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命運(一)
第一章 煙火中的寂寥
第一節 早知天意是無情
第二節 大風起於萍末
第三節 渡盡劫波
第四節 治安策一
第五節 黍離
第二章 廢墟中的陰影
第一節 千古興亡
第二節 文明之光
第三節 刀鋒下的繁榮
第四節 風水
第五節 亂世佳人
第六節 苛政猛於虎
香港的命運(二)
第三章 偶然中的偶然
第一節 租界式的和平
第二節 孤島時期
第三節 命懸一線
第四節 絕處逢生
第五節 大轉折
第六節 前路茫茫
第四章 人間正道是滄桑
第一節 「一國」何以「兩制」
第二節 一言堂
《香港的命運》的幕後代筆寫《香港的命運》的製作
《香港的命運》廣告片(3段)
《香港的希望》
《香港的希望》
第一章：困境
第二章：港英時代
第三章：三方博奕
第四章：香港政治光譜
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另一方面，經過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失敗之後，和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思潮的興起，有七成香港人是鍥而不捨地認為香港應該推行民主政制，認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治理好香港。我在第一章裏，亦清楚表明我也認為是如此。香港人在不同的示威和投票裏，也表示了這個意向，無論你用哄還是嚇，也沒辦法令他們動搖。
由去年開始，北京已經擬定了一條界線，提出於2017年進行特首普選，並在2012及2016年逐步增加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組別席位，直至2020年立法會也正式全面直選。當有了時間表之後，泛民力爭民主的聯合陣線其實已經瓦解，自此他們與建制派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民主派也知道勉強爭取2012年全面直選是不設實際的，於是他們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建制派差不多，餘下的只有技術上的差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08年的選舉中，大家也不敢提及政改。建制派當時是「黃腫腳」不消提，泛民也變得不知從何說起，他們不敢提出除非2012全面直選否則會否決任何政改方案的政綱，因為這做法在2005年已嘗試過，並已証實失敗。在這種現實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政治版圖便要重新劃定，在未來四年，誰佔據了有利位置，便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至十六年後，走向執政之路。
其實，香港的民主右翼政黨的真正綱領有四條：
第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唯有堅決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站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即是說，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支持中央政府，但對內卻要爭取最大的民主自治。北京最初可能會對這個主張不高興或不能接受，但只要堅持十年八載，最終還是會讓北京覺得這是合情合理的立場。首先，這個立場其實是回歸鄧小平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在確立國家主權之後，我們不參與中國內政的同時，也希望中國不要干擾我們的內政。其次，為何中國不應參與香港的內政呢？因為，中國的官員是永遠沒辦法比香港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處身的社會也不一樣，他們如何能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班子和管治政策呢？所以還是應該留給香港人自己搞好了。
而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如六四事件上，又應該如何解答呢？
站在香港人本位立場上，右派政黨既不應像現時某些泛民人士般，要求平反六四，也不該像民建聯，稱事件為「八九年的那一場風波」。事實上，基於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應對國內的政治問題作出任何論述。作為香港的政黨，去評述國內的政治生態是不適合的，因為這樣做會令香港捲入國內的政治鬥爭之中，對香港人的自治是不利的。
第二個真正的右派綱領，就是「小政府、大市場」。在這個宏觀的問題上，我們要抑制政府功能和組織的無限增長，減少管制，這才是真正的右派綱領。在過去二十年，跟大部人所相信的不同，世界各地的選舉其實大多數是由右派勝出的。大家也知道，連英國的工黨其實也變成了右派，他們肯定了必需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事實上，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一套。市場主導的觀念席捲全世界的，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大概只餘下北韓。因此，我們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去改善行效率的，例如用學券制來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並行，待它自然取代現在大鑊飯式的教育制度，然後達到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制度，又或是用房屋券去取代現在的公屋制度等。但現在的所謂右派政黨，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都不明白這一點。
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其實永遠是要與官僚作對的，即使是在列根和戴卓爾執政期間，也一樣是猛烈批評官僚主義的。附和官僚主義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支持自由開放的人的衷心支持。
第三，如果要經濟更有效率，就要打破目前社會上某些的壟斷，這並非透過制定一條公平競爭法就可以成功的。因為這些壟斷根本就是由政府蓄意地，經過立法造成的，這是公平競爭法所不能管制的。舉例說，兩電的壟斷就有政府法案支持，還有大氣電波、貨運碼頭、公共交通等。這些壟斷的出現，在港英時代是要維護英國財團，後來特區政府則是為要維護大財團的利益，但現行政黨全部避免觸及。大家可以回想，電訊業解除壟斷之後，長途電話的費用下降了多少？所以，我們在製造出一個專利之後，再去用法例和立法會去管制它，其實並無意義。只要出現公平了競爭，你便會發現真實的費用可能只是原來的數個巴仙。同樣地，把政府製造的壟斷打破，我們便會見到生動的飛躍。
香港的自由黨不明白，美國的右派政黨其實從來不是附和大商家，美國政府是反壟斷的，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開始，就打擊洛克菲勒、微軟、IBM、AT&T的，因為大商家永遠都只佔少數，是與大部份中小企業作對，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永遠得不到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其實就是自由黨的真正死因。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就是專業壟斷，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透過專業認証的壟斷去排他。自九七回歸後，我們不准外國人來港執業，結果令香港成為律師和醫生收費全球最高的地方。這樣對大部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負擔，就司法系統而言，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錢少一點的人都不敢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隨時要傾家蕩產，到最後，他們不是輸了給對方，而是輸了給律師。
第四，就是核心價值的維持。右派政黨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去維護言論自由、司法等，不讓它們慢慢被蠶食。但同時，它要照顧弱勢社群，因為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我們是不能容忍有人沒飯吃，沒衣服穿，這不但不文明，也會令社會秩序大亂。問題只是我們以甚麼方法去照顧這些弱勢社群。當然，右派的綱領就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用現金津貼，而不是用官僚去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去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事實上，只要一套負入息稅制度，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少於某一個金額，政府便會按指定的比例向你付錢，讓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至於怎樣去運用那些錢，就由他們自行決定。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切合約和制度上的干擾都變得再沒需要，而最低工資、綜援等制度，也可由這一套系統全部取代。
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容忍有錢人付出一百元，窮人收回九十多元，但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是像現行的方法那般，有錢人付出一百元，到窮人手上時只剩下二十元，其餘八十元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落入官僚手中。
總結來說，香港那些所謂右派政黨，如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等，他們根本不懂得甚麼才是右派政黨，也不明白右派的綱領。右派不是親建制，而是親自由，它反對的主要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反對工會，因為它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由議價效度；第二，是反對官僚制度，認為官僚制度是經濟效率的剋星；第三，是反對大型的壟斷財團，尤其是政府立法壟斷。左派的致勝綱領是不斷增加福利，他們問的問題是“Where does the money go”，說的是收回來的稅是花在哪裏。而右派的鋼領就是“Where the money come from”，說的政府任何支出最後都要由抽稅支付，因此，右派的必勝方法就是減稅。他們相信唯有減低政府的絕對體積，不讓政府花錢，方會有空間去減稅。同時，減稅可以增加經濟活力和社會需求，令經濟更加繁榮，增加每個人的財富。
香港過去沒有民主右派，造成這個情況有其歷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攪政治沒有前途，有才能的人都跑去當大律師、醫生。因為以往搞政治的人永遠無法掌握實權，但這情況現在已逐漸改變。第二，是香港很多黨派都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如工會、社會福利主義者等，他們先天上已經是左派。而由於他們慣於抗爭，所以在香港政治運動中特別觸目。相反，香港的右派慣於享受政治分豬肉，又不習慣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在聲勢上大幅墮後。但在這個社會改變的重要時刻，我看見已有很多論文開始提出同一個論點，認為最終誰能夠將北京和香港人的要求有效地結合，令香港踏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便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奬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能力的人材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因此，我希望那些有抱負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事業，而這又令我想起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另一方面，經過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失敗之後，和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思潮的興起，有七成香港人是鍥而不捨地認為香港應該推行民主政制，認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治理好香港。我在第一章裏，亦清楚表明我也認為是如此。香港人在不同的示威和投票裏，也表示了這個意向，無論你用哄還是嚇，也沒辦法令他們動搖。
由去年開始，北京已經擬定了一條界線，提出於2017年進行特首普選，並在2012及2016年逐步增加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組別席位，直至2020年立法會也正式全面直選。當有了時間表之後，泛民力爭民主的聯合陣線其實已經瓦解，自此他們與建制派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民主派也知道勉強爭取2012年全面直選是不設實際的，於是他們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建制派差不多，餘下的只有技術上的差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08年的選舉中，大家也不敢提及政改。建制派當時是「黃腫腳」不消提，泛民也變得不知從何說起，他們不敢提出除非2012全面直選否則會否決任何政改方案的政綱，因為這做法在2005年已嘗試過，並已証實失敗。在這種現實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政治版圖便要重新劃定，在未來四年，誰佔據了有利位置，便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至十六年後，走向執政之路。
其實，香港的民主右翼政黨的真正綱領有四條：
第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唯有堅決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站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即是說，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支持中央政府，但對內卻要爭取最大的民主自治。北京最初可能會對這個主張不高興或不能接受，但只要堅持十年八載，最終還是會讓北京覺得這是合情合理的立場。首先，這個立場其實是回歸鄧小平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在確立國家主權之後，我們不參與中國內政的同時，也希望中國不要干擾我們的內政。其次，為何中國不應參與香港的內政呢？因為，中國的官員是永遠沒辦法比香港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處身的社會也不一樣，他們如何能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班子和管治政策呢？所以還是應該留給香港人自己搞好了。
而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如六四事件上，又應該如何解答呢？
站在香港人本位立場上，右派政黨既不應像現時某些泛民人士般，要求平反六四，也不該像民建聯，稱事件為「八九年的那一場風波」。事實上，基於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應對國內的政治問題作出任何論述。作為香港的政黨，去評述國內的政治生態是不適合的，因為這樣做會令香港捲入國內的政治鬥爭之中，對香港人的自治是不利的。
第二個真正的右派綱領，就是「小政府、大市場」。在這個宏觀的問題上，我們要抑制政府功能和組織的無限增長，減少管制，這才是真正的右派綱領。在過去二十年，跟大部人所相信的不同，世界各地的選舉其實大多數是由右派勝出的。大家也知道，連英國的工黨其實也變成了右派，他們肯定了必需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事實上，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一套。市場主導的觀念席捲全世界的，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大概只餘下北韓。因此，我們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去改善行效率的，例如用學券制來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並行，待它自然取代現在大鑊飯式的教育制度，然後達到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制度，又或是用房屋券去取代現在的公屋制度等。但現在的所謂右派政黨，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都不明白這一點。
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其實永遠是要與官僚作對的，即使是在列根和戴卓爾執政期間，也一樣是猛烈批評官僚主義的。附和官僚主義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支持自由開放的人的衷心支持。
第三，如果要經濟更有效率，就要打破目前社會上某些的壟斷，這並非透過制定一條公平競爭法就可以成功的。因為這些壟斷根本就是由政府蓄意地，經過立法造成的，這是公平競爭法所不能管制的。舉例說，兩電的壟斷就有政府法案支持，還有大氣電波、貨運碼頭、公共交通等。這些壟斷的出現，在港英時代是要維護英國財團，後來特區政府則是為要維護大財團的利益，但現行政黨全部避免觸及。大家可以回想，電訊業解除壟斷之後，長途電話的費用下降了多少？所以，我們在製造出一個專利之後，再去用法例和立法會去管制它，其實並無意義。只要出現公平了競爭，你便會發現真實的費用可能只是原來的數個巴仙。同樣地，把政府製造的壟斷打破，我們便會見到生動的飛躍。
香港的自由黨不明白，美國的右派政黨其實從來不是附和大商家，美國政府是反壟斷的，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開始，就打擊洛克菲勒、微軟、IBM、AT&T的，因為大商家永遠都只佔少數，是與大部份中小企業作對，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永遠得不到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其實就是自由黨的真正死因。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就是專業壟斷，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透過專業認証的壟斷去排他。自九七回歸後，我們不准外國人來港執業，結果令香港成為律師和醫生收費全球最高的地方。這樣對大部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負擔，就司法系統而言，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錢少一點的人都不敢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隨時要傾家蕩產，到最後，他們不是輸了給對方，而是輸了給律師。
第四，就是核心價值的維持。右派政黨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去維護言論自由、司法等，不讓它們慢慢被蠶食。但同時，它要照顧弱勢社群，因為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我們是不能容忍有人沒飯吃，沒衣服穿，這不但不文明，也會令社會秩序大亂。問題只是我們以甚麼方法去照顧這些弱勢社群。當然，右派的綱領就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用現金津貼，而不是用官僚去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去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事實上，只要一套負入息稅制度，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少於某一個金額，政府便會按指定的比例向你付錢，讓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至於怎樣去運用那些錢，就由他們自行決定。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切合約和制度上的干擾都變得再沒需要，而最低工資、綜援等制度，也可由這一套系統全部取代。
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容忍有錢人付出一百元，窮人收回九十多元，但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是像現行的方法那般，有錢人付出一百元，到窮人手上時只剩下二十元，其餘八十元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落入官僚手中。
總結來說，香港那些所謂右派政黨，如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等，他們根本不懂得甚麼才是右派政黨，也不明白右派的綱領。右派不是親建制，而是親自由，它反對的主要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反對工會，因為它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由議價效度；第二，是反對官僚制度，認為官僚制度是經濟效率的剋星；第三，是反對大型的壟斷財團，尤其是政府立法壟斷。左派的致勝綱領是不斷增加福利，他們問的問題是“Where does the money go”，說的是收回來的稅是花在哪裏。而右派的鋼領就是“Where the money come from”，說的政府任何支出最後都要由抽稅支付，因此，右派的必勝方法就是減稅。他們相信唯有減低政府的絕對體積，不讓政府花錢，方會有空間去減稅。同時，減稅可以增加經濟活力和社會需求，令經濟更加繁榮，增加每個人的財富。
香港過去沒有民主右派，造成這個情況有其歷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攪政治沒有前途，有才能的人都跑去當大律師、醫生。因為以往搞政治的人永遠無法掌握實權，但這情況現在已逐漸改變。第二，是香港很多黨派都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如工會、社會福利主義者等，他們先天上已經是左派。而由於他們慣於抗爭，所以在香港政治運動中特別觸目。相反，香港的右派慣於享受政治分豬肉，又不習慣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在聲勢上大幅墮後。但在這個社會改變的重要時刻，我看見已有很多論文開始提出同一個論點，認為最終誰能夠將北京和香港人的要求有效地結合，令香港踏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便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奬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能力的人材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因此，我希望那些有抱負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事業，而這又令我想起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第三章：三方博奕
香港政制博奕主要參與者有三方面：北京政府、香港市民和一群高等華人，即既得利益份子。這三方面是由始至終都有參與，另外有些則是參加過又退出的，例如九七前的英國政府就曾積極參與，九七之後則換成美國政府來充當啦啦隊的角色。
在三個主要參與者之中，以高等華人既得利益者的想法最容易理解。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如何得來的呢？答案是靠港英政府給予的，也即是說是靠政治分豬肉得來的。既然東西是可以免費得來，自然是不願意付出努力去爭取。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們一直堅拒政制民主化。若然政制步向民主，他們便要透過選舉去贏取影響力，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愈遲普選，對他們愈有利，功能組別選舉就是度身訂造的分豬肉方法。香港的大商家對普通人有一種深層次的恐懼，認為市民在選舉中會胡來，例如會選周星馳，或者是劉德華等明星，又或是選出一些主張大派福利的議員，要他們繳交更多稅金。這種想法並非在今天始，早在戰後的楊慕琦計劃，他們已曾一起反對香港任何民主改革。
最近的自由黨事件，也清楚顯示出他們的立場。李大壯代表地產商會去遊說自由黨不要去參加直選，因為一旦參加直選，便會受爭取選票的壓力影響而開始向另一方面傾斜，漸漸變得不再純粹為既得利益服務。
但這一幫人士又因為九七回歸分成了兩派，專業人士由其中分裂了出來。一班專業人士因為牽涉較少的商業利益，相對上較不抗拒民主改革，加上專業人士的知識份子背景，他們中的大部份非常相信西方的價值觀念，於是他們逐漸投入民主拒共陣形之中，像公民黨和民主黨的黨員很多就是這一類的專業人士。
北京的基本立場又是怎樣呢？
最初，北京政府認為主要敵人是英國政府。鄧小平恐怕回歸會帶來動亂。他要提防的是甚麼呢？第一，他怕外來勢力攪事，尤其是英美兩國。事實上，直至現在，北京仍有很多人以這種陰謀論來看香港的局面；第二，他覺得香港有很多潛伏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反對回歸。在他的記憶中，石硤尾暴動相信印象深刻，到了回歸前後，這班人是很可能乘機攪事。當彭定康提出在九七年前加強香港民主政制，北京就認定這是英國意圖保留在港治權的陰謀，便跟彭定康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三，北京認為只需統戰到香港的上層份子，所以我們見到鄉議局、精英人士和商會等在回歸前陸續受到北京禮待。北京從來不認為香港的群眾有很大的問題，但結果，最大的問題卻是出現在於香港市民的身上。
再看香港市民，他們當然不是鐵板一塊。現在民建聯和工聯會等佔了香港三成多的選票，在這三成多的選票中的是甚麼人呢？除了傳統左派工會份子，傳統愛國份子之外，再來的就是一些年紀較大、知識水平較低的人，這些人是較容易透過利益收買的。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加入了一些非常保守的份子。保守份子的特點是追求社會穩定，極度反對有人破壞社會秩序，他們天生是親建制的，任何事都是以社會秩序為先，維園阿伯等就是屬於這一類人。
其實，主體香港人是有強烈的民族感情。記得一九八二年，我到戲院看《甘地傳》，戲中的英國總督對甘地說：「印度人管治印度，將會是一塌糊塗。」然後甘地就回應說：「即使是一塌糊塗，我們還是寧願由印度人來管治。」此話一出，全場觀眾熱烈鼓掌。由此可見，大部份香港人在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上，從來都不反對回歸。只是因為在上一章我曾提及到的政治創傷後遺症，使他們懼怕共產黨，尤其是在八九年六四之後，和北京的決裂就更加嚴重。第二，他們是非常珍惜香港的生活形式，很怕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被蠶食，變得跟大陸一樣。第三，他們在信念上是大部份跟隨普世價值觀念，覺得民主政制是唯一的出路。
回看北京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初期他們認為只需擺平香港的高等華人，以及換掉港督便行。但香港社會本質是在不停變動中，最初他們覺得香港市民不是問題，直至六四之後才猛然驚覺，香港出現了很多新興的反共份子。這些人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反對共產黨的人。北京政府因此從原來打算讓香港人自己管治的一國兩制立場中退卻，預備完全接過港英的宗主權，透過欽點特首來管治香港。董建華的失敗，當時的經濟衰退環境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董建華是孤家寡人的進入政府，沒有自己人從旁協助操控，加上他不是在香港長大，還是一個保守主義份子，與香港公務員的價值觀念系統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因而逐漸被公務員體系架空，後來才會發展出問責制的問題。他與香港市民的衝突亦日益嚴重，而香港市民更因為董建華的管治而覺得必須要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更加堅決主張民主。於是我們便有了二○○三年七一上街大行動。
對於導致七一上街的原因，北京認為也許是因為經濟環境轉差所致，於是便推出自由行等方案，以利益安撫香港人情緒。而另一方面，北京又以漢奸言論企圖恫嚇香港人。但他不知道，主體香港市民是沒組織、沒領袖的自然組合，因此是不能被威嚇的。香港市民聰明而現實，他只會在情勢和法律容許的情況下，出其不意地做一些事情去打亂北京的陣腳，例如堅持在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派，突然上街示威遊行，卻從不會跟北京正面對抗，而且還間中表現出愛國的行徑，如為水災、地震籌款，支持奧運等。
於是，北京實行了一年強硬政策之後，忽然發覺不能強硬到底，因為他明白到香港與內地的環境完全不同。在大陸，如果威嚇行不通，政府可以拘捕政敵，但在香港卻不能這樣做。他不能運用專政機構鎮壓，因為香港是國際門戶所在，國際觀瞻所在，所有國際傳媒在香港都有記者，加上北京在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對自己的形象也不能不小心。北京政府最擅長的鎮壓方法在香港派不上用場，強硬便變成虛聲恫嚇。當香港人發現北京只是紙老虎，就更加不害怕，繼續暗中做他們自己的一套。在這情況下，二○○四年香港人再次上街，這使北京發現，原來香港人既不受軟，也不受硬。
有部份香港議員不明白香港人，他們認為主體市民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度不足，但實情是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和智慧都遠遠超越香港的政黨和政客。香港市民採取的是一套軟磨的功夫，既不與北京反目，也不放棄民主。他們知道，大型遊行示威是不能經常進行的，因為這樣會令北京在國際輿論上大失面子，無止境的施壓，最終只會迫使北京連現有的自由都會收回。因此，若非涉及大是大非或干擾到核心價值問題，香港市民不會輕易使用對抗性手段，他們又會在不記名投票中適當地支持民主派。整體來說，香港市民應對北京的方法是「需擦鞋時擦鞋，需對抗時對抗」，即使對抗，也極有分寸，不會超越北京可接受的界線。他們不慍不火，不卑不亢，卻又鍥而不捨，令北京無從入手，其實是高明之極。
最後，北京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就是駕御不到公務員的人不能管治香港；第二特首一定要有民望，否則必然難以施政。於是北京便找來了曾蔭權來當特首。自從這時候開始，北京的思維開始變，明白在香港的民主問題上，必須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他不是要去欽點某一個人去管治香港，而是要排除某幾類人，只要不讓某些人如台獨份子、漢奸等去做便可。因為他們知道，香港人總體上都是愛國的，根本不會與北京作對，又何必過份顧忌呢？所以，在香港市民持續不斷的壓力下，才有可能出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同時，北京明白到，只有施行某程度的鳥籠民主，才能夠令所謂的泛民陣形失去政治綱領。這就是胡錦濤力主的和諧路線的真意。
在三個主要參與者之中，以高等華人既得利益者的想法最容易理解。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如何得來的呢？答案是靠港英政府給予的，也即是說是靠政治分豬肉得來的。既然東西是可以免費得來，自然是不願意付出努力去爭取。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們一直堅拒政制民主化。若然政制步向民主，他們便要透過選舉去贏取影響力，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愈遲普選，對他們愈有利，功能組別選舉就是度身訂造的分豬肉方法。香港的大商家對普通人有一種深層次的恐懼，認為市民在選舉中會胡來，例如會選周星馳，或者是劉德華等明星，又或是選出一些主張大派福利的議員，要他們繳交更多稅金。這種想法並非在今天始，早在戰後的楊慕琦計劃，他們已曾一起反對香港任何民主改革。
最近的自由黨事件，也清楚顯示出他們的立場。李大壯代表地產商會去遊說自由黨不要去參加直選，因為一旦參加直選，便會受爭取選票的壓力影響而開始向另一方面傾斜，漸漸變得不再純粹為既得利益服務。
但這一幫人士又因為九七回歸分成了兩派，專業人士由其中分裂了出來。一班專業人士因為牽涉較少的商業利益，相對上較不抗拒民主改革，加上專業人士的知識份子背景，他們中的大部份非常相信西方的價值觀念，於是他們逐漸投入民主拒共陣形之中，像公民黨和民主黨的黨員很多就是這一類的專業人士。
北京的基本立場又是怎樣呢？
最初，北京政府認為主要敵人是英國政府。鄧小平恐怕回歸會帶來動亂。他要提防的是甚麼呢？第一，他怕外來勢力攪事，尤其是英美兩國。事實上，直至現在，北京仍有很多人以這種陰謀論來看香港的局面；第二，他覺得香港有很多潛伏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反對回歸。在他的記憶中，石硤尾暴動相信印象深刻，到了回歸前後，這班人是很可能乘機攪事。當彭定康提出在九七年前加強香港民主政制，北京就認定這是英國意圖保留在港治權的陰謀，便跟彭定康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三，北京認為只需統戰到香港的上層份子，所以我們見到鄉議局、精英人士和商會等在回歸前陸續受到北京禮待。北京從來不認為香港的群眾有很大的問題，但結果，最大的問題卻是出現在於香港市民的身上。
再看香港市民，他們當然不是鐵板一塊。現在民建聯和工聯會等佔了香港三成多的選票，在這三成多的選票中的是甚麼人呢？除了傳統左派工會份子，傳統愛國份子之外，再來的就是一些年紀較大、知識水平較低的人，這些人是較容易透過利益收買的。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加入了一些非常保守的份子。保守份子的特點是追求社會穩定，極度反對有人破壞社會秩序，他們天生是親建制的，任何事都是以社會秩序為先，維園阿伯等就是屬於這一類人。
其實，主體香港人是有強烈的民族感情。記得一九八二年，我到戲院看《甘地傳》，戲中的英國總督對甘地說：「印度人管治印度，將會是一塌糊塗。」然後甘地就回應說：「即使是一塌糊塗，我們還是寧願由印度人來管治。」此話一出，全場觀眾熱烈鼓掌。由此可見，大部份香港人在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上，從來都不反對回歸。只是因為在上一章我曾提及到的政治創傷後遺症，使他們懼怕共產黨，尤其是在八九年六四之後，和北京的決裂就更加嚴重。第二，他們是非常珍惜香港的生活形式，很怕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被蠶食，變得跟大陸一樣。第三，他們在信念上是大部份跟隨普世價值觀念，覺得民主政制是唯一的出路。
回看北京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初期他們認為只需擺平香港的高等華人，以及換掉港督便行。但香港社會本質是在不停變動中，最初他們覺得香港市民不是問題，直至六四之後才猛然驚覺，香港出現了很多新興的反共份子。這些人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反對共產黨的人。北京政府因此從原來打算讓香港人自己管治的一國兩制立場中退卻，預備完全接過港英的宗主權，透過欽點特首來管治香港。董建華的失敗，當時的經濟衰退環境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董建華是孤家寡人的進入政府，沒有自己人從旁協助操控，加上他不是在香港長大，還是一個保守主義份子，與香港公務員的價值觀念系統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因而逐漸被公務員體系架空，後來才會發展出問責制的問題。他與香港市民的衝突亦日益嚴重，而香港市民更因為董建華的管治而覺得必須要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更加堅決主張民主。於是我們便有了二○○三年七一上街大行動。
對於導致七一上街的原因，北京認為也許是因為經濟環境轉差所致，於是便推出自由行等方案，以利益安撫香港人情緒。而另一方面，北京又以漢奸言論企圖恫嚇香港人。但他不知道，主體香港市民是沒組織、沒領袖的自然組合，因此是不能被威嚇的。香港市民聰明而現實，他只會在情勢和法律容許的情況下，出其不意地做一些事情去打亂北京的陣腳，例如堅持在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派，突然上街示威遊行，卻從不會跟北京正面對抗，而且還間中表現出愛國的行徑，如為水災、地震籌款，支持奧運等。
於是，北京實行了一年強硬政策之後，忽然發覺不能強硬到底，因為他明白到香港與內地的環境完全不同。在大陸，如果威嚇行不通，政府可以拘捕政敵，但在香港卻不能這樣做。他不能運用專政機構鎮壓，因為香港是國際門戶所在，國際觀瞻所在，所有國際傳媒在香港都有記者，加上北京在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對自己的形象也不能不小心。北京政府最擅長的鎮壓方法在香港派不上用場，強硬便變成虛聲恫嚇。當香港人發現北京只是紙老虎，就更加不害怕，繼續暗中做他們自己的一套。在這情況下，二○○四年香港人再次上街，這使北京發現，原來香港人既不受軟，也不受硬。
有部份香港議員不明白香港人，他們認為主體市民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度不足，但實情是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和智慧都遠遠超越香港的政黨和政客。香港市民採取的是一套軟磨的功夫，既不與北京反目，也不放棄民主。他們知道，大型遊行示威是不能經常進行的，因為這樣會令北京在國際輿論上大失面子，無止境的施壓，最終只會迫使北京連現有的自由都會收回。因此，若非涉及大是大非或干擾到核心價值問題，香港市民不會輕易使用對抗性手段，他們又會在不記名投票中適當地支持民主派。整體來說，香港市民應對北京的方法是「需擦鞋時擦鞋，需對抗時對抗」，即使對抗，也極有分寸，不會超越北京可接受的界線。他們不慍不火，不卑不亢，卻又鍥而不捨，令北京無從入手，其實是高明之極。
最後，北京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就是駕御不到公務員的人不能管治香港；第二特首一定要有民望，否則必然難以施政。於是北京便找來了曾蔭權來當特首。自從這時候開始，北京的思維開始變，明白在香港的民主問題上，必須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他不是要去欽點某一個人去管治香港，而是要排除某幾類人，只要不讓某些人如台獨份子、漢奸等去做便可。因為他們知道，香港人總體上都是愛國的，根本不會與北京作對，又何必過份顧忌呢？所以，在香港市民持續不斷的壓力下，才有可能出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同時，北京明白到，只有施行某程度的鳥籠民主，才能夠令所謂的泛民陣形失去政治綱領。這就是胡錦濤力主的和諧路線的真意。
第四章：香港政治光譜
我們從黨派看看香港的政治光譜。
首先，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定位是很清楚的，他們主要來自兩派勢力：一，傳統的左派工會；二，左派學校出身的知識份子。這班人跟隨中共多年，工會出身的人士難免會有馬列傾向，而愛國學校出身的人亦會有一些傳統的馬列理論基礎。正因如此，導致他們與香港整體社會顯得格格不入。他們在政策上的主張，很多是先天上有左派的傾向的，然而，在中聯辦的指揮之下，他們卻要與特區政府合作，也就是說他們被迫要做出一些親建制及保皇的行動。這種人格分裂行為，常令他們感到十分辛苦，其中的表表者就是陳婉嫻。
至於自由黨又是甚麼呢？之前我也說過，自由黨是由既得利益親港英集團變化而成，只不過是將效忠的對象由倫敦轉移到北京而已。最近自由黨在直選中大敗，有很多論文已清楚說明其原因。這些論文指出，因為他們大部份是功能組別出身，所以是不能夠不為既得利益者和大商家服務，甚至可以更直接地說，是不能不為支持他們的大地產商服務，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地產商。這種立場，難逃包庇官商勾結之嫌，又不能爭取到中小企、中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他們以為自己是一個右派政黨，但實際上他們更接近是一個傀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政黨。這次在直選中被徹底擊潰，其實是理所當然。
再看泛民板塊，傳統上有一些獨立的小黨派是來是工會，如街工和李卓人等，又或是社福工作者、民生關注組等卻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的。而泛民兩個比較大的板塊，就是民主黨和公民黨。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是較接近右派，但因為在它的內部夾雜了一些社會工作者，所以它不能堅決地貫徹右派的經濟主張。另一方面，公民黨則是來自一群在反二十三條事件中崛起的專業人士，尤以大律師為主。大家都應該知道，這類專業人士的先天傾向是甚麼也希望透過立例管制，這種是他們的思維方法。他們也以為自己是右派，但他們的真正身份其實是「專業壟斷派」。而近年崛起的社民連，則是旗幟鮮明的左派，起碼他們的立場是清楚的。
以上我所說的所有板塊，其實像壓力團體多於政黨。因為他們是由左派兩大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七一遊行所催生，他們唯一的真正共同綱領，就是力爭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其實只是壓力團體的鬆散組合。一個真正政黨必須要有清楚的政治論述，一定要有意識形態，所以在○四選舉之後，我就曾明確提出，任何人要在香港組織政黨，都必須先回答以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
這個政黨的政治立場如何處理與北京的關係？現在的泛民政黨對這個題目的所有論述都是含糊其詞的。在六四晚會裏，他們會提出推翻一黨專政，但是在真正的政綱裏，除了長毛(梁國雄)之外，卻又沒有人敢寫上推翻一黨專政。他們基本上是人格分裂的。
第二，
目前的選舉方法基本上是一套不公平的方法，根據這一套方法去進行議會抗爭，在立法會中，理論上永遠是少數。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議會，所採取的抗爭方式是甚麼呢？是體制內的抗爭，還是體制外的抗爭？抗爭會進行至甚麼程度呢？如果抗爭無效的話，怎樣才能達到抗爭的目的呢？
第三，
在經濟立場上，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即是說，是接近工黨還是保守黨？歐洲的政黨在這個立場上一般是很清楚的，左派是走社會民主路線，而右派是則是自由市場。兩者的最大分別是在處理經濟問題上的取態和對市場、政府等的看法。
最奇怪的是，香港大部份人是民主右派，有六成多人是長期投票支持泛民的，此外還有不少人因為恐怕泛民得罪北京，而不敢支持泛民，轉投自由黨或民建聯(民建聯口頭上也是支持直選的)。因此，實際上支持民主的人比表面看到的更多。
大家也知道，香港人大多數是保守的，很多人寧願沒飯吃也不願去領取綜援，而且大部份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香港有一百二十多萬小業主，他們會認為擁有物業便算是中產；而做白領工作的人，若是主任級以上的，又必然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此外，這群「中產」的領袖輿論，社會上所謂的傳統菁英，又大部份相信於自由主義，即講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但問題是，非常奇怪地，現在竟然是沒有一個政黨可以代表他們。
首先，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定位是很清楚的，他們主要來自兩派勢力：一，傳統的左派工會；二，左派學校出身的知識份子。這班人跟隨中共多年，工會出身的人士難免會有馬列傾向，而愛國學校出身的人亦會有一些傳統的馬列理論基礎。正因如此，導致他們與香港整體社會顯得格格不入。他們在政策上的主張，很多是先天上有左派的傾向的，然而，在中聯辦的指揮之下，他們卻要與特區政府合作，也就是說他們被迫要做出一些親建制及保皇的行動。這種人格分裂行為，常令他們感到十分辛苦，其中的表表者就是陳婉嫻。
至於自由黨又是甚麼呢？之前我也說過，自由黨是由既得利益親港英集團變化而成，只不過是將效忠的對象由倫敦轉移到北京而已。最近自由黨在直選中大敗，有很多論文已清楚說明其原因。這些論文指出，因為他們大部份是功能組別出身，所以是不能夠不為既得利益者和大商家服務，甚至可以更直接地說，是不能不為支持他們的大地產商服務，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地產商。這種立場，難逃包庇官商勾結之嫌，又不能爭取到中小企、中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他們以為自己是一個右派政黨，但實際上他們更接近是一個傀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政黨。這次在直選中被徹底擊潰，其實是理所當然。
再看泛民板塊，傳統上有一些獨立的小黨派是來是工會，如街工和李卓人等，又或是社福工作者、民生關注組等卻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的。而泛民兩個比較大的板塊，就是民主黨和公民黨。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是較接近右派，但因為在它的內部夾雜了一些社會工作者，所以它不能堅決地貫徹右派的經濟主張。另一方面，公民黨則是來自一群在反二十三條事件中崛起的專業人士，尤以大律師為主。大家都應該知道，這類專業人士的先天傾向是甚麼也希望透過立例管制，這種是他們的思維方法。他們也以為自己是右派，但他們的真正身份其實是「專業壟斷派」。而近年崛起的社民連，則是旗幟鮮明的左派，起碼他們的立場是清楚的。
以上我所說的所有板塊，其實像壓力團體多於政黨。因為他們是由左派兩大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七一遊行所催生，他們唯一的真正共同綱領，就是力爭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其實只是壓力團體的鬆散組合。一個真正政黨必須要有清楚的政治論述，一定要有意識形態，所以在○四選舉之後，我就曾明確提出，任何人要在香港組織政黨，都必須先回答以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
這個政黨的政治立場如何處理與北京的關係？現在的泛民政黨對這個題目的所有論述都是含糊其詞的。在六四晚會裏，他們會提出推翻一黨專政，但是在真正的政綱裏，除了長毛(梁國雄)之外，卻又沒有人敢寫上推翻一黨專政。他們基本上是人格分裂的。
第二，
目前的選舉方法基本上是一套不公平的方法，根據這一套方法去進行議會抗爭，在立法會中，理論上永遠是少數。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議會，所採取的抗爭方式是甚麼呢？是體制內的抗爭，還是體制外的抗爭？抗爭會進行至甚麼程度呢？如果抗爭無效的話，怎樣才能達到抗爭的目的呢？
第三，
在經濟立場上，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即是說，是接近工黨還是保守黨？歐洲的政黨在這個立場上一般是很清楚的，左派是走社會民主路線，而右派是則是自由市場。兩者的最大分別是在處理經濟問題上的取態和對市場、政府等的看法。
最奇怪的是，香港大部份人是民主右派，有六成多人是長期投票支持泛民的，此外還有不少人因為恐怕泛民得罪北京，而不敢支持泛民，轉投自由黨或民建聯(民建聯口頭上也是支持直選的)。因此，實際上支持民主的人比表面看到的更多。
大家也知道，香港人大多數是保守的，很多人寧願沒飯吃也不願去領取綜援，而且大部份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香港有一百二十多萬小業主，他們會認為擁有物業便算是中產；而做白領工作的人，若是主任級以上的，又必然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此外，這群「中產」的領袖輿論，社會上所謂的傳統菁英，又大部份相信於自由主義，即講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但問題是，非常奇怪地，現在竟然是沒有一個政黨可以代表他們。
第二章：港英時代
前文指出特區政府在現時的局限條件下，不可能作出有效管治。那麼，從前的港英政府是怎樣管治香港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港英政府在先天上比特區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根據羅素的「權力論」，一個政府的統治，在最初的階段靠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然後要靠的就是逐漸建立的威望，而港英政府的威望，在香港已累積了一百五十年。事實上，在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初期，她亦不停地遭受到反對，結果她透過各種方法逐一降服之後，香港人才大致被港英政府的威望所籠罩著。
在港英政府年代，有一次，當時的布政司霍德警告香港各界別要以為港英政府是沒牙老虎，她有很多牙去咬人。此話背後的意思，是他是會運用政府權力去對付那些與港英政府的敵人。大家亦深明他所說的並非虛言﹕很多知名人士與港英政府作對，下場正是坐牢。香港人深明此理，故此多年來甘於去當港英政府的順民。
在一九八一年，我寫過一部名為《女媧行動》的電視劇，這是香港史上的第一部講政治陰謀的電視劇，也可能是史上唯一的一部，因為記憶當中，沒見過第二部了。當我撰寫劇本時，劇情牽涉到港督或港英政府，我是極小心處理的，因為那是沒人敢觸犯的禁區，也沒人敢在報章傳媒嚴厲批評港督和英女皇。這種威望是特區政府所缺乏的。她是一個新政府，而且並非由民選產生，而是假借北京而來，只是北京授權的威望。但很多香港人並不接受北京的威望。過去數十年，從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及至八九民運，中國發生的許多政治運動為人們帶來了無數的政治創傷，因此香港有些人對北京抱有非常大的懷疑。即使現在中國經濟起飛，但仍然不斷傳出社會醜聞，諸如毒奶粉事件等，亦使港人覺得中央政府雖然近年有所改善，但相比香港，仍然相差太遠。
第二個政治環境的重大變化，是在彭定康的鼓勵之下和在壹傳媒的出現之後，香港傳媒踏入了一個真正全面開放的時代。過去的媒體其實非常斯文克制，七十年代報章的娛樂版只佔一版，但現在的花邊八卦消息卻天天佔滿十多個版面，而且發明了無孔不入的「狗仔隊」。這生態環境造就了香港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若沒有公民授權為後盾，是無法有效管治的。這就是現在特區政府與以往港英政府所面對的社會的根本性分別。社會一旦開放便不能回頭，除非宣佈戒嚴，大肆拘捕異己，否則無法回到未開放前的狀態。
以前的港英政府是如何管治香港的呢？
以英國政府多年來統治無數個殖民地的經驗，她得出這樣的策略：首先，她遲遲不肯開放立法會選舉，是為了令議員不需面對民意。如果立法局像現在一般，有部份議員是由民選產生，當議員變成要面對選票的一刻，他立即便會對政府造成極大的壓力。
港英政府並非港督一人的統治，在他之下，有數以千計來自英國的高級官員協助管理，所用的整套公務員體系是由英國一手一腳訓練出來，法律體系亦是由英國直接移植過來的。所以，管治香港的人員的意識形態與英國的執政者極度接近。因為整個制度均是由英國複製過來，遠在英國的部門亦知道怎樣去指導香港公務員執行工作。香港的公務員進升至某個層次，便需要到倫敦接受訓練，就是為了要令香港的管治班子和倫敦的思維一元化，方能如願指揮。
然後，她又會透過各種咨詢委員會和立法會委任職位等方法，利用一班高等華人去進行與中下階層聯繫及溝通的任務，使下情可以上達，再作出適當的讓步。但很可惜，這一套的統治策略現時卻是完全崩潰了。
北京政府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由於她本身的制度和香港之間有巨大的差異，因此無論用多少人力物力，亦不能指揮特區政府的操作。大家可以試想想，如果由人民銀行行長指揮金管局，或由國家衞生部黨組書記高強指揮衛生署，會發生何等情況？如果這是可能的話，北京就會支持高強而不是陳馮富珍出任世衛總幹事了。
因此，我認為有效管治香港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一個真正在本地產生的政黨。這政黨必須是在本地自然產生的，其黨員所受的教育與公務員基礎上相同，價值觀亦相近，它與公務員之間才不致於產生極大的矛盾。再者，這個政黨亦有足夠的人數和政治向心力去指導、去駕御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同時，這個政黨亦要透過普選去控制香港政府﹕只有這樣，特區政府才有足夠的威望去凌駕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但問題是，在過去十年和未來的數年，這個目標卻似乎都未能做到。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博奕，一直沒辦法就如何推進這個目標達成共識。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港英政府在先天上比特區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根據羅素的「權力論」，一個政府的統治，在最初的階段靠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然後要靠的就是逐漸建立的威望，而港英政府的威望，在香港已累積了一百五十年。事實上，在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初期，她亦不停地遭受到反對，結果她透過各種方法逐一降服之後，香港人才大致被港英政府的威望所籠罩著。
在港英政府年代，有一次，當時的布政司霍德警告香港各界別要以為港英政府是沒牙老虎，她有很多牙去咬人。此話背後的意思，是他是會運用政府權力去對付那些與港英政府的敵人。大家亦深明他所說的並非虛言﹕很多知名人士與港英政府作對，下場正是坐牢。香港人深明此理，故此多年來甘於去當港英政府的順民。
在一九八一年，我寫過一部名為《女媧行動》的電視劇，這是香港史上的第一部講政治陰謀的電視劇，也可能是史上唯一的一部，因為記憶當中，沒見過第二部了。當我撰寫劇本時，劇情牽涉到港督或港英政府，我是極小心處理的，因為那是沒人敢觸犯的禁區，也沒人敢在報章傳媒嚴厲批評港督和英女皇。這種威望是特區政府所缺乏的。她是一個新政府，而且並非由民選產生，而是假借北京而來，只是北京授權的威望。但很多香港人並不接受北京的威望。過去數十年，從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及至八九民運，中國發生的許多政治運動為人們帶來了無數的政治創傷，因此香港有些人對北京抱有非常大的懷疑。即使現在中國經濟起飛，但仍然不斷傳出社會醜聞，諸如毒奶粉事件等，亦使港人覺得中央政府雖然近年有所改善，但相比香港，仍然相差太遠。
第二個政治環境的重大變化，是在彭定康的鼓勵之下和在壹傳媒的出現之後，香港傳媒踏入了一個真正全面開放的時代。過去的媒體其實非常斯文克制，七十年代報章的娛樂版只佔一版，但現在的花邊八卦消息卻天天佔滿十多個版面，而且發明了無孔不入的「狗仔隊」。這生態環境造就了香港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若沒有公民授權為後盾，是無法有效管治的。這就是現在特區政府與以往港英政府所面對的社會的根本性分別。社會一旦開放便不能回頭，除非宣佈戒嚴，大肆拘捕異己，否則無法回到未開放前的狀態。
以前的港英政府是如何管治香港的呢？
以英國政府多年來統治無數個殖民地的經驗，她得出這樣的策略：首先，她遲遲不肯開放立法會選舉，是為了令議員不需面對民意。如果立法局像現在一般，有部份議員是由民選產生，當議員變成要面對選票的一刻，他立即便會對政府造成極大的壓力。
港英政府並非港督一人的統治，在他之下，有數以千計來自英國的高級官員協助管理，所用的整套公務員體系是由英國一手一腳訓練出來，法律體系亦是由英國直接移植過來的。所以，管治香港的人員的意識形態與英國的執政者極度接近。因為整個制度均是由英國複製過來，遠在英國的部門亦知道怎樣去指導香港公務員執行工作。香港的公務員進升至某個層次，便需要到倫敦接受訓練，就是為了要令香港的管治班子和倫敦的思維一元化，方能如願指揮。
然後，她又會透過各種咨詢委員會和立法會委任職位等方法，利用一班高等華人去進行與中下階層聯繫及溝通的任務，使下情可以上達，再作出適當的讓步。但很可惜，這一套的統治策略現時卻是完全崩潰了。
北京政府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由於她本身的制度和香港之間有巨大的差異，因此無論用多少人力物力，亦不能指揮特區政府的操作。大家可以試想想，如果由人民銀行行長指揮金管局，或由國家衞生部黨組書記高強指揮衛生署，會發生何等情況？如果這是可能的話，北京就會支持高強而不是陳馮富珍出任世衛總幹事了。
因此，我認為有效管治香港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一個真正在本地產生的政黨。這政黨必須是在本地自然產生的，其黨員所受的教育與公務員基礎上相同，價值觀亦相近，它與公務員之間才不致於產生極大的矛盾。再者，這個政黨亦有足夠的人數和政治向心力去指導、去駕御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同時，這個政黨亦要透過普選去控制香港政府﹕只有這樣，特區政府才有足夠的威望去凌駕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但問題是，在過去十年和未來的數年，這個目標卻似乎都未能做到。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博奕，一直沒辦法就如何推進這個目標達成共識。
第一章：困境
回歸之後，先是金融風暴，繼而沙士，兩番蹂躪之後再喘定，我們才經歷了兩年的好日子，正是好景不常，馬上又遇上了金融海嘯。
曾蔭權的民望跌至同董建華齊平。大多數香港人認為今日的生活水平比九七前更差。我們可以為這情況找出一萬個原因，但一萬個原因中，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世界在變，這十年間變得尤其快，我們必須跟著變，方能適應這個劇變中的世界。
這世界在世紀之交時，經濟方面所經歷的最大變局，是中國的崛起。這個佔了全球五份之一人口的國家的經濟奇蹟性的增長，使世界的經濟佈局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香港有沒有、能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作出相應的改轉變，去適應這個變化呢？答案是沒有，和不能。
因為在此同時，我們陷入了政治的困局之中。
我們的政治困局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制正處於一個注定成為悲劇的故事腳本中。繼董建華失敗之後，曾蔭權再次失敗，而我們走在這條長長的隧道之中，前路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事實上，只要對香港的政制和現實環境稍作理解，便明白香港已變成了無法有效管治的地方﹕政治上的完全無能，政府動輒得咎，要推行政策時，永遠有既得利益者出現阻撓，令到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的政治結構是行政主導，今日的特首的權力比昔日的港督還要大。但是這個特首的地位是怎樣得來的呢？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間接選舉出來的。由於傳媒效應，他在當選的一刻會能得到某些民意的支持，但這些支持，卻並不實在。他實質上缺乏了廣大市民的基礎，沒有提出過令到大部份市民同意的政綱，以保證他在執政時能排除別人的反對聲音。
在特首之下，有所謂的政治任命官員，包括三司十一局，以及現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一大堆，加起來大概是三數十人。這三數十人是一班烏合之眾，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從來都是臨時拉攏成班，沒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也沒有並肩作戰的經驗。這種拉雜成軍的組合導致的結果，就是毫無團隊精神，還會為了將來政治權力而鬼打鬼。結果，這羣政治任命的官員，完全受制於十六萬公務員及數萬公共機構的僱員。這三數十名官員進入政府體系裏，就等於將三數十隻雞丟進太平洋裏去，同魚蝦蟹一起生活。
負責日常執政的一直是公務員，這個現實亦是董建華的問責制崩潰的底因。董建華末期，他任命的非公務員出身的局長紛紛中箭下馬，已令問責制名存實亡。董規曾隨，曾蔭權新任命的，也幾乎清一色是公務員出身，如此一來，與過往公務員執政的制度又有何分別呢？
使用公務員亦有很大的問題。傳統上，香港的公務員只是命令執行者，決策階層是頂層的千多名英國官員和倫敦的相應機構。當這一班公務員失去政治指導之後，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盡量不做事，以避免出錯，尤其發現連特首也不保護他們，避免他們遭受立法會和輿論的攻擊。在這情況下，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不做任何事，甚麼也「扯牛皮」。
公務員機制之外，還有立法會。
立法會裏三十個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席不消說了，最大問題反而是直選議席。這三十個直選議員要面對選民的，凡有議題出現，站在選民的利益立場上，他們無法不窮追猛打。如果他們事事贊成政府，不替選民爭取，那麼他們下次選舉時的席位便十分危險。這解釋了一些親建制出身的議員諸如陳婉嫻、田北俊等，偶爾也要對抗政府，也解釋了民建聯、葉劉淑儀在出選時為何批評曾蔭權。
立法會組成的結構，使得由香港六成選民選出的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裏長期只佔議會中少數，在泛民選民和泛民立法會議員間，造成極大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壓力團體。但這仍然不是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
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來自香港這一個開放社會，我們有七百萬不受管束的市民。香港人有主見，習慣享有自由，根本不會理會也不受政府所講的話所約束。另外，我們還有一班鯊魚群傳媒。鯊魚群在弱肉強食的定律下，只要嗅到丁點血腥的氣味，便會搶著群起攻擊，只有互鬥狠辣，方能夠生存，只要任何人稍有出錯，傳媒便會群起爭相攻擊，直至被分屍方休。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任何人當特首都是注定滅亡。更最大的問題是，正如文首所言，我們正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社會，如果政府甚麼也不做，我們又怎能去面對世界經濟環境的劇變，以及回歸以後的本地政治環境的質變呢？
曾蔭權的民望跌至同董建華齊平。大多數香港人認為今日的生活水平比九七前更差。我們可以為這情況找出一萬個原因，但一萬個原因中，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世界在變，這十年間變得尤其快，我們必須跟著變，方能適應這個劇變中的世界。
這世界在世紀之交時，經濟方面所經歷的最大變局，是中國的崛起。這個佔了全球五份之一人口的國家的經濟奇蹟性的增長，使世界的經濟佈局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香港有沒有、能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作出相應的改轉變，去適應這個變化呢？答案是沒有，和不能。
因為在此同時，我們陷入了政治的困局之中。
我們的政治困局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制正處於一個注定成為悲劇的故事腳本中。繼董建華失敗之後，曾蔭權再次失敗，而我們走在這條長長的隧道之中，前路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事實上，只要對香港的政制和現實環境稍作理解，便明白香港已變成了無法有效管治的地方﹕政治上的完全無能，政府動輒得咎，要推行政策時，永遠有既得利益者出現阻撓，令到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的政治結構是行政主導，今日的特首的權力比昔日的港督還要大。但是這個特首的地位是怎樣得來的呢？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間接選舉出來的。由於傳媒效應，他在當選的一刻會能得到某些民意的支持，但這些支持，卻並不實在。他實質上缺乏了廣大市民的基礎，沒有提出過令到大部份市民同意的政綱，以保證他在執政時能排除別人的反對聲音。
在特首之下，有所謂的政治任命官員，包括三司十一局，以及現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一大堆，加起來大概是三數十人。這三數十人是一班烏合之眾，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從來都是臨時拉攏成班，沒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也沒有並肩作戰的經驗。這種拉雜成軍的組合導致的結果，就是毫無團隊精神，還會為了將來政治權力而鬼打鬼。結果，這羣政治任命的官員，完全受制於十六萬公務員及數萬公共機構的僱員。這三數十名官員進入政府體系裏，就等於將三數十隻雞丟進太平洋裏去，同魚蝦蟹一起生活。
負責日常執政的一直是公務員，這個現實亦是董建華的問責制崩潰的底因。董建華末期，他任命的非公務員出身的局長紛紛中箭下馬，已令問責制名存實亡。董規曾隨，曾蔭權新任命的，也幾乎清一色是公務員出身，如此一來，與過往公務員執政的制度又有何分別呢？
使用公務員亦有很大的問題。傳統上，香港的公務員只是命令執行者，決策階層是頂層的千多名英國官員和倫敦的相應機構。當這一班公務員失去政治指導之後，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盡量不做事，以避免出錯，尤其發現連特首也不保護他們，避免他們遭受立法會和輿論的攻擊。在這情況下，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不做任何事，甚麼也「扯牛皮」。
公務員機制之外，還有立法會。
立法會裏三十個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席不消說了，最大問題反而是直選議席。這三十個直選議員要面對選民的，凡有議題出現，站在選民的利益立場上，他們無法不窮追猛打。如果他們事事贊成政府，不替選民爭取，那麼他們下次選舉時的席位便十分危險。這解釋了一些親建制出身的議員諸如陳婉嫻、田北俊等，偶爾也要對抗政府，也解釋了民建聯、葉劉淑儀在出選時為何批評曾蔭權。
立法會組成的結構，使得由香港六成選民選出的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裏長期只佔議會中少數，在泛民選民和泛民立法會議員間，造成極大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壓力團體。但這仍然不是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
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來自香港這一個開放社會，我們有七百萬不受管束的市民。香港人有主見，習慣享有自由，根本不會理會也不受政府所講的話所約束。另外，我們還有一班鯊魚群傳媒。鯊魚群在弱肉強食的定律下，只要嗅到丁點血腥的氣味，便會搶著群起攻擊，只有互鬥狠辣，方能夠生存，只要任何人稍有出錯，傳媒便會群起爭相攻擊，直至被分屍方休。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任何人當特首都是注定滅亡。更最大的問題是，正如文首所言，我們正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社會，如果政府甚麼也不做，我們又怎能去面對世界經濟環境的劇變，以及回歸以後的本地政治環境的質變呢？
香港的希望
蕭若元先生最新文章《香港的希望》是《香港的命運》(一)及(二)的續篇，
日前在《信報》時事版刊登的為濃縮版，收錄其中首、末兩章。
香港人網率先獨家連載《香港的希望》完整版本，讓網友更了解蕭若元先生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思路歷程！
《香港的希望》
第一章：困境
第二章：港英時代
第三章：三方博奕
第四章：香港政治光譜
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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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希望》
第一章：困境
第二章：港英時代
第三章：三方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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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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