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
我是一九四九年(己丑)出生的，我的初戀情人會畫國畫和雕圖章，她曾經雕了一個「己丑生」的圖章給我，對我來說彌足珍貴，但多次搬屋之後，於多年前已經遺失，這是我的一大憾事。
解放前一個世紀，香港經歷了兩次幾乎滅頂之災，第一次是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省港澳大罷工，另一次就是日軍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前者是由於「五卅慘案」引起，香港殖民地
政府歧視和虐待華人做成了海員大罷工，所有在港華人步行離開香港(「行路上廣州」這俗語就是此時發明)，英國軍警在沙田開槍攔截，造成嚴重傷亡，香港幾乎成為死港，好幾年才能恢復。
日本佔領期間，更是慘絕人寰。經過初期一輪混亂和搶劫後，日軍執行嚴厲治安秩序，捉到小偷和劫匪，就地槍決。奈何民有飢色，街頭仍然充斥罪案。為了避免搶回來的東西來不及享用，就被槍決，劫匪一搶到東西，就一面跑、一面吃，有些捉狹鬼把穢物包成食物的樣子，引劫匪吃下，以為笑謔，其實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些都是互相折磨，笑中帶淚的慘事。
當時我母親住在香港，有一天，她在街上看見一個乞婦，用一個瓦煲在街邊不知在煲什麼，一面在喃喃自語﹕「稔未呀、稔未呀。」我母親走近一看，那乞婦從瓦煲中拿出一隻人手，我媽馬上暈了過去。大家可想而知，當時情況悲慘到什麼程度。當然，這一切都是從老輩聽回來，但近幾十年，我亦親身經歷幾次驚心動魄的場面。
出世紙我是廣東隆都人，隆都距離中山縣石歧不遠，但鄉下說的並非廣東話，跟廣東人完全不同，譬如說，小孩子是「囝 」，女孩子是「查某囝」。後來，我祖母到台灣，發現隆都話像極閩南話，跟閩南人可以自由溝通。後來我查族譜，才知道我們本來是北方人，先移民到閩南，住了一段時期，才轉來廣東。
我的祖先是北方人，我長得高而皮膚白晢，是很好的證明。北方人來到南方「鳥舌」兼「不毛」的粵地，既然是後來者，所能霸佔到的，只能是貧瘠的瘦田。隆都，就是這樣的貧窮地方。而且，隆都人不懂說廣東話，廣東省更加難以生存，所以往往迫得往外跑。因此，我的鄉下從清末開始，就變成了僑鄉，男人全都是出洋的華僑，出洋的方法，就是「買出世紙」。
相信大家都不會明白「買出世紙」這種機制，簡單來說，是這樣的﹕如果村裡有人入籍外國，他要申報他在鄉下有多少個孩子，該國便會照申報的數目給他出世紙，憑出世紙便可取得入境簽証。他一定將子女的數目誇到最大，騙一堆出世紙回來，賣給同鄉，讓他們持以出國。要去那個國家，就要看當時有那裏的出世紙出賣。因此，一家人的國籍往往完全不同，比如，我祖父是美國籍，父親則是秘魯籍。
我鄉下的男人出國，通常一去二三十年，很多時坐大眼雞(中式帆船)去。如果去美洲，要坐三四個月船，危險到不得了，每次去都是生離死別。好像我祖父和我祖母結婚三十年，相聚不足一載。到了外國，都是做牛做馬，我祖父在夏威夷賣菜，捱死後，攢積下來的錢寄回鄉下，買田起屋。因此，我鄉下的家也有不少田。記得小時候，祖母不時把田契拿出來，對我們說﹕「只要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我們就可以取回這些田了。」所以，我的家庭基本上是反共的。
我有一個委內瑞拉籍的親叔公。二十年前，他帶同兒子回鄉，我、祖母和他兩父子閒談間，出現了十分有趣的現象。委內瑞拉是說西班牙語的，我堂叔是柏克萊高材生，四個人談話時，我跟祖母說廣東話，祖母和跟叔公說鄉下話，叔父跟他兒子說西班牙語，堂叔跟我說英文，任何兩個人說話，也沒有第三個人聽得懂，每句話都要說上三次，才會四個人都明白。說起來很滑稽，其實充滿中國人花果飄零的血淚。
這情況有點像今天的福州人。他們在福建省，卻不懂得說福建話，男人為求出頭，只有偷渡出國。那天看到五十八名福州偷渡客在比利時偷渡往英國的貨櫃車內活生生焗死的新聞，不禁惻然。
家鄉窮事我有一個親戚，千辛萬苦到了新金山，即是今天的墨爾本，上岸之後，跟大伙兒一起走，因為走得太慢，被同伴拋離了。到了晚上﹐他一個人在河邊，欲掬水飲，誰知竟然拾到一塊暖壼般大的黃金，立刻回頭，衣錦還鄉去了。
這些「華人勞工」回家，並非買票坐船這麼簡單。他們首先得逐條船去找主人，要求收留，當廚子、擦地板，甚麼都幹，就是為了搭順風船。他可能先去英國，再去夏威夷，走上七、八處地方，才回到家鄉。
我祖母經常告訴我家鄉的情況，炒一碟黃豆，必須用筲箕蓋著，大家用筷子伸進縫隙挾來吃，如果筷子挾了兩顆黃豆，便無法從伸出縫隙，以防止小孩子一下子把黃豆吃光。
另外一絕是臘鴨尾，每天放在飯上面蒸，飯便有了油和臘鴨的香味。飯蒸熟後，立刻把臘鴨尾掛上、再晒乾，明天再用。這樣子，一隻臘鴨尾可以吃上一年。
另一道絕活是炒石春。用鹹水來炒石春，作為一道菜，每次挾一顆石春，含上一含，把石春吐出，吃一口飯，無論吃了多少次，石春的數目都不會減少，好用得很。
家裏的大閘，則髹上了大紅油。陽光太猛烈時，得把門閘收回屋內，避免陽光 把珍貴的大紅油晒得脫掉。
我祖母和父親在一九三零年初從家鄉搬到澳門，和平後就搬到香港。早期我家裡有五個小孩，我排第三，其餘四個是女兒，所以我是獨子。坦白說，在以前家庭，這樣的地位受到較多的注意，尤其是我祖母。記憶中第一次危機，是在一九五六年，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三年級。
一九五六年的石硤尾暴動發生時，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商台，報紙因暴動而沒發行，我們對外資訊只得有線的麗的呼聲，而由於政治敏感關係，其實都是語焉不詳。我們只有道聽塗說。
當時我七歲，在北角官立小學讀小三，聽到大人說，石峽尾居民很愛國，雙十節掛國旗，但「英國佬」把國旗扯下來，惹起群眾暴動。所以我們聽到暴動擴大，都會拍掌歡呼。幾日後，暴動平息，我走路上學，在木屋區時代的健康村，順路去找同學一起回校，遇到他的爸爸，當時他對我說﹕「這幾日你們很擔心吧。那些「爛仔」搞事，真討厭！」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的真相，又再更多年後，我才明白，世事原來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
文化大革命最難以忘懷的當然是六七年的大暴動。
我在一九六六年中五畢業。當時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前面是電車宿舍，左面是巴士公司，我們住那層舊樓有一千呎，我父母和六兄弟姊妹一起住在頭房，(在我唸中四時，又添了一個么妹)。後面三間房分租了給別人，以幫補家用。在那個年代，租一個單位來「包租」，是很平常的做法，往往可以「賺住」，幸運的還可能稍有利潤。大多數人只能一家人租住一個房間，一家八口一張床並非罕見的事。
為了應付會考，又避免影響家人睡眠，由六五年起，我駁了一條電線到騎樓，用一個衣夾，把一盞小燈夾在騎樓欄杆上照明，一個人坐在騎樓讀書，情趣相當不錯。每天晚上三點多鐘，所有巴士都回廠之後，巴士公司就會有很多工人出來，把大量的洗粉洒在地上，跟著沖水刷起來，要將巴士留下的油污清洗乾淨，整條街和巴士廠內變成白茫茫一片，好像漫天大雪，蔚為奇境。
在孤燈之下，我把會考範圍讀來讀去，同時，由於我對時事有相當的興趣，每天也追蹤著北京驚天動地的變化，當時文革正席捲全國，我們香港人就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情，見證歷史的轉折。萬萬料不到，一年後，我在同一位置，見証香港亦被捲入這場風暴之中。
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文革發生時的震憾性。整個中學每日午飯時，我都會留在西環贊育社區中心的圖書館看書，大約中二的時候，我把共產主義理論粗略看了一次，對剩餘資產價值論、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都有初步認識，但對中國內部狀況，尤其是高層人事，其實不怎了了。當時知識份子最多人看的是《明報》，我由小學開始就看金庸的小說，對大陸政情的認識和意見可謂完全從金庸而來。對我來說，中國發生的事，比《三國演義》更曲折離奇，我和我大姐每天都很焦急等報紙派來，追看最新進展。
相信年輕的人不能想像，當時派報紙的方法，是把一份報紙捲成一卷，用一條鹹水草綁住，插在單車尾，沿途踩著單車不停，經過那一處，手從後面抽出一卷報紙就一拋，拋到那一家的騎樓上。我家住在四樓，他們可以很輕鬆的拋到來，就是八、九樓，沒有騎樓，只開一面窗，也百發百中。賣飛機欖的原理也一樣。但很可惜，這絕藝恐怕失傳了三、四十年。
當時我為了關心文革發展，我和我大姐每天搶著接拋上來的報紙，每天看到標題，已經觸目驚心。
兩年的文革在我心目中留下一連串形象特出的蒙太奇﹕毛澤東親手貼上他的第一張大字報﹕「橫掃一齊牛鬼蛇神！」/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二百萬紅衛兵/出版了的《人民日報》卻被收回重印，把標題從「黨中央毛主席」，改成「毛主席黨中央」/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為「黨內的赫魯曉夫」/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跳樓/紅衛兵要「清四舊」，一夜間把全國街道名稱和商舖招牌都改成「東方紅」、「革命人民」等等名稱，把無數書藉古董付諸一炬/武漢「百萬雄師」兵變/北京百萬人上街保護毛主席/「聞道長安似奕棋」，一幕幕走馬燈似的，留下鮮明深刻的形象。
天星小輪事件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暴動其實是六七年暴動的序幕，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分化都很嚴重，港英政府完全漠視低下階層的生計及訴求。在一九六五年，天星小輪加價「斗零」(五仙)，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向政府遞交了一份二萬多人聯署的呈文，政府非但置之不理，更在明年三月增加寄往中國內地的郵費，以及將一部分廉租屋的租金提高一成。
四月四日，一名青年蘇守忠穿上寫著「支持葉錫恩，參加絕食，反對加價」的衣服，在港島天星碼頭絕食，並表示要絕食至死，或至加價取消。第二天，警方以阻塞行人通道為理由，拘捕了蘇守忠。當晚，大批示威者守在彌敦道巡迴遊行，沿途高叫：「我們反對加價！」
四日之後，蘇守忠在區裁判司署受審，當日黃昏，暴動開始。
暴亂的中心在旺角﹕彌敦道、亞皆老街、西洋菜街、山東街、豉油街……暴亂分子向警察投擲石塊、搗毀巴士、縱火燒車、推倒警崗，警察則用警棍、催淚彈、開槍示警，來驅散人群。
暴動持續了兩天，到了四月八日，港英政府在九龍實行宵禁。一個月後，天星小輪正式加價，但僅限於頭等艙，結果是，很多頭等艙乘客改搭二等艙，作為無聲抗議，而這次暴動就從無聲抗議中不了了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的發起人蘇守忠後來當了和尚。他對此事無悔。
其後，港英當局委任楊鐵樑主持調查委員會，進行聆訊，印象最深刻的是聆訊中葉錫恩被人嚴詞質詢，以致淚灑當場，事後報告書把責任歸咎於「underinformed people making irresponsible remark」(不知內情的人作出不負責任批評)。我發現那句用處非常大，尤其是當你決定不聽任何人意見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七年大暴動的外因，本港勞資關係緊張是內因。
六七暴動在六十年代，塑膠花是香港增長最快的新興工業，佔了工業總出口的百分之十二，現時許多的商界大亨，包括李嘉誠在內，都是憑塑膠花賺取了第一桶金。
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的一家大廠，員工近千人，總廠在港島西區，分廠在新蒲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它公布了十條新的員工規例，員工認為影響收入，示威抗議。廠方應付示威工人的方法，是再解僱近百名工人，被解僱的工人包圍廠房，阻止廠方搬運貨物。
當時的勞資糾紛，資方找警方幫忙是常見的做法。警察前往干預，打傷數人，逮捕二十一人。工會起而響應，人造花廠外開始集結大批工人，防暴警察動用催淚彈驅散人群，衝突中多人受傷。五月十二日，港九各業工人組成「反對港英破壞鬥爭委員會」，騷亂迅速蔓延至其他地區。
正如前文所言，香港的工人階級已累積了太多的不滿，本港的工會勢力一向分為左右兩派，右派是台灣的工團，左派就是工聯會，早期是工團(或自由工會)的勢力擴大，但工聯會較進取，到了這段時期，已經成為最大力量，在六六年暴動，天星小輪事件更令民怨激化。但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大陸的態度。在去年的天星小輪事件中，北京的態度是，反加價不應騷亂，但到了六七年，受了文革極左思維的影響，對帝國主義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駐倫敦代辦處職員曾經持斧頭追斬英國外交人員，對於近在肘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當然不會放過。
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並在北京、廣州等城市舉行群眾大會，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當局，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英國政府的反應很乾脆，一星期後，發表聲明，全力支持港府「履行其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
五月二十二日，在港督府前的花園道口，警察列隊成陣，以武力對付群眾隊伍，打傷多人，拘捕大批工人及學生。此後，遊行示威被罷工、罷市所取代。港九巴士、電車、北角發電廠、中華煤氣公司、九龍船塢、天星小輪等數以萬計的工人開始定時罷工。
我家的一個房間分租了給一名中華巴士的司機，他是左派工會的成員。由於左派工會「出糧」給所有的罷工者，這位司機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天便興興頭頭的，一面罷工，一面「返工」，罷工就是「返工」，「返工」就是罷工，真有點辯證法的意味。
由於巴士罷走，我們上學只有坐貨車，小販甚至在貨車上做生意，「九人van」大行其道。政府當機立斷，立刻將「九人van」合法化，權宜變通之快，可見港英政府行事作風於一斑。「九人van」便是今日的小巴的前身。
暴亂升級六月三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英帝國主義越是瘋狂鎮壓我愛國同胞，它在香港的末日也就越是臨近。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歷史性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
文章刊出之後，罷工、罷市升級，港英警察與暴動工人衝突時發生了多宗傷亡，在七月八日，更有三百多名大陸民眾從沙頭角越過邊境，與港英警察槍戰，五名警察殉職。七月九日的一次衝突，一名警員開槍擊斃一名暴徒，一名暴徒則用鐵鉤殺掉一名警員，事後左派報章《晶報》更洋洋得意，以生殺「黃皮狗」作為標題。
香港居民大部份是因為中國解放逃難而來，充滿著原國民黨官僚，殘兵敗將、地主、富商、右派，基本上是反共的，何況大躍進已經失盡民心，文化大革命亦被質疑，把暴亂牽引香港時，亦被大多數市民所抗拒，所以左派雖然以民族矛盾為號召，仍是不得人心。
其實，打從七月上旬開始，中國對事件的基本態度，是毛澤東指示的「盤馬彎弓故不發」，嚇唬港英政府，但又不甘示弱，照樣大肆文攻武嚇，雖提供了二千萬元「鬥爭費」給香港左派，卻不提供武器軍火、不派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官方輿論不宣傳收回香港，而香港的一切對港英鬥爭行動，全由新華社決策指揮。
香港的一些知情人士早已洞悉先機，例如因韓戰時偷運物資到中國發達的霍英東到了英國，因吃了毛澤東親手挾的一塊雞而獲得「毛挾雞」的美稱的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到了日本，中華書店董事長吳叔同甚至「投奔自由」，跑到了台灣。
但這時候，港英政府已知悉中國政府「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底牌，決心大反擊。由七月十一日起，它反被動為主動，策略從防止暴亂轉變成直挑左派的大本營，發動了一連串的激烈的鎮壓行動，大規模圍攻六十多個左派工會和學校，逮捕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
我住在北角七姊妹道，隔離是中華巴士公司，對面是華豐國貨公司，前面是電車廠。港英政府打擊左派據點的第一站，正是華豐國貨。港英抗暴的種種可笑可泣場面，全都為我親眼目睹。
七月十一日，駐守華豐的暴徒對於港英的攻擊嚴陣以待，非但鎖上大閘，屋頂另加裝鐵枝，事後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上千的防暴警察果然出動了直升機，攜帶現代化武器，由晚上七時開始，強攻華豐國貨公司，共施放了二十多枚催淚彈及燃燒彈，雙方周旋了十三小時，大戰方止。好一場精采的大戰！
港英政府同時打擊左派的宣傳基地，逮捕左派報社的記者和參與煽動的演員、導演、查封親左派報紙《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並拘捕報社負責人。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釋放三報負責人的最後通牒，英國拒絕。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數萬名紅衛兵到英國代辦處示威，放火焚燒代辦處。
林彬之死由於香港的鬥爭委員會無法體會到領袖「盤馬彎弓故不發」的苦心，衝突只能繼續，更進入了炸彈攻擊的新階段，不停的在電車、汽車、渡輪、繁華鬧市等場所廣佈真假炸彈。
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少波(藝名林彬)每天都在電台上大罵左派，每次開口都是「你地呢班污糟辣達，下流賤格o既左仔」，尤其被左派恨之切骨。八月二十四日，林彬和其族弟林海光在九龍窩打老道山遭土製汽油彈襲擊，二人困於私家車內，被嚴重燒傷，送院後終於不治。商台把所有的節目取消，改播哀樂，以示悼念。
那時，我在聖保羅書院唸中六，非常非常喜歡看書，常常在晚上看書到天光。金庸在《明報》的社評和萬人傑的評論文章，兩枝健筆均對暴徒作出最嚴厲的譴責。
查良鏞在九月二日《明報》的社評這樣寫﹕「港共燒巴士、燒醫院、炸殺兒童、炸清道夫、暗殺文化人，拼命『仇視群眾、蔑視群眾、鄙視群眾』，口頭上三視港英』，實則是『三視群眾』。」
由於查良鏞的嚴厲筆伐左派，被左派勢力稱為「豺狼鏞」，列為第二號要殺的人物。第一號則是親台灣的《真報》老闆陸海安。
為免自己也成為「林彬二世」，查良鏞變成了神秘人，他從不照相，不接受訪問，沒有人知道他住處，每日午後才回明報辦公，這樣子前後維持了二十年，直到他同北京和解，才「重見天日」。
據港英政府統計，警方處置了8,074枚假炸彈、1,167枚真彈。由於炸彈屢屢傷及無辜，市民惶惶不安，令左派變成了過街老鼠、眾矢之的，暴動失去了群眾基礎，沒法維持下去。到了十二月，周恩來下令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炸彈遂停。在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二人受傷、一千九百三十六人人被捕之後，暴動終於平息。
暴動趣聞
一九七五年我輾轉到了麗的電視台，有兩位很談得來的同事，一個叫李兆熊，一個叫江龍(現執掌新加坡華人電視台)，在暴動的時候，他們都在左派陣營工作。
李兆熊的爸爸叫李晨風，是左派人士。李兆熊那時尚是長城鳳凰的編劇，拿左派薪金，亦被號召上陣，為暴動盡一分力。有一天，李兆熊被吩咐一個星期後到南九龍裁判司署，參與抗英。
李兆熊思前想後了多個晚上，進退維谷。他估計那日港英會出手鎮壓，不去，又似乎太沒義氣，終於作出了可能是畢生最英明的決定﹕他穿一雙縛帶鞋，牢牢的打上一個死結，並把剩下的鞋帶剪掉。
到了南九龍裁判司署，警方和李兆熊等一伙「愛國人士」果然大打出手，雙方從街頭打到巷尾，警方出動了催淚彈，「愛國人士」只有作出「戰略性撒退」，一哄而散。這時候，只有一名暴徒腳上還有鞋子，輕輕快快的走路回家，就是李兆熊。其他的暴徒要麼穿「懶佬鞋」，被從腳跟踩掉了鞋子，要麼更糟糕加三級，穿了縳帶鞋，給踩著鞋帶，連人帶鞋一起摔到。李兆熊對自己的抉擇感到非常得意。
江龍對暴徒「土法抗港英」的招式有點補充﹕指揮的那位仁兄在警方亮出紅旗警告時，竟然指揮他們「集結」。密集的結果，是對方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無虛發。這樣的瞎指揮比比皆是，比如出發前江龍被分配一條濕毛巾，領導告訴他催淚彈來時不可怕，拿用濕毛巾拿起，拋回去，就可以了。
誰知「港英走狗」的催淚彈的型號是改良版，射過來後，滿地Z形亂跳亂走，江龍拿著濕毛巾滿地爬也追不上，徒然淚流而已。
有個七十多歲的阿伯，江龍他們不敢找他一起出征，叫他留守大本營。他挾一根叉作武器，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乘他睡著時，江龍他們偷偷把叉換成雞毛掃。當大伙兒被「港英走狗」打得大敗虧輸，垂頭喪氣地走回大本營，阿伯突然驚醒，見到眼前全是人，以為是敵人，勇猛地拿起雞毛掃便打，一時雞毛亂飛，十分熱鬧。
「坐視不管」由於我只看《明報》和反共的報紙，偏見地認為香港對中國有著太大的經濟貢獻，中國不可能收回香港。但其實，當時中國紅火朝天，誰會把經濟利益放在眼內？愛國而熱血的中國人，又怎能眼睜睜看著中國的神聖領土繼續英帝的手中？
而且，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表示，中國政府對港英政府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絕對不能坐視不管」這句話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之前出現過一次，結果是一九五○年打了韓戰。而在「六七暴動」後兩年，中國也對前蘇聯「絕對不能坐視不管」了一次，結果是一九六九年打了「珍寶島之役」，之後還對越南說了一次，結果是一九七九年打了「懲越之戰」。但當時我當然不知「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的嚴重性。
其時解放軍已開到深圳，隨時準備接收香港。英國軍艦「堡壘號」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已開到香港水域，同香港英軍舉行軍事演習。不消說，一旦解放軍開進新界，「堡壘號」立刻搖身變成撒僑的運輸工具。到了七月，情勢越來越險峻，英國人決定撤僑，飛機飛到上海，中途加油時，周恩來要求他們留下來，英國知道事情有了轉機，才肯留下來。就是在這當兒，周恩來勸服了毛澤東，香港才得以保全。真是險極了！
我唸大學時，一位高班同學告訴我，英國前首相
麥美倫(
Lord Macmillan)來港時，他曾經親口問他﹕「Would England defend for Hong Kong﹖」(英國會不會保護香港？) 麥美倫的答案是﹕「Never。」(永遠不會。)
他的理由是︰就是整個美國第七艦隊駐在維多利亞港，也無法保證香港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就地理環境而言，香港作為一個孤島，面對幅員廣大的內地，無險可守。從五○年到現在，香港的生存全賴於北京的容忍，今日的「一國兩制」亦然。
近期驚嚇其後，香港還受過幾次驚嚇。其中一次比較嚴重的衝擊，是中國宣布決定收回香港。
其時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尖東海域假日地牢晚膳，我還記得大姐林健明坐在鄰桌。當時收到消息，港元兌美元跌至九元六角，在坐的人都不知所措。當時我沒有慌亂，但也無可奈何，最後大家作鳥獸散，回家協助婦孺到百佳惠康搶購廁紙和食米。
這場恐慌在港元與美元結成聯繫匯率之後，迅速平定下來。後來出現了移民潮、六四事件、政制爭拗，對香港都沒有做成決定性損害。相反，香港的繁榮到了回歸前夕，達到頂峰。因此，當金融風暴來襲時，我肯定香港將面臨一段經濟的冬天，但仍堅決相信我們可以在短時期內反彈，繼續繁榮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