這樣的瞎指揮比比皆是，比如出發前江龍被分配一條濕毛巾，領導告訴他催淚彈來時不可怕，拿用濕毛巾拿起，拋回去，就可以了。
誰知「港英走狗」的催淚彈的型號是改良版，射過來後，滿地Z形亂跳亂走，江龍拿著濕毛巾滿地爬也追不上，徒然淚流而已。
有個七十多歲的阿伯，江龍他們不敢找他一起出征，叫他留守大本營。他挾一根叉作武器，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乘他睡著時，江龍他們偷偷把叉換成雞毛掃。當大伙兒被「港英走狗」打得大敗虧輸，垂頭喪氣地走回大本營，阿伯突然驚醒，見到眼前全是人，以為是敵人，勇猛地拿起雞毛掃便打，一時雞毛亂飛，十分熱鬧。
「坐視不管」
由於我只看《明報》和反共的報紙，偏見地認為香港對中國有著太大的經濟貢獻，中國不可能收回香港。但其實，當時中國紅火朝天，誰會把經濟利益放在眼內？愛國而熱血的中國人，又怎能眼睜睜看著中國的神聖領土繼續英帝的手中？
而且，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表示，中國政府對港英政府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絕對不能坐視不管」這句話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之前出現過一次，結果是一九五○年打了韓戰。而在「六七暴動」後兩年，中國也對前蘇聯「絕對不能坐視不管」了一次，結果是一九六九年打了「珍寶島之役」，之後還對越南說了一次，結果是一九七九年打了「懲越之戰」。但當時我當然不知「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的嚴重性。
其時解放軍已開到深圳，隨時準備接收香港。英國軍艦「堡壘號」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已開到香港水域，同香港英軍舉行軍事演習。不消說，一旦解放軍開進新界，「堡壘號」立刻搖身變成撒僑的運輸工具。到了七月，情勢越來越險峻，英國人決定撤僑，飛機飛到上海，中途加油時，周恩來要求他們留下來，英國知道事情有了轉機，才肯留下來。就是在這當兒，周恩來勸服了毛澤東，香港才得以保全。真是險極了！
我唸大學時，一位高班同學告訴我，英國前首相麥美倫(Lord Macmillan)來港時，他曾經親口問他﹕「Would England defend for Hong Kong﹖」(英國會不會保護香港？) 麥美倫的答案是﹕「Never。」(永遠不會。)
他的理由是︰就是整個美國第七艦隊駐在維多利亞港，也無法保證香港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就地理環境而言，香港作為一個孤島，面對幅員廣大的內地，無險可守。從五○年到現在，香港的生存全賴於北京的容忍，今日的「一國兩制」亦然。
近期驚嚇
其後，香港還受過幾次驚嚇。其中一次比較嚴重的衝擊，是中國宣布決定收回香港。
其時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尖東海域假日地牢晚膳，我還記得大姐林健明坐在鄰桌。當時收到消息，港元兌美元跌至九元六角，在坐的人都不知所措。當時我沒有慌亂，但也無可奈何，最後大家作鳥獸散，回家協助婦孺到百佳惠康搶購廁紙和食米。
這場恐慌在港元與美元結成聯繫匯率之後，迅速平定下來。後來出現了移民潮、六四事件、政制爭拗，對香港都沒有做成決定性損害。相反，香港的繁榮到了回歸前夕，達到頂峰。因此，當金融風暴來襲時，我肯定香港將面臨一段經濟的冬天，但仍堅決相信我們可以在短時期內反彈，繼續繁榮之路。
我是一九四九年(己丑)出生的，我的初戀情人會畫國畫和雕圖章，她曾經雕了一個「己丑生」的圖章給我，對我來說彌足珍貴，但多次搬屋之後，於多年前已經遺失，這是我的一大憾事。解放前一個世紀，香港經歷了兩次幾乎滅頂之災，第一次是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省港澳大罷工，另一次就是日軍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前者是由於「五卅慘案」引起，香港殖民地
政府歧視和虐待華人做成了海員大罷工，所有在港華人步行離開香港(「行路上廣州」這俗語就是此時發明)，英國軍警在沙田開槍攔截，造成嚴重傷亡，香港幾乎成為死港，好幾年才能恢復。
日本佔領期間，更是慘絕人寰。經過初期一輪混亂和搶劫後，日軍執行嚴厲治安秩序，捉到小偷和劫匪，就地槍決。奈何民有飢色，街頭仍然充斥罪案。為了避免搶回來的東西來不及享用，就被槍決，劫匪一搶到東西，就一面跑、一面吃，有些捉狹鬼把穢物包成食物的樣子，引劫匪吃下，以為笑謔，其實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些都是互相折磨，笑中帶淚的慘事。
當時我母親住在香港，有一天，她在街上看見一個乞婦，用一個瓦煲在街邊不知在煲什麼，一面在喃喃自語﹕「稔未呀、稔未呀。」我母親走近一看，那乞婦從瓦煲中拿出一隻人手，我媽馬上暈了過去。大家可想而知，當時情況悲慘到什麼程度。當然，這一切都是從老輩聽回來，但近幾十年，我亦親身經歷幾次驚心動魄的場面。
出世紙
我是廣東隆都人，隆都距離中山縣石歧不遠，但鄉下說的並非廣東話，跟廣東人完全不同，譬如說，小孩子是「囝 」，女孩子是「查某囝」。後來，我祖母到台灣，發現隆都話像極閩南話，跟閩南人可以自由溝通。後來我查族譜，才知道我們本來是北方人，先移民到閩南，住了一段時期，才轉來廣東。
我的祖先是北方人，我長得高而皮膚白晢，是很好的證明。北方人來到南方「鳥舌」兼「不毛」的粵地，既然是後來者，所能霸佔到的，只能是貧瘠的瘦田。隆都，就是這樣的貧窮地方。而且，隆都人不懂說廣東話，廣東省更加難以生存，所以往往迫得往外跑。因此，我的鄉下從清末開始，就變成了僑鄉，男人全都是出洋的華僑，出洋的方法，就是「買出世紙」。
相信大家都不會明白「買出世紙」這種機制，簡單來說，是這樣的﹕如果村裡有人入籍外國，他要申報他在鄉下有多少個孩子，該國便會照申報的數目給他出世紙，憑出世紙便可取得入境簽証。他一定將子女的數目誇到最大，騙一堆出世紙回來，賣給同鄉，讓他們持以出國。要去那個國家，就要看當時有那裏的出世紙出賣。因此，一家人的國籍往往完全不同，比如，我祖父是美國籍，父親則是秘魯籍。
我鄉下的男人出國，通常一去二三十年，很多時坐大眼雞(中式帆船)去。如果去美洲，要坐三四個月船，危險到不得了，每次去都是生離死別。好像我祖父和我祖母結婚三十年，相聚不足一載。到了外國，都是做牛做馬，我祖父在夏威夷賣菜，捱死後，攢積下來的錢寄回鄉下，買田起屋。因此，我鄉下的家也有不少田。記得小時候，祖母不時把田契拿出來，對我們說﹕「只要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我們就可以取回這些田了。」所以，我的家庭基本上是反共的。
我有一個委內瑞拉籍的親叔公。二十年前，他帶同兒子回鄉，我、祖母和他兩父子閒談間，出現了十分有趣的現象。委內瑞拉是說西班牙語的，我堂叔是柏克萊高材生，四個人談話時，我跟祖母說廣東話，祖母和跟叔公說鄉下話，叔父跟他兒子說西班牙語，堂叔跟我說英文，任何兩個人說話，也沒有第三個人聽得懂，每句話都要說上三次，才會四個人都明白。說起來很滑稽，其實充滿中國人花果飄零的血淚。
這情況有點像今天的福州人。他們在福建省，卻不懂得說福建話，男人為求出頭，只有偷渡出國。那天看到五十八名福州偷渡客在比利時偷渡往英國的貨櫃車內活生生焗死的新聞，不禁惻然。
家鄉窮事
我有一個親戚，千辛萬苦到了新金山，即是今天的墨爾本，上岸之後，跟大伙兒一起走，因為走得太慢，被同伴拋離了。到了晚上﹐他一個人在河邊，欲掬水飲，誰知竟然拾到一塊暖壼般大的黃金，立刻回頭，衣錦還鄉去了。
這些「華人勞工」回家，並非買票坐船這麼簡單。他們首先得逐條船去找主人，要求收留，當廚子、擦地板，甚麼都幹，就是為了搭順風船。他可能先去英國，再去夏威夷，走上七、八處地方，才回到家鄉。
我祖母經常告訴我家鄉的情況，炒一碟黃豆，必須用筲箕蓋著，大家用筷子伸進縫隙挾來吃，如果筷子挾了兩顆黃豆，便無法從伸出縫隙，以防止小孩子一下子把黃豆吃光。
另外一絕是臘鴨尾，每天放在飯上面蒸，飯便有了油和臘鴨的香味。飯蒸熟後，立刻把臘鴨尾掛上、再晒乾，明天再用。這樣子，一隻臘鴨尾可以吃上一年。
另一道絕活是炒石春。用鹹水來炒石春，作為一道菜，每次挾一顆石春，含上一含，把石春吐出，吃一口飯，無論吃了多少次，石春的數目都不會減少，好用得很。
家裏的大閘，則髹上了大紅油。陽光太猛烈時，得把門閘收回屋內，避免陽光 把珍貴的大紅油晒得脫掉。
我祖母和父親在一九三零年初從家鄉搬到澳門，和平後就搬到香港。早期我家裡有五個小孩，我排第三，其餘四個是女兒，所以我是獨子。坦白說，在以前家庭，這樣的地位受到較多的注意，尤其是我祖母。記憶中第一次危機，是在一九五六年，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三年級。
一九五六年的石硤尾暴動發生時，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商台，報紙因暴動而沒發行，我們對外資訊只得有線的麗的呼聲，而由於政治敏感關係，其實都是語焉不詳。我們只有道聽塗說。
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小三，聽到大人說，石峽尾居民很愛國，雙十節掛國旗，但「英國佬」把國旗扯下來，惹起群眾暴動。所以我們聽到暴動擴大，都會拍掌歡呼。幾日後，暴動平息，我走路上學，在木屋區時代的健康村，順路去找同學一起回校，遇到他的爸爸，當時他對我說﹕「這幾日你們很擔心吧。那些「爛仔」搞事，真討厭！」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的真相，又再更多年後，我才明白，世事原來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
文化大革命
最難以忘懷的當然是六七年的大暴動。
我在一九六六年中五畢業。當時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前面是電車宿舍，左面是巴士公司，我們住那層舊樓有一千呎，我父母和六兄弟姊妹一起住在頭房，(在我唸中四時，又添了一個么妹)。後面三間房分租了給別人，以幫補家用。在那個年代，租一個單位來「包租」，是很平常的做法，往往可以「賺住」，幸運的還可能稍有利潤。大多數人只能一家人租住一個房間，一家八口一張床並非罕見的事。
為了應付會考，又避免影響家人睡眠，由六五年起，我駁了一條電線到騎樓，用一個衣夾，把一盞小燈夾在騎樓欄杆上照明，一個人坐在騎樓讀書，情趣相當不錯。每天晚上三點多鐘，所有巴士都回廠之後，巴士公司就會有很多工人出來，把大量的洗粉洒在地上，跟著沖水刷起來，要將巴士留下的油污清洗乾淨，整條街和巴士廠內變成白茫茫一片，好像漫天大雪，蔚為奇境。
在孤燈之下，我把會考範圍讀來讀去，同時，由於我對時事有相當的興趣，每天也追蹤著北京驚天動地的變化，當時文革正席捲全國，我們香港人就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情，見證歷史的轉折。萬萬料不到，一年後，我在同一位置，見証香港亦被捲入這場風暴之中。
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文革發生時的震憾性。整個中學每日午飯時，我都會留在西環贊育社區中心的圖書館看書，大約中二的時候，我把共產主義理論粗略看了一次，對剩餘資產價值論、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都有初步認識，但對中國內部狀況，尤其是高層人事，其實不怎了了。當時知識份子最多人看的是《明報》，我由小學開始就看金庸的小說，對大陸政情的認識和意見可謂完全從金庸而來。對我來說，中國發生的事，比《三國演義》更曲折離奇，我和我大姐每天都很焦急等報紙派來，追看最新進展。
相信年輕的人不能想像，當時派報紙的方法，是把一份報紙捲成一卷，用一條鹹水草綁住，插在單車尾，沿途踩著單車不停，經過那一處，手從後面抽出一卷報紙就一拋，拋到那一家的騎樓上。我家住在四樓，他們可以很輕鬆的拋到來，就是八、九樓，沒有騎樓，只開一面窗，也百發百中。賣飛機欖的原理也一樣。但很可惜，這絕藝恐怕失傳了三、四十年。
當時我為了關心文革發展，我和我大姐每天搶著接拋上來的報紙，每天看到標題，已經觸目驚心。
兩年的文革在我心目中留下一連串形象特出的蒙太奇﹕毛澤東親手貼上他的第一張大字報﹕「橫掃一齊牛鬼蛇神！」/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二百萬紅衛兵/出版了的《人民日報》卻被收回重印，把標題從「黨中央毛主席」，改成「毛主席黨中央」/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為「黨內的赫魯曉夫」/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跳樓/紅衛兵要「清四舊」，一夜間把全國街道名稱和商舖招牌都改成「東方紅」、「革命人民」等等名稱，把無數書藉古董付諸一炬/武漢「百萬雄師」兵變/北京百萬人上街保護毛主席/「聞道長安似奕棋」，一幕幕走馬燈似的，留下鮮明深刻的形象。
天星小輪事件
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暴動其實是六七年暴動的序幕，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分化都很嚴重，港英政府完全漠視低下階層的生計及訴求。在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加價「斗零」(五仙)，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向政府遞交了一份二萬多人聯署的呈文，政府非但置之不理，更在明年三月增加寄往中國內地的郵費，以及將一部分廉租屋的租金提高一成。
四月四日，一名青年蘇守忠穿上寫著「支持葉錫恩，參加絕食，反對加價」的衣服，在港島天星碼頭絕食，並表示要絕食至死，或至加價取消。第二天，警方以阻塞行人通道為理由，拘捕了蘇守忠。當晚，大批示威者守在彌敦道巡迴遊行，沿途高叫：「我們反對加價！」
四日之後，蘇守忠在區裁判司署受審，當日黃昏，暴動開始。
暴亂的中心在旺角﹕彌敦道、亞皆老街、西洋菜街、山東街、豉油街……暴亂分子向警察投擲石塊、搗毀巴士、縱火燒車、推倒警崗，警察則用警棍、催淚彈、開槍示警，來驅散人群。
暴動持續了兩天，到了四月八日，港英政府在九龍實行宵禁。一個月後，天星小輪正式加價，但僅限於頭等艙，結果是，很多頭等艙乘客改搭二等艙，作為無聲抗議，而這次暴動就從無聲抗議中不了了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的發起人蘇守忠後來當了和尚。他對此事無悔。
其後，港英當局委任楊鐵樑主持調查委員會，進行聆訊，印象最深刻的是聆訊中葉錫恩被人嚴詞質詢，以致淚灑當場，事後報告書把責任歸咎於「underinformed people making irresponsible remark」(不知內情的人作出不負責任批評)。我發現那句用處非常大，尤其是當你決定不聽任何人意見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七年大暴動的外因，本港勞資關係緊張是內因。
六七暴動
在六十年代，塑膠花是香港增長最快的新興工業，佔了工業總出口的百分之十二，現時許多的商界大亨，包括李嘉誠在內，都是憑塑膠花賺取了第一桶金。
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的一家大廠，員工近千人，總廠在港島西區，分廠在新蒲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它公布了十條新的員工規例，員工認為影響收入，示威抗議。廠方應付示威工人的方法，是再解僱近百名工人，被解僱的工人包圍廠房，阻止廠方搬運貨物。
當時的勞資糾紛，資方找警方幫忙是常見的做法。警察前往干預，打傷數人，逮捕二十一人。工會起而響應，人造花廠外開始集結大批工人，防暴警察動用催淚彈驅散人群，衝突中多人受傷。五月十二日，港九各業工人組成「反對港英破壞鬥爭委員會」，騷亂迅速蔓延至其他地區。
正如前文所言，香港的工人階級已累積了太多的不滿，本港的工會勢力一向分為左右兩派，右派是台灣的工團，左派就是工聯會，早期是工團(或自由工會)的勢力擴大，但工聯會較進取，到了這段時期，已經成為最大力量，在六六年暴動，天星小輪事件更令民怨激化。但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大陸的態度。在去年的天星小輪事件中，北京的態度是，反加價不應騷亂，但到了六七年，受了文革極左思維的影響，對帝國主義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駐倫敦代辦處職員曾經持斧頭追斬英國外交人員，對於近在肘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當然不會放過。
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並在北京、廣州等城市舉行群眾大會，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當局，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英國政府的反應很乾脆，一星期後，發表聲明，全力支持港府「履行其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
五月二十二日，在港督府前的花園道口，警察列隊成陣，以武力對付群眾隊伍，打傷多人，拘捕大批工人及學生。此後，遊行示威被罷工、罷市所取代。港九巴士、電車、北角發電廠、中華煤氣公司、九龍船塢、天星小輪等數以萬計的工人開始定時罷工。
我家的一個房間分租了給一名中華巴士的司機，他是左派工會的成員。由於左派工會「出糧」給所有的罷工者，這位司機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天便興興頭頭的，一面罷工，一面「返工」，罷工就是「返工」，「返工」就是罷工，真有點辯證法的意味。
由於巴士罷走，我們上學只有坐貨車，小販甚至在貨車上做生意，「九人van」大行其道。政府當機立斷，立刻將「九人van」合法化，權宜變通之快，可見港英政府行事作風於一斑。「九人van」便是今日的小巴的前身。
暴亂升級
六月三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英帝國主義越是瘋狂鎮壓我愛國同胞，它在香港的末日也就越是臨近。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歷史性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
文章刊出之後，罷工、罷市升級，港英警察與暴動工人衝突時發生了多宗傷亡，在七月八日，更有三百多名大陸民眾從沙頭角越過邊境，與港英警察槍戰，五名警察殉職。七月九日的一次衝突，一名警員開槍擊斃一名暴徒，一名暴徒則用鐵鉤殺掉一名警員，事後左派報章《晶報》更洋洋得意，以生殺「黃皮狗」作為標題。
香港居民大部份是因為中國解放逃難而來，充滿著原國民黨官僚，殘兵敗將、地主、富商、右派，基本上是反共的，何況大躍進已經失盡民心，文化大革命亦被質疑，把暴亂牽引香港時，亦被大多數市民所抗拒，所以左派雖然以民族矛盾為號召，仍是不得人心。
其實，打從七月上旬開始，中國對事件的基本態度，是毛澤東指示的「盤馬彎弓故不發」，嚇唬港英政府，但又不甘示弱，照樣大肆文攻武嚇，雖提供了二千萬元「鬥爭費」給香港左派，卻不提供武器軍火、不派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官方輿論不宣傳收回香港，而香港的一切對港英鬥爭行動，全由新華社決策指揮。
香港的一些知情人士早已洞悉先機，例如因韓戰時偷運物資到中國發達的霍英東到了英國，因吃了毛澤東親手挾的一塊雞而獲得「毛挾雞」的美稱的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到了日本，中華書店董事長吳叔同甚至「投奔自由」，跑到了台灣。
但這時候，港英政府已知悉中國政府「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底牌，決心大反擊。由七月十一日起，它反被動為主動，策略從防止暴亂轉變成直挑左派的大本營，發動了一連串的激烈的鎮壓行動，大規模圍攻六十多個左派工會和學校，逮捕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
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隔離是中華巴士公司，對面是華豐國貨公司，前面是電車廠。港英政府打擊左派據點的第一站，正是華豐國貨。港英抗暴的種種可笑可泣場面，全都為我親眼目睹。
七月十一日，駐守華豐的暴徒對於港英的攻擊嚴陣以待，非但鎖上大閘，屋頂另加裝鐵枝，事後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上千的防暴警察果然出動了直升機，攜帶現代化武器，由晚上七時開始，強攻華豐國貨公司，共施放了二十多枚催淚彈及燃燒彈，雙方周旋了十三小時，大戰方止。好一場精采的大戰！
港英政府同時打擊左派的宣傳基地，逮捕左派報社的記者和參與煽動的演員、導演、查封親左派報紙《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並拘捕報社負責人。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釋放三報負責人的最後通牒，英國拒絕。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數萬名紅衛兵到英國代辦處示威，放火焚燒代辦處。
林彬之死
由於香港的鬥爭委員會無法體會到領袖「盤馬彎弓故不發」的苦心，衝突只能繼續，更進入了炸彈攻擊的新階段，不停的在電車、汽車、渡輪、繁華鬧市等場所廣佈真假炸彈。
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少波(藝名林彬)每天都在電台上大罵左派，每次開口都是「你地呢班污糟辣達，下流賤格o既左仔」，尤其被左派恨之切骨。八月二十四日，林彬和其族弟林海光在九龍窩打老道山遭土製汽油彈襲擊，二人困於私家車內，被嚴重燒傷，送院後終於不治。商台把所有的節目取消，改播哀樂，以示悼念。
那時，我在聖保羅書院唸中六，非常非常喜歡看書，常常在晚上看書到天光。金庸在《明報》的社評和萬人傑的評論文章，兩枝健筆均對暴徒作出最嚴厲的譴責。
查良鏞在九月二日《明報》的社評這樣寫﹕「港共燒巴士、燒醫院、炸殺兒童、炸清道夫、暗殺文化人，拼命『仇視群眾、蔑視群眾、鄙視群眾』，口頭上三視港英』，實則是『三視群眾』。」
由於查良鏞的嚴厲筆伐左派，被左派勢力稱為「豺狼鏞」，列為第二號要殺的人物。第一號則是親台灣的《真報》老闆陸海安。
為免自己也成為「林彬二世」，查良鏞變成了神秘人，他從不照相，不接受訪問，沒有人知道他住處，每日午後才回明報辦公，這樣子前後維持了二十年，直到他同北京和解，才「重見天日」。
據港英政府統計，警方處置了8,074枚假炸彈、1,167枚真彈。由於炸彈屢屢傷及無辜，市民惶惶不安，令左派變成了過街老鼠、眾矢之的，暴動失去了群眾基礎，沒法維持下去。到了十二月，周恩來下令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炸彈遂停。在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二人受傷、一千九百三十六人人被捕之後，暴動終於平息。
暴動趣聞
一九七五年我輾轉到了麗的電視台，有兩位很談得來的同事，一個叫李兆熊，一個叫江龍(現執掌新加坡華人電視台)，在暴動的時候，他們都在左派陣營工作。李兆熊的爸爸叫李晨風，是左派人士。李兆熊那時尚是長城鳳凰的編劇，拿左派薪金，亦被號召上陣，為暴動盡一分力。有一天，李兆熊被吩咐一個星期後到南九龍裁判司署，參與抗英。
李兆熊思前想後了多個晚上，進退維谷。他估計那日港英會出手鎮壓，不去，又似乎太沒義氣，終於作出了可能是畢生最英明的決定﹕他穿一雙縛帶鞋，牢牢的打上一個死結，並把剩下的鞋帶剪掉。
到了南九龍裁判司署，警方和李兆熊等一伙「愛國人士」果然大打出手，雙方從街頭打到巷尾，警方出動了催淚彈，「愛國人士」只有作出「戰略性撒退」，一哄而散。這時候，只有一名暴徒腳上還有鞋子，輕輕快快的走路回家，就是李兆熊。其他的暴徒要麼穿「懶佬鞋」，被從腳跟踩掉了鞋子，要麼更糟糕加三級，穿了縳帶鞋，給踩著鞋帶，連人帶鞋一起摔到。李兆熊對自己的抉擇感到非常得意。
江龍對暴徒「土法抗港英」的招式有點補充﹕指揮的那位仁兄在警方亮出紅旗警告時，竟然指揮他們「集結」。密集的結果，是對方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無虛發。這樣的瞎指揮比比皆是，比如出發前江龍被分配一條濕毛巾，領導告訴他催淚彈來時不可怕，拿用濕毛巾拿起，拋回去，就可以了。
誰知「港英走狗」的催淚彈的型號是改良版，射過來後，滿地Z形亂跳亂走，江龍拿著濕毛巾滿地爬也追不上，徒然淚流而已。
有個七十多歲的阿伯，江龍他們不敢找他一起出征，叫他留守大本營。他挾一根叉作武器，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乘他睡著時，江龍他們偷偷把叉換成雞毛掃。當大伙兒被「港英走狗」打得大敗虧輸，垂頭喪氣地走回大本營，阿伯突然驚醒，見到眼前全是人，以為是敵人，勇猛地拿起雞毛掃便打，一時雞毛亂飛，十分熱鬧。
「坐視不管」
由於我只看《明報》和反共的報紙，偏見地認為香港對中國有著太大的經濟貢獻，中國不可能收回香港。但其實，當時中國紅火朝天，誰會把經濟利益放在眼內？愛國而熱血的中國人，又怎能眼睜睜看著中國的神聖領土繼續英帝的手中？
而且，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表示，中國政府對港英政府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絕對不能坐視不管」這句話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之前出現過一次，結果是一九五○年打了韓戰。而在「六七暴動」後兩年，中國也對前蘇聯「絕對不能坐視不管」了一次，結果是一九六九年打了「珍寶島之役」，之後還對越南說了一次，結果是一九七九年打了「懲越之戰」。但當時我當然不知「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的嚴重性。
其時解放軍已開到深圳，隨時準備接收香港。英國軍艦「堡壘號」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已開到香港水域，同香港英軍舉行軍事演習。不消說，一旦解放軍開進新界，「堡壘號」立刻搖身變成撒僑的運輸工具。到了七月，情勢越來越險峻，英國人決定撤僑，飛機飛到上海，中途加油時，周恩來要求他們留下來，英國知道事情有了轉機，才肯留下來。就是在這當兒，周恩來勸服了毛澤東，香港才得以保全。真是險極了！
我唸大學時，一位高班同學告訴我，英國前首相麥美倫(Lord Macmillan)來港時，他曾經親口問他﹕「Would England defend for Hong Kong﹖」(英國會不會保護香港？) 麥美倫的答案是﹕「Never。」(永遠不會。)
他的理由是︰就是整個美國第七艦隊駐在維多利亞港，也無法保證香港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就地理環境而言，香港作為一個孤島，面對幅員廣大的內地，無險可守。從五○年到現在，香港的生存全賴於北京的容忍，今日的「一國兩制」亦然。
近期驚嚇
其後，香港還受過幾次驚嚇。其中一次比較嚴重的衝擊，是中國宣布決定收回香港。
其時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尖東海域假日地牢晚膳，我還記得大姐林健明坐在鄰桌。當時收到消息，港元兌美元跌至九元六角，在坐的人都不知所措。當時我沒有慌亂，但也無可奈何，最後大家作鳥獸散，回家協助婦孺到百佳惠康搶購廁紙和食米。
這場恐慌在港元與美元結成聯繫匯率之後，迅速平定下來。後來出現了移民潮、六四事件、政制爭拗，對香港都沒有做成決定性損害。相反，香港的繁榮到了回歸前夕，達到頂峰。因此，當金融風暴來襲時，我肯定香港將面臨一段經濟的冬天，但仍堅決相信我們可以在短時期內反彈，繼續繁榮之路。
第二節 大風起於萍末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十時。
當日，銀行同業拆息飆升至300厘，恆指急跌一千二百一十點，挫至一萬零四百二十六點才喘定。四天之內，港股跌掉了三千一百七十點，總市值蒸發了八千億，史稱「黑色星期四」。
銅鑼灣水車屋。
對著滿桌的魚生，所有人都食不下嚥，我因為閱歷較深，在舉目盡皆惶然不安中，仍能保仍沉著，我當時和所有人說﹕「這絕對是股災，要把所有股票賣掉，一股不留！」
巨風起於萍末，當警號隱隱傳來時，有多人能從夢中驚醒？其實回歸後第二日，泰幣已經棄守，泰銖改為浮動匯率，之後的幾個月，泰銖跌去了一半。亞洲金融風暴，簡而言之，就是東亞貨幣骨牌式倒下，大幅度貶值。
但當時所有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老定地認為這場風暴不會牽連上香港。泰國、南韓、印尼這些發展中國家，早已負債纍纍，香港則全無外債，外匯儲備對貨幣比率居世界之首，政府財政穩健，甚至慷慨地借出十億美元，給泰國救災，這場區區的風波，又怎會牽連到香港？甚至不排除外資把香港當作避難所，把資金從東亞搬過來，反令香港得益呢？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最後對沖基金看準了香港聯繫匯率的弱點，先拋空港股，再拋空港元，港府為保護聯繫匯率，抽緊錢根，把利息挾到天文數字，股市自必應聲頹倒，而對沖基金就可以從拋空港股中，得到龐大利益，而高息的副作用，就是地產和經濟面臨崩潰。
關於金融風暴的成因，有兩套理論去詮釋，一套由克魯明提出，另一套由長谷川慶太郎提出。
早在一九九四年，麻省理工大學的克魯明教授(Paul Krugma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過一篇文章《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把亞洲的興旺經濟與六十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註1)改革相比，懷疑亞洲的高速增長與產力如何持續，間接預言了金融風暴。
他認為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並非緣於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在於太多的投入﹕投入資本、投入人力。
投入的方式，是靠大舉外債和增加就業人口，但人口有時而窮之慮，外債有終要償還的一天，這樣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
東亞諸國貪污腐化的情況嚴重，統治者的親戚朋友莫不擇肥而噬，壟斷了經濟，控制著所有的大公司，這現象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借回來的外債，以有利皇親國戚為大前提，投資在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於是只能不停以新債養舊債，十個瓶九個蓋，終於有穿「崩」一日，債主擠提，外匯不足，貨幣一瀉千里。
但是，「朋黨資本主義」並非行之已久，為甚麼早不發生遲不發生，偏偏在一九九七年發生？東亞各國的國情亦明顯有別，為甚麼同時碰上了危機？
日本的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的見解是這樣的﹕
到了九七年，東亞各國的國家貿易已經長年處於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只能靠金融市場引入資金作為法碼，努力平衡貿易天秤上低重的一方。為著減輕借貸成本，大量以相對低息之美元舉債，幣值由是維持在不平常的高水平，這種情況被對沖基金發覺。
當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減少到某一地步，對沖基金便對準弱點狠狠狙擊之，大手沽出該國貨幣，該國沒有本錢(外匯)抵抗，只得眼白白看著貨幣貶值，泰銖、南韓圜、印尼盾，先後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當泰、韓、印各國滿頭大汗應付金融危機時，我雖然已察覺一個經濟上的寒冬已候在門外，但仍然掉以輕心，四十多年來，香港經歷過太多動亂，由石硤尾暴動到六四事件，每次無不來勢洶洶，但一樣能安然渡過，好像火鳳凰一樣浴火重生，英姿只有更加煥發驕人，我深信金融風暴亦是一樣。
老一輩經常放在口頭﹕「香港係福地，死唔去o既！」理由絕對理所當然﹕「賴布衣係咁講o既！」若碰上懷疑目光，這些老人家便會加多兩句，繪形繪聲為「香港福地說」解畫﹕「有一隻石龜環繞著太平山在爬，爬得非常慢，到它爬落維多利亞港時，香港就會陸沉……除此以外，所有劫難，香港必然會安然渡過。」既然現在石龜影蹤全無，香港必然無恙；信者得救，大家放心繼續吃喝玩樂。
後來公司搬到鷹君大廈二十九樓，站在一列開揚玻璃窗前，我怡然欣賞維港景色，當游目至會展二期時，不禁大吃一驚，它看來就活脫脫是隻活龜，牠已經到了維港之內……
註1：赫魯曉夫站在聯合國的講台，脫下鞋子，力敲講台，大聲叫囂：「我們會埋葬你們！」他並非要在軍事上打垮美國，而是要證明在經濟發展上，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結果是，美國沒有被埋葬，他的兒子小赫魯曉夫倒在去年入藉美國，想來今後「赫魯曉夫」一族都會埋葬在美國的土地。
當日，銀行同業拆息飆升至300厘，恆指急跌一千二百一十點，挫至一萬零四百二十六點才喘定。四天之內，港股跌掉了三千一百七十點，總市值蒸發了八千億，史稱「黑色星期四」。
銅鑼灣水車屋。
對著滿桌的魚生，所有人都食不下嚥，我因為閱歷較深，在舉目盡皆惶然不安中，仍能保仍沉著，我當時和所有人說﹕「這絕對是股災，要把所有股票賣掉，一股不留！」
巨風起於萍末，當警號隱隱傳來時，有多人能從夢中驚醒？其實回歸後第二日，泰幣已經棄守，泰銖改為浮動匯率，之後的幾個月，泰銖跌去了一半。亞洲金融風暴，簡而言之，就是東亞貨幣骨牌式倒下，大幅度貶值。
但當時所有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老定地認為這場風暴不會牽連上香港。泰國、南韓、印尼這些發展中國家，早已負債纍纍，香港則全無外債，外匯儲備對貨幣比率居世界之首，政府財政穩健，甚至慷慨地借出十億美元，給泰國救災，這場區區的風波，又怎會牽連到香港？甚至不排除外資把香港當作避難所，把資金從東亞搬過來，反令香港得益呢？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最後對沖基金看準了香港聯繫匯率的弱點，先拋空港股，再拋空港元，港府為保護聯繫匯率，抽緊錢根，把利息挾到天文數字，股市自必應聲頹倒，而對沖基金就可以從拋空港股中，得到龐大利益，而高息的副作用，就是地產和經濟面臨崩潰。
關於金融風暴的成因，有兩套理論去詮釋，一套由克魯明提出，另一套由長谷川慶太郎提出。
早在一九九四年，麻省理工大學的克魯明教授(Paul Krugma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過一篇文章《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把亞洲的興旺經濟與六十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註1)改革相比，懷疑亞洲的高速增長與產力如何持續，間接預言了金融風暴。他認為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並非緣於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在於太多的投入﹕投入資本、投入人力。
投入的方式，是靠大舉外債和增加就業人口，但人口有時而窮之慮，外債有終要償還的一天，這樣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
東亞諸國貪污腐化的情況嚴重，統治者的親戚朋友莫不擇肥而噬，壟斷了經濟，控制著所有的大公司，這現象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借回來的外債，以有利皇親國戚為大前提，投資在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於是只能不停以新債養舊債，十個瓶九個蓋，終於有穿「崩」一日，債主擠提，外匯不足，貨幣一瀉千里。
但是，「朋黨資本主義」並非行之已久，為甚麼早不發生遲不發生，偏偏在一九九七年發生？東亞各國的國情亦明顯有別，為甚麼同時碰上了危機？
日本的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的見解是這樣的﹕
東亞各國一直採用低工資政策，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的消費品，主要的買家是美國。
但是，自從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放以來，生產力急速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產品質素已經不輸於東亞諸國，但其工資卻低得多。中國人口十二億，美國的人口卻只得二億多，單中國一國已經可以「餵飽」整個美國的入口需求，中國逐步積存的巨額外匯存底，恰恰便是其他東亞國家所失去的。
到了九七年，東亞各國的國家貿易已經長年處於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只能靠金融市場引入資金作為法碼，努力平衡貿易天秤上低重的一方。為著減輕借貸成本，大量以相對低息之美元舉債，幣值由是維持在不平常的高水平，這種情況被對沖基金發覺。
當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減少到某一地步，對沖基金便對準弱點狠狠狙擊之，大手沽出該國貨幣，該國沒有本錢(外匯)抵抗，只得眼白白看著貨幣貶值，泰銖、南韓圜、印尼盾，先後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當泰、韓、印各國滿頭大汗應付金融危機時，我雖然已察覺一個經濟上的寒冬已候在門外，但仍然掉以輕心，四十多年來，香港經歷過太多動亂，由石硤尾暴動到六四事件，每次無不來勢洶洶，但一樣能安然渡過，好像火鳳凰一樣浴火重生，英姿只有更加煥發驕人，我深信金融風暴亦是一樣。
老一輩經常放在口頭﹕「香港係福地，死唔去o既！」理由絕對理所當然﹕「賴布衣係咁講o既！」若碰上懷疑目光，這些老人家便會加多兩句，繪形繪聲為「香港福地說」解畫﹕「有一隻石龜環繞著太平山在爬，爬得非常慢，到它爬落維多利亞港時，香港就會陸沉……除此以外，所有劫難，香港必然會安然渡過。」既然現在石龜影蹤全無，香港必然無恙；信者得救，大家放心繼續吃喝玩樂。
後來公司搬到鷹君大廈二十九樓，站在一列開揚玻璃窗前，我怡然欣賞維港景色，當游目至會展二期時，不禁大吃一驚，它看來就活脫脫是隻活龜，牠已經到了維港之內……
註1：赫魯曉夫站在聯合國的講台，脫下鞋子，力敲講台，大聲叫囂：「我們會埋葬你們！」他並非要在軍事上打垮美國，而是要證明在經濟發展上，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結果是，美國沒有被埋葬，他的兒子小赫魯曉夫倒在去年入藉美國，想來今後「赫魯曉夫」一族都會埋葬在美國的土地。
第一節 早知天意是無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晚上八時。天不做美，當晚有雨，我坐在中怡大廈九樓，隔著玻璃幕牆，越過青蔥的灣仔運動場，望著壯麗的維港上空，那奇幻不可方物的絢爛煙花。為了不要「浪費」這爿「無敵海景」，
每年的農曆新年，我都會跟同事們一起欣賞煙花匯演。
這一次見證歷史的「香港九七萬丈光芒回歸煙花匯演及海上嘉年華」，我當然不會錯過。
我和百多名同事凝視著亮晶晶的維多利亞港:
四十盞、每盞火力七千瓦特的探射燈把維港照亮得如同白晝，三十一艘用中國傳統色彩裝飾的花艇在海中心緩緩駛過，海中心建起一座十層的高台，內置一枚直徑一百米的圓球，象徵「東方之珠」。剎那間「轟隆」一聲，震破長空，三、四團火球緩緩升起，劈啪劈啪劈啪聲中爆發出百十種顏色千萬般光芒的煙花，每叢煙花又變幻成數不清的星火，包圍著「東方之珠」。以《快樂頌》嘹亮雄壯的音樂作背景，爆炸聲起落有致地打著拍子，火球接二連三躍出，十分鐘之內，一萬七千顆煙花連珠炮發，把整個天空照得光燦燦。
這也許是我畢生見過最美麗的人造景觀。
歷時短短十分鐘的的煙花匯演，動用了逾一億港元，全部由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自願捐獻」，強調不用政府花一毛錢，相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短暫、也最浪費的一次燒錢行為。我凝望著眼前璀璨閃亮的花火，情不自己地，感到一絲寂寥。
這煙花，令我想到羅馬帝國的著名暴君尼祿時期火焚大半個羅馬城的絢爛情景(尼祿一直被認為是「暴君焚城錄」的主使人，但現代的史學家對此有所保留)，無論如何，香港再繁榮也遠遠比不上當年的羅馬帝國。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國大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是這樣描述全盛時期羅馬帝國的強大和富裕的﹕
「在基督紀元的第二百年，羅馬帝國被公認為地球最美麗的地方，並且是人類最高文明的範圍。在這君主政體統治下遼闊領土的最前線，由素有聲望和嚴守紀律的壯士所守衛。合理、而有強大約束力的法律和習俗，逐漸將各省黏合團結起來。守法的人民享受著、揮霍著大量的財富與奢侈品。」
香港以煙花來慶祝大日子，是從暴動之後開始，目的是粉飾太平。但以前，農曆年放一次煙花，所花的不過是三數百萬元。甚麼時候，香港可以奢侈到花上超過一億元，一燒而光，只為了平添十數十分鐘的歌舞昇平？
《易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中國傳統智慧，認為事物走到盡頭，就會向相反方向發展，比如陰極則陽生，分久則必合，同樣，盛極則衰，那漫天眩目煙花，是否正宣示著香港已踏上此命途？
半夜後，我坐車回半山的家，看著山下熟悉的摩天大樓高高低低地矗立、爭妍麗、鬥雄奇、競相比天高，維多利亞港大大小小的船舶或徐或疾地往來巡梭，好一片繁榮盛世！
山頂上，卻是一片終年常綠的長青樹叢。
以前我不明白，現在多看了Discovery Channel，知道香港位處雨林地帶，雨林的樹通常超過一百呎，大概早就給人砍光了、燒光了，換成了這些經濟價值少得多的常青樹。當年慈禧太后譏之為「蕞爾小島」，毫不憐惜地把它割讓了給英夷，當時大英帝國首相帕默斯頓(Lord Palmerston)看不起這個只住了七千四百五十人的孤懸荒島，稱它為「光禿石山」(barren rock)，也當然是刻薄之辭。但事實上，港島九龍從海中直拔而起，地無三里平，在農耕社會，經濟價值其少，北面被獅子山和大帽山隔絕，對不慣水道的中國人來說，交通困難，難怪在一八四0年以前，除了在海盜界薄有聲名外，在歷史上寂寂無聞，當時又怎能料到今日成為雄峙世界的大都會？
「那時是在羅馬，時維一七六四年十月的第十五日，我坐在羅馬古城的廢墟沉思，赤腳的修士在宙斯神廟唱著晚禱曲，我開始想到寫一本關於這城市的衰亡歷史。」經過了兩年的潛心思索，吉朋寫下了一部涵蓋一千三百年的大歷史，他自己，也因這部大書而列名青史。
宋朝時，蘇東坡愛妾朝雲曾經指著蘇東坡的大肚皮問他﹕「此中何所有？」蘇東坡感慨地答道：「滿肚子的不合時宜。」
我正是懷著同樣的不合時宜看著交接儀式的進行。
在香港回歸的當晚，我心裡的不舒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大會上的講話：「我們將以堅定的信念，踏實的步伐，和旺盛的鬥志，朝著高遠的理想前進………」這種充滿革命激情的遣句用詞，鑽進我這個香港人耳中，份外覺得刺耳，畢竟三十年來，香港政府的最高理想，不外是「清潔香港」。
行政長官又信誓旦旦地說﹕
「我們將大量興建居屋，積極落實出售公屋的計劃並照顧夾心階層的需要；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之內，全港百分之七十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當晚，我在床上輾轉反側，多思無眠。但我希望，這純粹是杞人憂天。
香港的命運(一)
第一章 煙火中的寂寥
第一節 早知天意是無情
第二節 大風起於萍末
第三節 渡盡劫波
第四節 治安策一
第五節 黍離
第二章 廢墟中的陰影
第一節 千古興亡
第二節 文明之光
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第四節 風水
第五節 亂世佳人
第六節 苛政猛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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